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是读者喜爱与尊敬的作家，在路遥离世的这些年里，读者的追忆与思念仍在继续。路遥去世十周年之际，西安、延安两地召开了纪念路遥的学术活动。路遥去世十五周年之际，人们的怀念之情有增无减。延安大学召开了“路遥逝世十五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西安街头有大学生竖起路遥的巨幅照片，西北大学学生社团开办了“路遥官网”，人民文学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延安大学等单位出版了几种路遥纪念集和评论集，相关的学术专著不断出现。可以说，作为一个以生命书写人生的作家，他对读者对青年人抱有关怀、宽容之情，因而他一直活在读者心中。
早期追忆路遥的文字对路遥的书写和评价常常是感情多于理性。这一方面来自作家对书写姿态和自我形象的塑造，另一方面也归因于作家中年早逝带给人们的伤痛与惋惜。近来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以学理的、客观的目光审视路遥及其创作，发现路遥存在缺陷，这些缺陷来自作家自身思想认识、创作方法的局限。梳理这些不足与局限，有利于正确而客观地评价路遥及其小说创作。当然，路遥在当代文学史上的成就不容置疑，笔者另有文章论述路遥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和文学成就。
一、创作主要来自自身经验
路遥早年出生于贫寒的陕北农民家庭，父母一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因为家庭贫穷，父母将长子路遥过继给了他在延川的伯父。在同样困难的伯父家中，路遥坚持上完小学和中学，“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成为延川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后返乡劳动。后来，因为他突出的文学才华，才以临时身份在延川县从事文艺创作，之后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直到大学毕业分配至《延河》编辑部工作，路遥才真正以合理的身份、较好的条件开始文学创作。
路遥的创作素材主要来自自身的经历和感受。他的小说，故事背景发生在陕北，主要描写年轻人为理想为生活而奋斗的思想与感情经历，爱情故事也完全是在当时农村与城市融合背景下发生的，时间也与路遥文学创作的时间完全一致，甚至个别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带有非常强烈的自传色彩。创作来源于生活并且高于生活，绝大多数的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不能脱离自我的生活和经验。但是，这一点在路遥身上表现得更为突出，甚至有些过于偏执。童年家庭的穷困，过继后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年轻时一场终生难忘的初恋，与北京知青林达并不成功的婚姻，在创作高峰期却身患绝症，这些成为路遥挥之不去的紧紧缠绕的创伤记忆。路遥终身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创作理念，陕北成为作家时刻思念的精神家园。如果不了解作家的生平，仅凭阅读作品，前后叠加印证也可以了解作家的心路历程。
路遥的这种局限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作家的思想认识。路遥是陕北农村成长起来的作家，他更多地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濡染，加之陕北相对封闭的环境，作家的思想是传统的、内向的。在进入城市后，作家在都市生活中仍然处于传统与现代、乡村与都市的生存焦虑中，路遥的精神世界不能更好地协调它们之间的矛盾，路遥的小说具有乡土性、民间性、传统性。自身经历的特殊，学养的单纯(路遥只是在延安大学期间接受了三年正规的教育)，加之作家性格的固执，使得路遥在创作上必然只是拘泥于自身的经验和感受。
