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搏击俱乐部》是一部亦真亦幻的电影，它所讲述的是精神病人杰克在不自知的情况下，创立、发展所谓的“搏击俱乐部”，并以此来反抗消费秩序的一系列荒诞离奇的故事。 该片的叙事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一部线性叙事作品，而实际上该片的叙事并不能用传统的叙事结构进行划分。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在1972年出版的《叙事话语》一文中，对叙事声音和叙事眼光作了区分：“叙述声音”即叙述者的声音，“叙事眼光”指充当叙事视角的眼光，它既可以是叙述者的眼光也可以是人物的眼光。以《搏击俱乐部》为例，在泰勒不在场时，叙事声音和叙事眼光都来自“我”(杰克)；而当泰勒在场时，其占据了叙事视角的主体位置，叙事声音和叙事眼光出现分离。正如杰克所言，“我知道是因为泰勒知道”，影片由杰克的直接叙述转为对泰勒的间接叙述，由此产生了两种叙事眼光，而叙事声音的来源却一直没有改变。相较于惯常的多段式交叉叙事而言，两种叙事眼光交叉叙事的连续性更强，在一两个镜头间就能完成“杰克眼光”到“泰勒眼光”的无缝转变，丝丝入扣而不易被人察觉。此外两种眼光的存在也是对所谓“结构中心化”的消解。
“杰克眼光”：无止境的消费者
影片中的杰克看似过于极端，但导演大卫・芬奇似乎就是要把消费社会对人的种种异化投射到这个角色上。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从杰克身上我们总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杰克是一名保险公司的汽车事故鉴定员，每天不是在交通事故现场就是在去那里的路上。杰克一天到晚奔波不停，与之相伴的是死尸和废铁。程式化的工作让杰克毫无同情心。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不近女色，不暴饮暴食，唯一能让他兴奋的是翻看家具产品目录。他无休止地购买成套的家具，甚至有瑕疵的玻璃杯，因为那代表手工制作。但这样的快感转瞬即逝，留下的是无尽的空虚。杰克在影片之初就是以这样一种典型清教徒的形象出现的；而后现代消费理论普遍认为自十九世纪以来，清教徒伦理一直左右着工业体系的建立。“清教徒似的伦理，加上它所涵盖的升华、超越、压抑(简言之，精神上的)的内容困扰着消费者和需求。这种伦理从内部推动着消费，并赋予后者以强制性和无限性。清教徒似的意识本身在消费过程的作用下变得很活跃：众所周知，使后者变成重要的社会控制和归并要素的正是它。”(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57页)清教徒伦理广泛压抑人的七情六欲，却以层出不穷的消费品取而代之，并产生出一种特殊的消费体系。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杰克们都处于受控制度一方，他们的欲望被工业社会所扭曲，并借由商品之名批量生产出来，目的就是在于更易于控制。不过这种扭曲的欲望无法使人真正满足。后现代消费理论认为消费者需求得不到满足是因为这种需求不是对某一物品的需求而是对差异的需求。“对物品的独占是无目的性的。表面上以物品和享乐为轴心和向导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指向的是其他完全不同的目标：即对欲望进行曲折隐喻式表达的目标，通过区别符号来生产社会编码的目标。”(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59页)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杰克迷恋有瑕疵的玻璃杯，并不是因为它的使用价值，而在于其符号价值――手工制作――代表着稀有和高贵。消费就是建立如此种种的符码系统，这一系统根据一种无意识的社会制约凌驾于个人之上。据此，后现代消费理论将消费定义为是排斥享乐的。列维・斯特劳斯指出：赋予消费以社会事件特性的，并非它表面所具有的那些天性(如满足、享乐)，而是它赖以摆脱那些天性的基本步骤(这一步骤将它规定为编码、制度、组织系统)。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乐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和区分之上。
