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隆冬终于熬过去，春天里我要去辽南进行毕业实习。 军队医院的大院里，马路两旁的参天杨抽出了鹅黄色的细叶子，朝南的墙根下，小草透出茵茵的青色来，寸长的草丛里零零星星散落着不知名的碎花。
辽南的春天就这样来临了。医院里的病人越来越多，我的实习工作也越来越紧张。一天，上级医生安排我主管一位病人，当我拿着病历夹，走进病房准备采集病史、查体时，猛然发现这是一位十七八岁白白净净的姑娘。她母亲知道我是谁之后便低声告诉我：“她乳房上长了个疙瘩，都半年多了，我这个做母亲的才知道。”母亲说完，姑娘的脸“刷”地变了，红红的脸上，一双细细的柳叶眉紧紧地皱在一起。我不知道她是在担心自己的病痛，还是害羞我是男医生。其实，我也有难处，心里忐忑不安，转身跑回办公室请教员给我换个病人。教员是位四十多岁的女大夫，她大大咧咧地笑道：“哎呀，这是啥事嘛，你将来遇到的年轻女病人还多着呢!以后怎么办?再说我哪有时间写这种小小的病历，你不但要写病历，还要在病历上把肿块的位置画清楚，将来手术也得你做，快去!快去!”我真是进退两难，硬着头皮往回走，在长长的走廊上，我的脑子乱极了，活到22岁，不要说去触摸女性的乳房，我就连见也没有见过这神圣的地方。不知是走廊太长还是我的步子太慢，我在深刻地批判自己：这是啥事嘛，还不是你自己心里有鬼，作为一名医生这是履行自己的职责。于是，我快走了几步，却马上又慢了下来，脑海里翻腾着一位中国大文豪那句刻薄的话：医生是职业流氓，当他们把手伸向女人的乳房时，还显得那样高尚。其实，这位早年留过日的文豪也是出身于医生，我不知道他如何想出这尖酸的语言。我又被“职业流氓”吓住了。进门前我突然想到了母亲，我想不光是我，每个人在呱呱坠地独立行走时不都是叼着自己母亲的奶头，捧着自己母亲的乳房吗?乳房是每个母亲肌体的一部分，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繁衍千年万年的不竭甘泉，只是人们长大成人后有的忘却了而已。只要我的手伸向这位姑娘乳房的时候，心头还没有忘却，那么我就不可能是职业流氓。我整了整军装和白大褂又走进病房，她母亲笑着对我说我已经做好她的思想工作，叫她不要为难你这位小小实习生了。我大胆地叫病房里的男陪人都到外面去，向她母亲问清了病情之后，她一声不吭解开上衣所有扣子，正撩起内衣，我示意她不用了，我想就这样大概是可以的。没想到触摸了几下还是不清楚，她从背后抠抠摸摸半天，把内衣里当时我并不清楚的兜兜提到脖子根上，这一下隔着薄薄的衣服我检查得十分准确，这是一个核桃大小的肿块，按外科教学书上的描述，结合她这般年龄，我给下的诊断是左乳腺纤维瘤。
一份完整的病历和一幅清清楚楚的描述图放在教员的办公桌上了。第二天便开始手术，在无影灯下，等我铺上无菌手术巾，将20毫升的局麻药打进她的皮下之后，我却再也摸不到这“小核桃”了。我急得满头大汗，女教员抓住我的手使劲往下一压，并将我的食指和中指分开，顿时这“小核桃”便在我的手下清清楚楚地凸现了。我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切了一个仅两公分长的切口，我不忍心再多划1毫米。没想到教员笑着说：这小口子你能将瘤子整出来?到最后还不害我重来!我认真地说了一句：她将来还要给孩子喂奶呢!教员说：以乳头为中心做放射状切口，再长也不影响将来的事。我心里想：长了总不美观嘛，整不出来再延长也可以。瘤子从这个小口子完整地切下来后，拿到病理科做切片化验，以防万一是恶性的。在等结果的时候，教员出去洗澡，她知道这种切片是例行公事，根本没什么意义。手术室里死一般静寂，只有挂钟在“滴答、滴答”作响，剩下的就是她和我的呼吸声。不知多长时间过去，电话铃响起来，我带着无菌手套无法接电话，教员又在隔壁洗澡，我只好用肘拨开电话，把头抵在桌子上，这时她说了句：“我起来接吧，我一点也不疼。”我急忙说：“你可千万不能动，还没缝皮肤呢!”这是我俩说的惟一一句话。电话那头传来：xx x，女，18岁，乳腺良性腺瘤。我用细针细线只缝了三针手术就结束了，她自己走回了病房。
春天很快过去，盛夏来临。其实，东北的盛夏并不像想像的那样凉爽，也是很热的，我和同学们抽空去了趟丹东，还爬了一趟千山，便收拾行李准备返校了，返校后还要参加紧张的毕业考试。这一年在辽南是充实的，我学到了不少临床技能，每个教员给我写的评语更让我兴奋不已。我身背军用背包，怀揣实习鉴定本，和同学们爬上了进入关内的火车。车窗外，那座跨铁轨的木头天桥静静地卧在骄阳下，我猛然发现天桥的长廊上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正目送着我们。难道是她吗?她不是春天里就出院了吗?她怎么会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返校呢?火车迟迟没有开动，车厢里闷热难挨，我们的军装都让汗浸透了。就在这时我看清了，正是她！只见她从长廊上跑下来，热风撩起她的黑发和洁白的长裙，她奔到月台上，匆匆忙忙买了一捧冰棍，从窗口塞进来。车在缓缓移动，我双手接过冰棍，连声“谢谢”都没想起来说，车速在加快，她的身影在往后退，迅速退到只剩一个白点了。这时，我一数冰棍正好九根，她连我们一行九人都知道，同学都在笑我，我给他们每人发了一根，可谁也没有吃，我们穿着军装是不能吃东西的。就这样，我手里捏着一根冰凉的冰棍离开了辽南。
1996年11月21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当晚的《焦点访谈》播出了我行医十几年的事迹，我当时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做报告，我爱人在家里接到无数个电话，其中有一个令她十分惊讶的电话。电话中，我爱人得知她询问了一圈才找到我家的电话号码。她告诉我爱人，当时这个小切口对她是多么的重要，现在，她的儿子都七八岁了。她在麻纺厂工作，虽然眼看就要下岗，但家庭十分和睦美满。
十几年过去了，她仍然记着我。那时，我真切地感到了一个医生的幸福和温暖。
(林林摘自《女友》2000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