如果路遥不写陕北的生活又要写什么呢?有研究者指出，路遥过早离开人世也许是一种幸运，如果作家继续活着，创作的经验又已消耗殆尽，作家下一步的创作又如何继续呢?“假如路遥还活着，他会不会进行商业化写作?尽管答案无从确证，笔者还是坚持作否定回答”，“这种对个性的坚持却极有可能遭遇这样的结局：由于整体写作氛围以及批评体系的市场化(批评的媒体化、行为化、表演化)，而使得个别作家的‘力挽狂澜’带有悲壮性，从而在众声喧哗中成为微弱的不和谐声音被忽略不闻，尝尽寂寞滋味。”
二、创作呈明显的模式化倾向
路遥的创作更多讲述农村青年人，特别是参加高考而落榜的青年人的生活和爱情，小说呈现出模式化倾向，小说中的人名与地名都有重复之处。例如《月夜静悄悄》与《人生》中都出现了高明楼这一人物，而这一人物都是农村中的精人、能人。具体来说，叙述方式、洪水情节、爱情模式、意象符号都呈现出一定的模式化倾向。
路遥小说文本第一个模式化倾向是叙述带有很强的主观性。语言与结构也显平淡与板滞，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小说文本的张力与内涵。由于路遥对高加林、孙少平、马建强等主人公的偏爱，使得他在某些时候会跳出叙述，在故事中插入自己的评论。“亲爱的读者啊”“让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发生的事情”等成为路遥惯用的表达。“十多年前，我第一次接触路遥的作品时就被他的作品深深打动，然而，当我重新阅读路遥的作品时，竟发现自己的阅读感受和十多年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曾经感动我的、让我心痛的那些苦难、艰辛、崇高、伟大、英雄气概、受难精神竟引起了我的一丝反感，并由此心生警惕，从中读出了作者的某种矫情、夸张、偏执和狂热。”文本的直白在很大程度上使作品只能经得起一次阅读，缺乏世界名著那种反复阅读而总有收获的文本的张力。
第二个模式化倾向是小说的爱情模式。通常，路遥笔下的男主人公是非常优秀的，他们不仅有着较好的外貌，更有过人的才华和强大的精神力量。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虽然遭到现实的阻抗，主人公却不会因此而退缩，反而显示出强者的英雄气概。这些男主人公，往往会受到乡村女孩和城市女性的青睐，而与他们对应的都市男性，尽管有着优越的家庭出身和工作条件，也不能和这些农村青年相比，在爱情的角逐中，城市男性成为乡村男性的手下败将。路遥小说的爱情模式通常以三角恋的形式出现，而“路遥小说中的城乡三角恋，往往是农村女性比不过城市女性，而城市男青年比不过农村男青年”。高加林不仅外形“健美”、“修长”、有“男性美”，还有许多手艺：会写文章、会修电灯和收音机、会开拖拉机。在洪水报道中，还显示出英雄新闻记者的大无畏气概。孙少平的形象是“两条瘦长的腿”，“鼻子像希腊人一样又高又直”，“个子在班上最高”，这表明孙少平是身材高大、外表冷峻、体型清瘦的年青人，套用现在的新词汇，孙少平也可堪称“型男”。路遥对带有他心灵折射的主人公有一种偏爱，这种近乎完美的描写，实际上是路遥的一种自我假想或是自我塑造。
第三个模式化倾向是小说的意象。出现最多的是雨雪意象。路遥爱雪，雪常常令他欣喜，也令他忧伤，雪常常与路遥初恋的记忆相缠绕。在《早晨从中午开始》一文中，就有专门的章节提到他对雪的喜爱。《路遥全集》收录路遥小说20篇，未收录短篇小说《不会作诗的人》和《在新生活面前》)；这20篇小说没有涉及雨雪天气的有《月夜静悄悄》(月夜)、《生活咏叹调》(冬日)、《卖猪》(盛夏)、《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年三十，对天气没有交代)、《父子俩》(夜晚，黄河岸边)5篇，也就是说，路遥小说篇目中有四分之三不同程度地涉及了雨雪意象。此外，路遥小说还喜爱用桥、单位大门、饥饿、洪水等意象。桥 往往承载主人公的情感往事，巧珍与加林相识在桥，分手在桥；单位大门往往是城市阻隔农村人的象征，也象征着政治权力，如巧珍第一次走进县委大门，薛峰第一次走进同学家所在的军区大门等；饥饿则显示了主人公外表的困顿与精神的坚强，如马建强和孙少平的饥饿体验；洪水则衬托人物的英雄气概，当然人物的英雄气概主要来自作家的英雄主义倾向，如高加林在洪水中冒着生命危险去前线采访，孙少平勇救落水的侯玉英，杨启迪在洪水中救起被困的张民(《夏》)，等等。
三、故事题材、人物性格雷同
