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29日，北京至纽约的国航CA981航班飞了3小时后紧急返航，这缘于一份美国方面提供的“航班受威胁”信息。 最终证明这只是虚惊一场，但很少提及的中美两国情报共享问题却得以浮出水面。
中美情报合作最早可回溯到二战时期，那是因为要面对共同的敌人——日本。上世纪70年代，又是为了应对共同的危险——苏联，中美情报机构再一次合作，并由情报合作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如今，面对恐怖主义、跨国犯罪，中美间的情报合作走向更深层次。
被“9·11”改变的
2001年9月11日，两架客机遭恐怖分子劫持，撞上了美国世贸中心大楼。其时已是北京时间的晚上。据前外交官吴建民的《外交案例》一书记载，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通过电视观看到了事件的几乎全过程，他当即决定召开会议。
在此之前，中美关系冷热无常，尤其是2001年4月的撞机事件让两国关系更趋紧张。白宫暂停了与中国的军事交流，加强了对台军售。但“9·11”恐怖袭击不但改变了美国人，也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以及中美之间的关系。
会议结束后，江泽民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通电话，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对死难者表示哀悼，并表示：“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忙于处理袭击事件的小布什，意识到与中国合作的重要性。他取消了许多外访计划，但仍然决定出席10月19日在上海举办的APEC首脑峰会。
两国元首在上海会面，并就建立中美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达成共识。两个月后，落实两国元首共识的后续行动就开始运作了——中美第一次反恐磋商在北京举办。自此之后，这种反恐磋商、交流反恐情报就成为一种机制在持续运行。
中美情报专家开始讨论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问题。中国向美国提供了所掌握的有关“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情报。美国也对中国提供的情报做出回应，将“东突”列为恐怖组织，并冻结了其在美国的资金。
中情局拜访北京
其实中美早在1973年时就已开始情报合作，也正是对双方都有利的情报需求，推动两个敌对多年的国家逐渐靠拢。与中国最先展开合作的是中央情报局——美国最大的且是惟一一个独立运作的情报部门。
1973年，在经过了一系列谈判后，中美双方决定先行互建联络处。双方同意在联络处互派一名情报官员。中国派了谢启美，当时负责白宫同中国接触的基辛格决定派长期从事中国情报工作的中情局特工李洁明前往北京。
与中国合作搜集苏联情报的设想，是李洁明最先提出的。
1975年，因为特工身份被《华盛顿邮报》曝光，李洁明不得不被调回华盛顿。在离开北京前，他向老布什提出建议，跟中国合作，在新疆建立情报站，观察苏联军事动态。
老布什比李洁明晚一年到达北京，担任第二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1975年，在李洁明离开联络处之前，老布什先行一步被调回华盛顿，担任中情局局长一职。
1979年，中美双方之间的情报互换机制终于开始落实。据《美国情报界》一书介绍，这一年，中国与美国达成协议，在中国新疆靠近苏联的地区，建立两个信号情报站。这两个情报站由美国中情局科技处、信号情报行动单位负责建造，由中国的信号情报机构管理。情报站搜集的信号包括苏联试验新式导弹的数据和其他军事通讯，所有情报由双方共享。
除此之外，美国还向中国提供了卫星侦查照片供测绘使用，“特别是在绘制苏联的地图方面”。
关于这次合作的详细信息，直到二十多年后才被披露。《东方早报》刊登的一篇文章提及，2008年5月，拜登与奥巴马搭档参加美国大选的时候，《华盛顿邮报》抛出重磅报道，解密当时中美在新疆的情报站运作状况。
FBI把办公室开到中国来
世界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中美情报合作与中美关系冷热不定。直到“9·11”事件后，因为共同的敌人，两国情报合作再一次向更深层次发展。
在“9·11”之后的第二年，中美几乎同时对外发布信息，美国FBI与中国公安部将互设办公室。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北京办事处要接受来自美国FBI的调查信息，并向中国公安部转达这些请求，其中可能包括被调查者的各种信息、国际组织的数据等等。同时，中国公安部也通过FBI北京办事处，向美国同行提出调查请求。
而在此之前，FBI要与中国公安部沟通信息，只能通过其在香港的办事处进行。
“在互设办公室之前，他们也会搞情报活动，但是以外交官等其他名义来掩盖身份，以后就不需要那样了，就公开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介绍说，“公安部派在那边的代表，甚至可以到他们的办公室去协商，比如有一个贪官要过来，需要美国的FBI进行协助。”
余振东就是这样被抓回来的。涉嫌伙同他人贪污挪用4.85亿美元的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余振东，2001年由香港出境，取道加拿大到美国。为了将其抓捕回国，中国相关部门迅速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司法部取得联系，请求美方在查找逃犯下落，冻结及扣押犯罪资产等方面提供协助。
2004年4月16日，FBI与公安部互设办公室还不到两年，这个机制的作用就初见成效，几名FBI特工将余振东押解回中国。这也是美方第一次向中方遣返重大经济犯罪嫌疑人。
随着中美双方交流互动的不断加深，其情报交换、合作的领域，已经不仅仅限于反恐、安全这个范围，在打击毒贩、跨国犯罪、经济犯罪等问题上，其信息交换渠道越来越通畅，交换方式也越来越便利。
“获得情报不用你死我活”
2009年10月8日，《华盛顿邮报》记者比尔·格茨在该报的“圈内”专栏爆料称，中国军方的一位“高级情报官”曾于前段时间秘密访美，就两国间许多议题与美国情报界人士交换了意见。同时，该情报官员还向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罗纳德·伯吉斯将军发出回访邀请。
国内某知名新闻媒体注意到了这则消息在美国引起的大量猜测，但显然对这种猜测不以为意：“就算美国军方透露的消息属实，中国军情部门派员赴美开展交流，也属于促进互信的正常举措，不值得大惊小怪。”
2011年陈炳德上将访美也在中美两国间引起了巨大的关注。据公开报道，除了各军区的高官外，总参情报部部长杨晖也随团出访，还是前所未有。
2012年4月，来自美国国防部、海军陆战队、核安全管理委员会、美国外交全国委员会等部门的高级官员来到了清华大学，参加该校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中美高级政府官员培训班”。
与第一届培训班相比，这次受训的美国官员中来自军方和情报分析部门的负责人比例有了很大攀升。“两年前的第一届是35%左右，今年则达到一半。”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说。这种直接交流，也改变了双方的情报生态。“现在，获得这些情报信息，不像过去非要你死我活了。”
摘自《看天下》2012年第2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