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晚上10点,她就害怕电话铃响起。那是2009年的夏天,她刚刚获任命没多久。从来没有承担过的重担压了下来。 履新一年 精致的妆容、时尚干练的短发、得体的职业套装,邓亚萍早已不再是人们更熟悉的运动员模样了。在她不足十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八盆绿植错落有致地摆放在屋角、茶几、桌上,极为普通的L型办公桌上收拾得整整齐齐。办公桌上摆着她的照片,看得出,她非常喜欢照片中笑意盈盈的自己,在办公桌对面墙上,还挂着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放大了数倍的照片。
在一切走上轨道之前,邓亚萍的感受是惴惴不安。如果晚上稍晚点电话铃声响起,她就会在心中暗叫:“不好,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那是她担任北京市团委副书记最初的日子。她的第一个工作就是负责组织国庆60周年群众游行工作。
在北京奥组委,她曾经负责过奥运村1.6万多名运动员的饮食起居,而现在,这个数字是20万。要命的是,组织群众游行排练的时候,突遇甲流。这么多人在一起训练,一旦有人感染,后果可想而知。甲流防控的主管负责人,正是邓亚萍。
这么多人的健康防疫责任都由自己负责,邓亚萍头一次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打不打疫苗,曾经让她非常为难,“那么短时间研究出来的,这事靠谱儿吗?”北京市卫生局当时专门派了一个工作小组进来,帮助她一块抓这项工作。专业性的工作小组给她解答了很多疑难问题,但打不打疫苗这件事,必须由她做决定。
邓亚萍带头打了疫苗,但并没有强行要求其他人也注射疫苗。那是一段纠结的日子,“有的打,有的没打,没打的人如果染上怎么办?一样会大面积地爆发!几十万人哪,挺难的,当时确实挺难的。”
半年多过去了,提起当时,邓亚萍依然感慨。
再见,乒乓球
4月11日,团北京市委组织了一次“倾听会”,30多名基层团干部和代表与邓亚萍面对面。活动的最后一个环节是打乒乓球。昔日的乒乓女皇和业务爱好者们交手,居然打飞了好几个好球。有两个业余选手甚至胜了她,她依然面带笑容。
乒乓球,离她已经越来越远了。丈夫林志刚说,她几乎不怎么上乒乓球桌了,锻炼身体也会选择打羽毛球。甚至,体育明星的感觉也在有意无意地淡去。
一次,邓亚萍和好友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吕中舌一起吃饭,饭馆老板一看是邓亚萍,热情地表示要免单,附加小小的要求是希望与她合影,把照片挂在饭店里。邓亚萍拒绝了,她解释说,自己现在是官员,既不能不买单,也不能把合影用在商业场所。
而在此前,邓亚萍往往会顺水推舟,卖老板一个面子。
“她是那种非常清楚自己在哪个阶段,该干什么的人。”吕中舌说,现在的邓亚萍早已不再以一个职业体育人自处了。
她的自我要求非常严格。“就是那些看起来枯燥乏味的文件,也是有意义的。”她说,对于文件,自己首先不会拒绝,而是带着包容和了解的心态去接纳,“其实真正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也可以从中找到很多意义和价值。”
没有停歇
今年春节期间,邓亚萍去温哥华考察冬奥会,回来之后,她非常详尽地向吕中舌描述她关注的温哥华的社会:华人社区工作、种族、宗教……吕中舌一度错以为自己是在听一个专业的社会学者或者是人类学者讲解自己所研究的课题。吕中舌知道,春节期间其实是邓亚萍难得的休闲度假时间,但她还是没有闲下来。
去年6月,邓亚萍和吕中舌一起请诺丁汉大学的老校长吃饭。让吕中舌有点出乎意料的是,已经成功担任过奥运村新闻发言人的邓亚萍,还是非常认真地向校长请教在公共场合和媒体面前的说话技巧和注意事项,并询问是否还有这样的专业课程可供她学习进修。
拼命地学习,似乎已经占据这个前世界冠军的心。
现在崇文区教委工作的崔竞,北京奥运会期间在奥组委工作,直接受邓亚萍领导。邓亚萍有的工作习惯她至今都佩服:
她把所有的工作安排、工作要点都在本子上记录下来,包括工作的意义和目标,都会写得清清楚楚,不但自我提醒还会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加以提醒;做完一项用笔勾去一项,然后迅速投身于下一项工作,干脆利落,绝不拖泥带水。
“她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担任奥组委新闻发言人时,邓亚萍把几乎所有可能会被问到的问题,都一一罗列出来,反复进行沙盘演练。“她甚至连奥运村房间的门把手有多高都烂熟于心。”
前不久,邓亚萍的排名从最后往前提升了一位,在共青团北京市委五个副书记中排名第四,她所负责管理的工作比刚接手时多了好几个方面。现在,她主管宣传文化建设、青少年思想教育,还有全团外事和青少年对外交流、志愿者工作。■
(颜国俊荐自《特区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