通观路遥的全部小说，在题材方面存在雷同。早期，路遥主要写“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的故事，小说带有极大的时代印记，这也成为小说的时代局限。在《路遥文集》编选时，路遥去掉了文革期间的所有作品。到后来，《姐姐》《月下》《风雪腊梅》乃至《人生》发表，作者在同样的农村题材中挖掘了社会现实意义，显示出“深沉”“宏大”的美学风格。路遥小说的题材描写的是农村知识青年在为理想奋斗的过程中，在现实生活所遭受的困难，由此引起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经历，重点描写在城乡差别的社会现实面前，这些青年人的困惑与经历。《姐姐》写姐姐爱上了在农村插队的知青高立民，高干子弟高立民在考上大学后却以没有共同语言为由提出与姐姐分手；《痛苦》描写高大年因为落榜而遭到同为乡土出身的女友的抛弃，高大年第二年发愤苦读考入北京的大学；《人生》中高加林由乡入城抛弃了有金子般心肠的巧珍。纵观这些小说，都延续了“痴心女子负心汉”的传统素材，分手的原因都是“城乡差别”，在题材上存在雷同。而《平凡的世界》更被公认是《人生》的加长版，研究者普遍认为少安少平兄弟是高加林的两面，一个留在乡村，一个进入城市。
路遥喜欢安排主人公在郊外放飞心情，高加林与黄亚萍、孙少平与田晓霞在这里度过了美妙的恋爱时光，而满怀忧伤的润叶也在这里告别对少安的朦胧的爱情。严格说来，郊外不属于城市，它靠近城市，在城市的边缘。路遥选择这样的地方，让主人公的心境在这宁静的城市边缘放松，其实也正是路遥心境的放松。在都市的喧闹中，来自乡村社会、带有深刻乡土印记的人无法宁静、无法舒展，只有离开才能放松这种紧张与不安。表面是一种无意的描写，实际是作家内心的真实写意，也隐喻着路遥只能走到城市的边缘，无法接近真正的城市内核。也许，只有等到路遥的下一辈人。在城市中生，在都市中长，完全不受乡土文化的牵制，才能真正从心理上认可都市、接纳都市。
路遥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也存在雷同。他笔下的农村青年大多才华出众、性格坚定、富有爱心，甚至有英雄般的见义勇为精神。路遥对他笔下的农村青年都存在很大程度的偏爱，就连不识字的巧珍也是心灵手巧，情感丰富。而与之相对应的，出身城市甚至父母是高官的城市青年却不如这些农村青年，例如高加林与张克南，孙少平与顾养民、高朗。可以看出，因为路遥出身农村，不仅对这些农村青年存在偏爱，而且描写得也很成功，其他类型的农村人物描写得也很到位，如田福堂、孙玉亭、德顺老汉等。而对于城市人以及政治人物，比如说高官乔伯年，就显得单调与平板，对他们的描写更多的来自作家的想象。
路遥崇尚权力，或者说因为家庭出身的底层使得作家对于权力阶层有更多的崇拜与渴望。路遥小说里大量出现了权力阶层，与高加林们打交道的城市青年，都是都市权力阶层的子女。兰兰(《月下》)嫁的是卡车司机、商业局长的儿子，马建强的同学吴亚玲的父亲是武装部长(《在困难的日子里》)，田晓霞的父亲更是官至市委书记。
由于自身性格的保守，路遥除了技术方法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而拒斥现代的小说创作方法外，还表现在他的描写只局限于乡土社会，最远路遥也只走到了似城非城的太牙湾煤矿。都市描写、都市生活路遥很少涉及，即使描写也没有叙述乡村那样得心应手，富有诗意。
正如李建军所言：“他的写作，是道德叙事大于历史叙事的写作，是激情多于思想的写作，是宽容的同情多于无情的批判的写作，是有稳定的道德基础但缺乏成熟信仰支撑的写作。”虽然路遥的文学创作存在一些不足与局限，但这些不足与局限并不妨碍我们继续阅读和研究路遥，只是让我们正确理解路遥、评价路遥。他敏锐地捕捉了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城乡交叉地带的社会生活，留下了高加林、孙少平等经典的艺术形象，他的小说文本带给读者以温暖和鼓励，他成为当代文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而被读者长久地缅怀与追忆的作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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