排斥享乐的消费系统会给孤立的个体造成怎样的后果呢?在影片中消费者杰克借助商品目录上琳琅满目的家具来使自己符号化，他甚至把买来的家具视做自己的一部分，这充分显示了其对于商品符号的依赖。但这些东西注定是无法满足其自身欲望的。所以杰克彻夜失眠，痛苦不堪，他拥有的家具越多，就越难把握真实的自己。长久以来，杰克一直在与自己潜意识里的各种欲望作着艰苦的斗争，而那些各式各样未获准许进入意识的原始冲动就像越积越大的火药库一样，一点即炸。杰克终于爆发了，而且是以一种他本人都无法察觉的形式。
“泰勒眼光”：批判与反抗
略显沉闷的影片前半部分在泰勒・德顿的出现后急转直下。杰克出差回家，发现自己的小公寓在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中化为灰烬。杰克赖以建构自身的商品一个也没留下，他发现自己的世界被彻底摧毁了，万念俱灰的杰克戏剧性地选择了求助于泰勒――一个刚在飞机上有过一面之缘的乘客。泰勒无条件地接纳了杰克，让他搬进自己的栖身之所，那是一幢被废弃许久的老屋，水电都是从外面偷来的。在影片中我们看不到泰勒哪怕一次自掏腰包地消费，虽然在城市里生活的他不可能自给自足，但他却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对消费世界进行着抵抗。泰勒不留情面地嘲笑杰克为自己用不着的东西买单，而他的口头禅是“抛弃一切，才能获得自由”。事实上他确实是这么做的，他甚至对别人抛弃之物加以利用。泰勒从美容院拣来抽脂手术后留下的人体脂肪，然后在老屋的地下室将这些脂肪加工成肥皂，并进行出售，以此达到对现有消费秩序的二次利用。
人们到美容院进行抽脂手术需要花费金钱并忍受痛苦，是为了使自己看起来更苗条。如果研究历史或者聚焦一些边缘文化，就会发觉苗条和美并不存在必然联系，而只是消费社会所建构的一系列谎言。但在消费社会里美却与苗条密不可分，这一点在时装模特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消费理论发现，时尚中并不存在一种自我区分的符号，而只是对立形式符号。“它们作为区分符号轮流交替以使物资得到更新，而且它们并不绝对排斥对方。然而在‘线条’这一时尚的突出领域中，自相矛盾的是时尚循环却不再起作用。其中必然有某种比之区分更加基本的东西。而它应该是我们所看到的、在当今时代建立起来的、与自己身体同谋的模式本身相联系着的。”(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第134页)这种对身体的牵挂本身却是自我矛盾和消极的，总是伴随着压制性关切。保持身材苗条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就是卫生保健，它把个人卫生和健康联系在一起，从而体现了现代文明的优越性。“对于那些渴望要向上攀爬的人来说，个人卫生是至关重要的一方面，必要时时刻刻留心。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洁净的双手、洁白的皮肤、苍白的胡须再加上纯白的砂糖，就已经成为了优雅文明的象征。到了1900年，肥皂已经脱离了本身的清洁的含义，象征着一种去除一切堕落、享乐意味的清洁，适应了当时生产实践主义的发展与全社会对于加强控制的要求。”(杰・李尔思，《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第119页)影片中泰勒的主业就是肥皂商人，但泰勒出售的不单单是肥皂，也是一种来自消费世界的控制；而那些为自己“多余”脂肪二次买单的顾客却声称“你卖的肥皂是最好用的”，这折射出他们可悲的受控状态。
在消费社会里，对身体的压迫无处不在。小心翼翼地防止身体和欲望之间的任何沟通，但无论是节食还是禁欲都无法使人同自己的身体达到和谐状态。而泰勒的目标就是反抗这种现有的消费秩序，他要求解放身体、获得自由，于是搏击俱乐部诞生了。作为反抗消费控制的最高形式，搏击俱乐部的目标是释放人身上共有的破化潜能，并由泰勒指引着对现有消费秩序进行摧毁。弗洛伊德曾说：“我们在自己的内心中可以觉察到这一进攻倾向的存在，而且正确地设想它也存在于其他人身上。这一倾向的存在是扰乱我们和邻居关系的一个因素，并且迫使文明耗费了如此之高的能量的代价，由于人类的这一原始的互相敌视的缘故，文明社会永远存在着崩溃的危险。”泰勒正是充分掌握了这种心理，而他的计划也几乎成功。
影片的结局可能会让部分观众感到失望，随着杰克发现泰勒只是自己臆造出的另一个自我，大破化最终功亏一篑。但如果对影片双重叙事眼光所处位置进行考察，这样的结果并不算意外。除去影片末尾穿插的一些客观镜头(第三人称或无人称)，杰克始终都能占据叙事声音所有者的位置，并将另一个自我――泰勒――置于他者位置进行间接叙事。杰克是主流意识在电影中的化身，他不会接受现有消费秩序的毁灭。所以说，《搏击俱乐部》是好莱坞电影对其所属文化的内部反思，这种反思如同影片一样矛盾重重。大卫・芬奇如惊雷般地抛下一串串问题，却拒绝给出标准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