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我这个农机技术员调入北京作家协会时，抬头一看，这里的专业作家犹如参天大树，老的有萧军、杨沫、端木蕻良、雷加，中年的王蒙、邓友梅、从维熙、刘绍棠，结束“流放生涯”后，佳作如井喷，被誉为“重放的鲜花”。我有心向他们学习，却不敢交往。介乎大树和井喷之间，有个半老不老的林斤澜，开会与我同住一屋，擅长打呼噜，早起又笑眯眯地道歉，“呼噜打得水平不高，你凑合着听吧。”即令如此，我还是愿意跟他“同居”。后来待遇提高了，开会也好，旅游也好，住单间，得空儿我就往林斤澜屋里跑。不光是我，他屋里常聚集三五位文友，聊大天儿。聊天――谁创造的这个词？妙不可言！天空有多少鸟，云彩是啥形状，百无禁忌，畅所欲言，谈文论艺，自由浪漫。“话不投机半句多”，人家自然不来，也没谁请谁来。“人逢知己千杯少”，以茶代酒，也可清心醒脑。此种场合，能学到好玩意儿。我学写剧本时，住在上海电影厂文学部，文友们就常聚到李屋里聊天，听他神聊神侃，通宵达旦。“某某写了半辈子剧本，至今没明白什么是戏？北京的小青年都懂，从影院出来，说声‘没戏’，这部影片也就盖棺论定了。”林斤澜屋里谈论的是“文”，你说说，什么是文学？哈，敝人在“反右”后一度失业，穷而为文，卖文糊口，那是文学吗？我想在林斤澜的聊天室寻找一把金钥匙，也好跨入文学之门。
北京作协的一次党支部会上，浩然因为广东批评他的《金光大道》，不服气，说“我写小说态度是真诚的”。林斤澜说，“你对政策是真诚的，对农民、对生活，不真诚”。杨沫说的则是《芳菲之歌》她写了8年，因为受到（当时）文艺政策“三突出”的影响，现在怎么修改也不行了，决心全部推倒重来，说着流下了眼泪。他二人的话使我深受感动，从此尊称林大哥，杨沫大姐。
1988年北京作协在西郊田园庄开代表大会，白天是总结、换届之俗务，晚饭后文友们到林斤澜屋里聊天，才是兴致盎然的求学机会。散会那天，工作人员宣布，“代表们乘大客车进城，终点是六部口；当选的主席、副主席，另有小车送回家。”林斤澜是副主席，他不要小汽车，而是陪着年长的汪曾祺一同乘大车，到六部口之后又护送汪老乘公共汽车回到城南家中，然后再回自己西便门的家。是年，林大哥也六十有五了，往返奔波，看重的是友情，是对汪曾祺文学造诣的崇敬。聊天时，他竖起大拇指告诉我，“人家（汪老）是这个！”
我也说过汪曾祺、林斤澜的短篇小说写得真好，精炼而精彩，越老写得越好。没当他俩的面，不算拍马。一次同赴洛阳牡丹节，还有邓友梅、陈建功，坐火车也聊天，我说《受戒》可以传世。这可不得了啦，汪老鼓着眼珠瞪我，林大哥斥我当面吹捧，又说，“咱们这些人要真能留下二十个字就不错！”我猜他指的是五言诗吧，譬如《唐诗三百首》里，很好的诗人不也就只留下了20个字么。
林大哥主编《北京文学》时，大概见过我的小小说，就领着编辑章德宁来我家约稿，要我写一组千把字的小小说。我有点兴奋，如同应试，快速交卷。反响也许不错，其中一篇《熬鹰》，唐达成叫好，有转载和译文，一篇《智力测验》改编拍片。我很想聆听林大哥的指教，又是聊天时，他毫不客气地说那是“一个烧饼，烧饼一个”。
多年来，跟林斤澜聊天都是一种享乐，更是一种学习，这是课堂里学不到、书本上读不到、开大会也听不到的一门文学、人学。
责任编辑 张颐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