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17年初夏时节，被贬为江州司马的唐朝大诗人白居易登上庐山，写下了著名诗篇《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不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而今，白居易咏桃花的地方已成了庐山著名的景点――白司马花径。
往事越千年，2003年6月。千古名山庐山又增添了一处著名的人文景点――现代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墓茔。
陈寅恪与夫人唐�的合墓位于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建墓的山现已被命名为“景寅山”。
陈寅恪墓既十分高贵，又十分简朴和庄重。整个墓茔是由12块第四纪冰川遗留下来的漂砾石块搭建而成，这些石块已有200万年以上的历史。至今仍坚硬无比。右边长条石上刻着“陈寅恪唐贳夫妇永眠于此”，没有任何介绍、评价的溢美之辞；左边的扁圆形石上，刻着陈寅恪奉行一生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个大字由当代著名画家黄永玉先生题写。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多么令人警醒、深思的格言!1929年，陈寅恪在为国学大师王国维所作的纪念碑文中郑重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70多年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又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降寅恪的墓碑上。
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在为陈寅恪骨灰落葬庐山专门发来贺电，贺电中不但客观、公正地评价和肯定了陈寅恪的杰出成就及历史地位，还突出地提到了陈寅恪奉行一生的准则：“陈寅恪先生以其学术架构宏远、博大精深、学贯东西为海内外学者公认为一代宗师。先生向有儒生思想、诗人气质和学人风骨，实为学界之楷模。先生一生主张‘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对学界影响深切久远矣。时下我中华行富国强民之路，以科教子兴国，学界当以国学大师自勉，为强国鞠躬尽瘁不已!”
陈寅恪奉行“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与他的家庭有很大关系。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都是科举出身，本都有着辉煌的前程，却都因不愿因循守旧、随波逐流而改变了人生的轨迹。陈宝箴身对晚清“封疆八大吏”之一，任湖南巡抚时，积极推行新政，支持戊戌变法，后被慈禧太后“赐死”。陈三立积极佐助父亲推行新政。被时人誉为“维新四公子”之一，变法失败后与父亲同被革职，发誓不再入仕，专心写作，成为清末民初著名的诗人。陈三立在给友人的诗中就明确写道“破荒日月光初大，独立精神世所尊”。陈寅恪的大哥陈衡恪(陈师曾)是现代大画家，精通中国画的精髓，却将漫画引进中国，引起轩然大波，他无所顾忌，照画不误，成为中国漫画的鼻祖。陈寅恪自己本也有做官的机会，1915年。25岁的他被聘为全国经界局局长、首举反袁义旗而誉满中华的蔡锷的秘书，也可说是年轻有为，前程远大。但他干了不到一年就弃职而去。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余时旅居旧都，其时众人颂美袁氏功德者(当时袁世凯正筹备称帝)，极丑怪之奇观，深感廉耻丧尽。至为痛心。”陈寅恪当然不可能干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干脆一走了之。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和陈寅恪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和业绩入选《辞海》，祖孙三代四人同入《辞海》，为目前中华第一家。
陈寅恪的特立独行的确与众不同。他12岁就跟大哥陈衡恪去日本留学，直到35岁被清华国学院聘为导师，其间大部分时间在国外读书，却一个学位也没有拿到。1918年已是28岁的他赴美国哈佛大学学梵文和巴利文，学了两年半。他认为该掌握的都已掌握了，马上就动身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东方古文学。老师和同学都劝他等半年拿到学位再走，他说留学是为了学知识，既然已完成了任务，再待下去就是浪费时间，浪费时间就是浪费生命，岂能为了学位而浪费生命?1925年，吴宓举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校方还有些犹豫。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相比，陈寅恪既没有显赫的声望。又没有服人的学位。吴宓说此人可了不得，精通近20个国家的语言，在语言学、史学、佛学等多领域都有极高的造诣。校方试着先聘用一段时间。结果不久。校方就为找不到更大的教室而犯愁。每次陈寅恪讲课，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教室一换再换总是满足不了要求。陈寅恪很快就赢得了“教授的教授”的美誉。他随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奠基之作及大量水平极高的史学论文。为他赢得了更高的声誉。但他决不为名声所累，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抗日战争胜利后，踌躇满志、自比唐太宗李世民的蒋介石托人以重金请陈寅恪写《李世民传》，暗中为他歌功颂德。陈寅恪坚决拒绝。毫不隐瞒地说：“我写文章，违背我本意的我决不写。”