莫言获奖了。奖金不少，折合人民币750万元。莫言说，想用这笔钱买套房，在北京买，最好离他的单位中国文联近一些。 网友们帮莫言算了一笔账：中国文联地处北京黄金地段，那儿的房子最便宜也要三四万元一平方米，档次稍微高点儿，得六七万元一平方米，对于一家好几口人同住的莫言来说，他那点儿奖金也就只能买120平方米左右而已。
奖金750万，乍一听，好像挺大的数，一说买房，就只能算一笔小钱了。这只能说明，现在房子是真的很贵。
很多年前，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知名度远远超过莫言的鲁迅先生，也跟诺贝尔文学奖有过“一面之缘”——瑞典的评委想提名他参加诺奖评选，他拒绝了。假如不拒绝，凭他犀利的文笔，凭他深邃的思想，凭他干净简练的白话文，凭他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获奖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当然，大伙对这个问题一向是见仁见智，有的朋友认为鲁迅文笔并不好，白话文很生涩，完全不配得奖，就像有的朋友认为莫言也不配得奖一样。
好吧，就算鲁迅不配得奖，他总配买房吧？今天莫言只能在北京买一套并不算大的商品房，当年鲁迅在北京能买多大面积的房子呢？
我们应该说，鲁迅比莫言幸运，他生活在一个房价低廉的好时代。
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那年，鲁迅在北京西城区八道湾胡同买了一所四合院，前后三进，占地两亩，将近30间房，院子“大得简直可以开运动会”（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峨眉出版社1947年版）。就这么一所大宅子，鲁迅从购买到入住，总共花了4000块大洋，其中175块大洋付给了房产中介，180块大洋用来交契税和过户，为了装修和安装自来水，又花了145块大洋（以上花费均见于《鲁迅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掰指头算一算，买房只用了3500块大洋。
那时候，鲁迅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里做佥事，行政级别略高于科长和一等科员，相当于现在的副处长，从1918年到1920年，他的薪水雷打不动，每月都是300块大洋。同时他还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兼课，还给出版社翻译书稿，给报社写文章，每月收入平均在500块大洋左右。假如不吃不喝不花钱，只需要攒上大半年的收入，他就能买一所相当大的四合院！
当然，鲁迅不可能不吃不喝不花钱，他的日常开销还是很大的。工作之余，他喜欢去琉璃厂购买拓片，搜罗古书，为此每个周末都要花上二三十块大洋。他还要寄钱给绍兴老家的母亲，每月邮寄100块大洋左右。他还要资助准备成家的二弟周作人。周作人留学时，学费和生活费主要由鲁迅提供。他在机关上班，又在大学兼课，同事多，朋友多，难免有一大堆应酬，碰上红白喜事，都要出钱随份子。所以鲁迅收入虽高，攒钱很慢，以至于他购买八道湾胡同那所四合院的时候，不得不把绍兴老家的宅子卖掉，最后还贷了一笔为期三个月的短期贷款。但是，这笔贷款只能说明鲁迅花钱的地方多，不能证明那时候北京的房价贵。
笔者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历史所的图书馆里见到过一批民国房契，上面很详细地记载了民国前期北京城区的几宗房产交易：
1918年10月，宣武门外菜市口53号院出售，9间房，售价680块大洋。
1918年11月，朝阳门外内水关鼓手胡同1号院出售，6间房，售价640块大洋。
1918年12月，安定门板厂胡同16号院出售，31间房，售价3600块大洋。
1919年12月，宣武门外校场四条胡同14号院出售，5间房，售价750块大洋。
1920年8月，宣武门内太仆寺街烟筒胡同2号院出售，12间房，售价1200块大洋。
1921年5月，朝阳门内豆瓣胡同11号院出售，6间房，售价420块大洋。
由此可见，那时候一所小型四合院的房款，只相当于鲁迅一个月的收入而已。
鲁迅属于民国时代的高收入阶层，他的收入不能代表普通大众，不过跟当时房价比起来，普通大众的收入也并不算低。您还记得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吧？这位年轻力壮的人力车夫努力打拼的时候，一年也能存上五六十块大洋，只要花上3年时间，他就能买得起一所三间房的小院，要是花上六七年，就能买到一所像模像样的小型四合院了。
在靠劳动吃饭的中低收入群体当中，人力车夫的收入并不算高。1920年，北京城内熟练的泥瓦匠平均月收入超过12块大洋（参见孟天培、甘博在北洋时期所做的调查报告《二十五年来北京之物价及生活程度》），换句话说，他们一年就能挣一所小型四合院。当时北京房价之低，诸位想必已经可以想见了。
北京是首都（民国后期降级为故都），首都房价尚且如此之低，中小城市的房子就更便宜了。
现在郑州有一条苑陵街，位于二七区，离火车站和二七塔很近，差不多算是郑州城区最繁华的地段，商品房均价起码在一万元左右，普通工薪阶层攒钱去买，假如不按揭的话，得努力几十年，而且还得保证房价不会进一步上涨。
而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北洋军阀张敬尧在苑陵街的房产被国民革命军拍卖，一所拥有39间瓦房的大院落，只卖了4000块大洋。还有一所6间房的小院落，以130块大洋成交（《点收张敬尧逆产地亩方尺及房屋间数地址清册》，原载于1928年《郑州市政月刊》）。
那时候工薪阶层一年能挣多少块大洋呢？据1929年统计数据，郑州铁路工人平均年收入在45块大洋左右（中国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调查结果），攒上3年工资，可以在苑陵街买上3、4间瓦房。您可千万别说苑陵街今非昔比，要知道，早在1920年，苑陵街就已经是一条很繁华的商业街了，其繁华程度仅次于德化街而已。
我承认，民国时的郑州始终是个小城市，虽然以铁路交通枢纽自居，但城市面貌相当落后，民国媒体调侃郑州，常说“郑州三不”：电灯不明、电话不灵、马路不平。截至1930年，市区常住人口也只有10万人左右。
这10万人当中，买得起房的并不多。
那位说了：“你刚才不是还说当时郑州的房价很低吗？”没错，如果单算房价收入比，民国郑州的房价是很低，一所普通瓦房的售价只相当于一个工人几年的收入。问题是，工人的收入主要都用来维持生活，一年到头不欠债就不错了，很难结余什么钱，于是攒钱买房就成了难以实现的梦想。
举个例子，1930年，郑州一个工人家庭，全家年收入160块大洋，而食品开支109块大洋，衣服开支7块大洋，燃料开支11块大洋，租房10块大洋，看病10块大洋，红白喜事随份子10块大洋，一年下来只能积攒3块大洋（参见《社会科学》1931年6月第2期），要想买一所100块大洋的小院子，仍然要付出几十年的努力，跟今天一个样。
也就是说，民国前期的房价确实很低，但是当时工薪阶层攒钱的能力更低，这样一来，就显得民国房价跟今天一样贵了。
进一步说，评价房价是高还是低，不应该只看房价收入比，还应该看看人们可以拿出多少比例的收入来买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