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舒所写文本一直被划归都市言情小说一类，在大多数评论家眼里，其文学性其艺术性与严肃文学相比自是相差甚远，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文本，无论是小说还是专栏却在香港皇皇然流行了四十余年，爱情故事说得翻天覆地，笔调也一贯冷冷泠泠；四十年文风不变，题材照旧，但新时代办公室女性竟至人手一本，奉为经典，近十年中在大陆还大有蔓延之势，不得不叫人探究其中奥秘何在。看多了亦舒文本，竟找到些许蛛丝马迹：她在一篇专栏里写到：“大学生问鲁迅：‘作为现代中国青年，应当争取什么？’鲁迅答：‘让我先争取到言论自由，然后我再告诉你，现代中国青年，应当争取什么。’有女孩子来问我，‘作为现代女性，应当争取什么’，我说：‘先争取到经济独立，然后我才告诉你，现代女性应当争取什么。’看到鲁迅答大学生时，是十二三岁吧，马上爱上了他……”“……在某某杂志社蹲着阅毕了鲁迅杂文”，这时是十六七岁。“然而随时随地翻开鲁迅全集一切疑难杂症都得到了解答，真不在乎旁人在想些什么。夜半看鲁迅会兴奋得手舞足蹈。”
本文并不想做长篇大论的表述亦舒如何受了鲁迅的影响，只想从细微末节处着手，从金钱观这一角度谈谈两者的相似之处。
钱，乃大俗不过的东西，文人与阿堵物总是格格不入的。陶渊明大呼“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李白愤愤然拂了袖子：“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断不肯为着钱牺牲高洁尊贵的品性，这般做好坏先不论，合不合时宜总可辩说。多年的普及教育课本中对鲁迅文本的细读使读者心中的先生走上了他并不乐意上去的神坛，大家在敬服先生的坚硬、不屈于黑暗与失望、睿智、洞察、深情且沉勇的同时将他塑成了一尊神像。神像自然不可能爱钱，爱玩，爱女人。但，只要细读鲁迅的杂文，便可认识一个更生动可感的先生。鲁迅深知赚钱的重要。1927年夏天，鲁迅对一位亲近的朋友说：“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又说：“我已经近于‘刹那主义’，明天的事，今天就不想。”（见《鲁迅书信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36年8月版）1928年夏天，他更对一位朋友说：“处在这个时代，人与人的相挤这么凶，每个月的收入应该储蓄一半，以备不虞。”过几日又在书信里写：“说什么都是假的，积蓄点钱要紧！”
1926年11月，他写信给许广平说：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三）再做一些事，倘同人排斥，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朋友。
“君子固穷”在鲁迅看来虚伪而又不切实际。钱，蔑视谁也不蔑视你！比起那些假道学，倒觉得这爱钱的鲁迅比起课本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可爱且真实得多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大陆作家们几乎是不怎么谈钱的，但在香港就不一样，资本社会叫人晓得金钱的力量，亦舒在钱这一事上便异常的立场坚定，有好几篇专栏专门开篇谈钱，施施然说道：“很多的钱，不是十万八万，或是一层楼宇一只钻戒或五十桌酒菜，而是很多很多的钱，可以坐私人十八座位喷射机往自置的岛屿上度假的钱。真正的自由与高贵需要许多金钱支持，毫不讳言，我神往了。”这与鲁迅所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简直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怀疑亦舒受了鲁迅的影响。
提出问题以后分析问题便最要紧，鲁迅和亦舒，两个时代的不同人物，一个是公认的现代文学的鼻祖，一个则是港台言情文学的女性作家，为何两人的金钱观会如此近似，除去亦舒受到鲁迅杂文影响以外，可还有别的缘由？
一、社会背景：
鲁迅生活的年代（1881－1936），中国时局动荡，外侮内伤，但也间接地造成了东西交流的时代高峰，许多作家从事翻译之事，大量的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西学东渐如火如荼。鲁迅的早期文艺思想便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等苏俄文艺理论家的积极影响，他强调面包也就是物质的重要性，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一篇里讲：“那时民生凋敝，一心寻面包吃尚且来不及，哪里有心思谈文学呢？……有人说：‘文学是穷苦的时候做的’，其实未必，穷苦的时候必定没有文学作品的，我在北京时，一穷，就到处借钱，不写一个字，到薪俸发放时，才坐下来做文章。”物质到底应不应该强调，在鲁迅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物质昌明，才能保证精神的丰富，晚他六十年出生的亦舒与鲁迅的想法极其一致。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如王赓武所言：“到19世纪70年代，一种源自中国价值观的，独特的香港意识出现了。它与英国和中国大陆的主流意识形态不同。”
它是带有商业性、殖民性的文学，也是站在亚洲开放的前沿，较早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潮现代性、多元性、活跃性的文学。同样是中西交流，同样受了唯物主义至上论的影响，亦舒和鲁迅一样，无论是在小说还是杂文里都说到了钱的重要，不过，要直白得多：“这个世界，白痴才说钱没有用。”在亦舒眼里，钱是万万不可少的，是能让你好好做人的重要工具，商业社会背景导致这样的价值观豪无奇怪可言，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努力工作，取之有道，已算难能可贵。综上，在亦舒和鲁迅眼里，君子不言利，那是不缺阿堵物。物质决定精神，他们的现实精神可能正是他们写作的源动力。
二、家庭背景：
小时候还算幸运的鲁迅在他13岁那年，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故入狱，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公子哥沦为贫家郎，自然存了一股萧瑟气，为钱去当铺，得自己去药房买药，看他人脸色，多年之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相信鲁迅小小的心里已经埋下了钱是重要的东西的影子。而亦舒倒是自小没有经历过经济上的困顿，一家七个孩子，就她一个女孩，中产阶级的家庭，家境应该还算的上殷实，亦舒可以自由选择读书还是工作，留洋还是留港，但伊还是从小就知钱的重要，字字句句告诉我们：生活逼人，吃饱肚子人生观都不同了，优雅男士穿Bally鞋，女士穿黑白灰的开司米，香水是午夜飞行，香皂应该都用Dior。但与鲁迅一般，亦舒并不是简单教你如何过优雅生活，如何做中产阶级，钱在他们眼里只是一种实现目的之必不可少的工具，鲁迅1923年曾向我们的祖父母一辈人作过“娜拉走后怎样”的报告，一针见血挑明：“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取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而亦舒也表明态度：“中国人老是走不出钱眼，对钱是自古歧视的，事事要患难见真情，两夫妻含辛茹苦在木屋中养大十个孩子才算是严肃的事业，富有的家庭几乎必然没有温暖，金钱万恶，吃不到萄葡是酸的。”要申明的是，鲁迅和亦舒决非金钱至上主义者，他们提倡赚钱为着自由，为着尊严，为着真正而实在的活着。两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做的关于钱的言论的唱和，在我看来才是文人的真性情。光明正大地谈钱的重要，鲁迅不但不会背了爱钱的称号，反而便更能称得上是一个真实勇敢坚忍不拔的战士；而亦舒在文本中也时时教导女子经济独立，莫做傀儡，语句中闪烁的立世哲学愈发显得她睿智澄明。那些貌似高尚的正人君子们，看了不知道会不会背地里自惭形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