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几次派专机接陈寅恪及家人去台湾。遭到陈寅恪的严词拒绝。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陈寅恪担任中科院学部委员(现院士)、全国政协常委等职，撰写了大量高质量的论文。初步建立起自己宏大的史学学术架构，但他奉行的准则仍然没有丝毫改变。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发表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全国随即开展了对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判，紧接着又展开了反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陈寅恪在中山大学也受到较大冲击。虽然在广东省委主要领导陶铸等人的特别关照下，陈寅恪的正常生活未受到大的影响。也顺利过了“反右”关，但他的教学、学术研究却不能不受到较大影响，他的心情也时常感到郁闷。1958年4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搞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1958年6月，中山大学公开开展对陈寅恪的批判，1958年10月，广东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登出万言长文《批判陈寅恪先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史学方法》，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青年教师和学生在众多的大字报中竟指责和嘲笑陈寅恪是“伪科学”、“假权威”。陈寅恪被深深激怒，向中大提出从此不再开课，不再带研究生。
在这般政治运动一波连着一波、一浪赶着一浪的情形下，陈寅恪要按照“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主张去教书、写作，已经是不可能了，但他又决不能违背自己的准则，他只有选择沉默，近20年的沉默!虽然其间他也写了极有价值的长篇宏论《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等著作，但却不可能写出已成竹在胸、中国学界寄于极大厚望的中国通史或中国文化史等扛鼎巨著，这使他内心感到极大的痛楚。他在1961年赠吴宓的诗中也不无自嘲地写道：“著书唯剩颂红妆。”他在1964年《赠蒋秉南序》中说得更直截了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过于漫长的国家，“三纲五常”、唯上唯书、盲目服从的传统习惯根深蒂固，即使在封建制度表面被推翻后，这种传统习惯还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有句流传极广的古训：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训既然能代代相传、历久不衰，自 然是凝聚了多少人的经验和教训，足堪后人借鉴和吸取。但这句古训有时太模棱两可，让人犯难，因为“时务”并不总是和“真理”、“正道”相吻合。善于识“时务”者，当“时务”与自己坚信正确的信仰、原则发生矛盾甚至相悖时，常常审时度势，再三权衡，趋利避害，放弃一贯坚守的信仰、原则，甚至做人的底线，成为“俊杰”。显然陈寅恪做不到这点，也不屑这样去做。他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文中斩钉截铁地宣告：“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固守信仰、真理，宁折不弯。有时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但固守者的人格魅力，常常会穿越时空隧道，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发出令后人眩目的光芒。
在初起的“文革”风暴中，陈寅恪受到惨无人道的摧残。1969年一个凄风苦雨的秋日，79岁的陈寅恪悲怆地离开了人世。他的妻子唐�是清末闽台巡抚唐景崧的孙女，比陈寅恪小8岁。与陈寅恪算是门当户对。唐�1928年8月与38岁的陈寅恪在北平结婚，几十年与陈寅恪风雨同舟。照顾极周。尤其是陈寅恪中、晚年双目失明。又跛一足，特别是不能自主地撰述和教书，心情极为压抑。唐贳更是百般宽慰，力挡风雨。陈寅恪辞世后，唐�强忍巨痛，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夫君的后事和家中琐事，45天后便安详地追赶夫君而去。
现在，这对“旧时王榭堂前燕”呢喃地飞回了庐山。庐山本是陈氏家族温馨的乐园，1929年，陈寅恪出资在庐山购买了松门别墅，接77岁的老父陈三立上山定居，陈氏家族成员时常会聚庐山，尤其是夏季，常人满为患，需另租房暂住。1949年，周恩来委派陈三立的至友李一平到广州看望陈寅恪，恳请他不要去台湾和国外，国内定居点由他定，如愿来庐山，可由政府出资将松门别墅全面整修，后陈寅恪因多方原因未来庐山。现在，他终于来了。他1945年在作于成都的《忆故居》一诗中曾哀叹：“松门松菊何年梦，且认他乡作故乡”(“松门”即松门别墅)，现在。他终于梦想成真了。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在贺电中充满感情地说到：“陈寅恪先生谢世34年后择我院庐山植物园归葬，甚感荣幸之至。庐山乃我华夏之绝艳宝地，名人名山名园融为一体，归于自然，先生终得以慰藉!”
陈寅恪先生辞世四十周年了，历史的蒙尘已渐渐抹去，陈寅恪的学术地位、尤其是人格魅力，越来越被后人所认识、推崇。陈寅恪墓已成为庐山著名的人文景观。当人们肃立在墓前，端详着陈寅恪墓碑上的格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时，会受到怎样的昭示和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