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是孤陋寡闻，不知道在我们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境内,在达斡尔族聚居的莫力达瓦旗有一支女作家队伍。这里地处北国边陲，远离喧嚣，远离时尚，但教育、文化素来受到高度重视，一批有顽强创作力的女作家相继成长起来。她们于贫寒中坚守，在互相砥砺中前行，素朴不失瑰丽，内敛却芬芳四溢，如闪烁繁星，璀璨了北疆文艺的苍穹。
对家乡故里的热爱是这些作家最为突出的特点。对莫力达瓦土地山河的无限深情，始终流淌在这些作家的血液中，成为她们创作中最为昂扬的鲜明旋律。“啊，嫩江，你清清的流水，蓝蓝的波涛，白白的浪花洗涤了我纯洁的心灵，诚实的感情。你那奔腾澎湃的气势，赋予我倔强、亢奋、勇于进取的性格，你的流水像母亲的血液一样，在我的肌体内奔流！”（敖文华《嫩江，我蓝色的摇篮》）就是她们最真实的心声。她们大多保持着与土地的密切关系，对自己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感，就如同萨娜在小说《拉布达林》中描写的那样，成长起来的女儿即使一度离开故乡，最终还是要回归故土，抛弃掉生活给自己留下的伤痛，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对本民族强烈的认同感、维护意识，也是这些女作家们创作的共同母题。这十位女作家除大部分是达斡尔族之外，还有三位分别是鄂温克族、锡伯族。乌热尔图说过：“在我的身后，站着一个民族。”她们共同以这句话作为对自己民族认同的警示。讲到自己的根脉，便会说：“莫力达瓦，充满乐感，充满了我祖先的印记，我对这个名字产生了深刻的认同感，并以拥有这个名字为荣。”（苏莉《旧屋》）她们深刻地意识到自己身上责任的重大：“要想让外界的人们知道我是达斡尔人，我知道我还需做出不懈的努力！”（苏都热・华《母鹿――苏娃》）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保留着达斡尔民族特点的民居、行当甚至风俗正在远离人们，女作家们如苏雅喟叹的那样，常常心情十分复杂地眼看着民族文化悄悄地流失，“像隔着无法逾越的大江看着娘家在着大火一样，忧心如焚。”（苏雅《正在悄悄流失着的痕迹》）
浓浓的亲情、深深的友情，是这些作家创作中表现出的另一显著特点。在这十位女作家的作品中，篇幅占有相当大比重的是对亲情、友情的吟咏，没有哪位作家没有写过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姑姨、婶嫂。而最让人难忘的是，她们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深情地抒发过自己对母亲的特殊情愫。她们不仅视母亲为自己生命的来源，也视母亲为生活与事业的守护神，正如敖蓉说的那样，自己的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达斡尔族妇女，“母亲活着的全部内容：劳动、生儿育女。简单得像一条直线，透明得似一泓清泉。”（敖蓉《草原深处》）这批作家大都经历过十分困难的童年，在她们的记忆中，母亲几乎是独自承担着全家最沉重的负担，进行着最顽强的拼搏。她们生育、奉献、牺牲，不停劳作、不停付出，干最苦的活，享受最低的人生乐趣，以全部生命守护着自己的孩子，拼命维持生存与舐犊之情两者往往面临艰难取舍，其间更彰显了她们品格的坚贞。比如阿凤就写道，过去为了维持生活，母亲不得不每日外出采果，但“妈妈采野果的经历很快结束了，一天妈妈拖着疲惫的身子，挎着筐往家走，远远看见没人看管的哥哥姐姐趴在无盖的井沿往里看。妈妈吓得把筐扔到地上，悄悄地往前走，不敢喊，怕吓着哥哥姐姐反而掉下去。妈妈走到他们身后一手一个抓住哥哥姐姐，妈妈才松了一口气。妈妈再也不去采什么了。”（阿凤《没有记忆的经历》）一个母亲护犊情深的形象跃然纸上。
女性在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境遇就像雷志芬描述的那样，往往是“美人迟暮”，并在种种别人难以想象的尴尬与无奈中隐忍。实际上，这种状况就是作家们人生遭际的真实自况。众所周知，女性所背负着沉重的传统因袭向来就多于男性，少数民族更是如此，如果再爱好写作，想在事业上胜人一筹，遇到的险阻更是难以想象。这些女作家们有的出生于自然灾害时期，有的成长于贫寒家庭，有的经历了失学、离异、大病、失业等重大人生变故，尤其是在婚姻家庭、工作事业等方面的复杂情势和困难局面，说起来真让人唏嘘。但她们对文学的赤忱热情始终没有变过，她们在逆境中坚守、在困苦中奋斗，默默地在文学的旅途上跋涉、前行，耕耘着、收获着。这是她们给社会和自己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女作家们既能以小说飞扬自己的才情，又能凭散文直抒胸臆。她们的创作在思想品格上是进取的、求美的，在艺术上则素朴率直、不事雕琢，同样给人留下难忘印象。她们的创作大多来自内心的真挚。她们那些带着生命本色的写作往往会模糊虚构与纪实的分野，消弭散文与小说的界限。比如，张华的《母亲家族》以第一人称对“母亲”前生今世所进行的深沉回望，字字血、声声泪，真真切切，人们难以相信这是虚构，但也不愿相信这就是事实。苏晓英曾以第三人称讲过一位女性作家朋友的家庭变故：丈夫陷入金钱和美色的泥沼后意外惨死，怅然若失的女主人公，“把人生所遭遇的曲折一件件地写出来，也不知送走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不清哪些是虚构，哪些是真事。”（苏晓英《没谁为死者判刑》）这些手法都给人以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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