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前的抗战得以胜利，固然因素诸多；而中国文化人的坚忍抗争有如水泥中的钢筋，黑夜中的明星，作用在支撑和指引。 ――编者按 一
卢沟桥事变，日本大举侵华，知识分子和全体国民一样，顿陷于水深火热之艰难岁月。日本空军常常轰炸中国重要城市，以摧毁军民斗志，人民备受其罪。
法学家萨孟武在重庆时，也为轰炸头疼。一会儿警报响起，跑进防空洞，往往飞机又不来了。有时以为飞机不来，刚走出屋子，炸弹就轰然在不远处爆炸。往来反复，神经几乎为之折断。这就是日本人的“疲劳轰炸”。最险恶的一次，南温泉中央政校一排宿舍被炸，萨先生家在内，一些房屋是直接中弹，萨家的房屋全塌。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连晾晒的衣服都被炸碎，而“早晨内子买了一条鸡清炖，几碗粗菜，以备夜间过节之用。日军投弹，全部炸人泥土中了。最奇妙的，厨房被炸，而在炉中清炖之鸡固然连瓦钵都飞到地上，却原封不动。小孩们高兴了，叫道今晚尚有鸡吃……”(萨孟武《中年时代》)
联大教授不乏奇人，讲《庄子》的大教授刘文典人多知之。1938年春，他拒绝敌寇的威胁，从北京虎口脱逃，辗转抵达云南蒙自。刘极有学术威望，深受学生欢迎，又性格耿直，身体语言也很生动，学生们喜欢和他开善意的玩笑。他呢，对大人物相当倨傲，对学生和他看得起的友人则执礼甚恭。有一次敌机轰炸，刘文典在躲警报时遇到沈从文，因为刘历来看不起新文学，对新文学中人更有文化优越感，竟一把揪住沈从文的衣襟：“我跑就行了，你不用跑。我躲警报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来躲警报，又是为了什么呢?”沈从文极为尴尬，一时无言以对。刘文典如此作为，是不是自高涯岸呢?不是，只说明，当时国粹有以充实人心，国学地位尚高，古典文学葆有充沛内涵，足以作为精神支柱。那是不是刘文典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呢?也不是，他推崇陈寅恪即见其清醒的人物品鉴衡量。这事情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玩笑，实则在内里，是一种文化象征，一种驱除奴性的自信；也是一种精神基石，即抗衡的力量。他所依恃的，是一种值得保卫的价值――旧典籍中对美和自由的追求，以及对生命意义的解释。
当时大历史学家陈寅恪也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日机常来疲劳轰炸，空袭警报兀然而起，城里终日人心惶惶。陈寅恪却处之坦然，曾用两个常用成语拈成妙
见机而作
入土为安“机”者飞机；“人土”者，躲避在防空洞里也。陈寅恪先生曾说“国可亡，史不可灭”，修史“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其中融贯着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
二
教授们在逃难中，人生的苦况也达于极点。挤火车往往被挤得东倒西歪，挤上行李又挤不上身体。有时甚至悬在火车顶上逃命，遇到日机跟踪轰炸，就只有听天由命了。
颠沛流离，人命颠危。老舍、梁实秋……都是如此。朱自清冬天穿云南马帮的披毡，其价较棉衣更为低廉。吴晗被迫出售自己的善本书。越到抗战后期，经济的窘迫也日胜一日，因为日本的挣扎也到了疯狂的地步。
1944年闻一多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之经济状况，更不堪问。两年前，时在断炊之威胁中度日。乃开始在中学兼课。经友人怂恿，乃挂牌刻图章以资弥补。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赖此道。”闻一多出卖过他的衣服、被褥。为买粮食，到处兼课。晚间诸事毕，方奏刀刻章卖钱，但这更多的是在卖名气。闻教授早年赴美留学专攻西洋美术，刻章一道对别人，还是此路不通的。
一连串飘泊不定的日子，教授们的书籍多毁于日军炮火，买书、藏书的条件都几乎丧失殆尽。到重庆、昆明等后方城市后，积习难忘，他们又积极搜寻，有的还是土纸印刷的“古本”，或罕见的野史、毛边本子。
詹教授，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在中文系任助教，曾抱着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手稿跑过警报。“但是闻先生从来不跑警报，他怕跑警报耽误时间，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个防空洞，日本飞机来时，下防空洞躲一躲就算了……我到遵义去看中文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才知道他是归国留学生，教欧洲文学的。郭先生要带我去看校长竺可桢。我说大年初一早上，恐怕他不会上班。郭先生说：别人不上班，竺校长可能上班。到了校长办公室，果然全院一个人也没有，惟有竺校长一个人在那里办公。这给我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
很多老先生毕生以国际一流水平鞭策自己，却很少言及治学的经验。他们反对急功近利，惟以为心态平和，才能有所创建。他们天赋甚高，却又深信熟能生巧，因此毕生勤奋有加，事事精益求精。从事研究是他们人生的最大享受，也是他们生命的支撑点。经受几乎亡国的铭心刻骨的打击，只有身历了这种心灵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文化救国论”有其产生的必然背景。
三
抗战时期，凡汉奸求画，齐白石必在画面和题字中加以讽刺性的内容。北平沦陷后，他干脆闭门不出，在门口贴出告示：“中外官长要买白石之画者，用代表人可矣，不必亲驾到门，从来官不人民家，官人民家，主人不利，谨此告知，恕不接见。”
林语堂先生是有国际影响的大作家，他的《吾国与吾民》，观察角度从军阀、瘟疫、贫困的中国印象中转圜出来，令美国读者大开眼界。他靠写作成了红人，实在是因为他的笔路极其宽阔，赢得了显赫的国际声名。抗战期间，在美国的中国外交人员费尽移山心力，也难得在美国主流报纸上发文说事，而林语堂以个人身份在其报上纵横驰骋，版面尽有，多为呼吁支持中国抗战的文章。
比如他的《日本必败论》，文长近两万字，发表于1938年七月号的《宇宙风》，相当重要。该文眼光远大，论事高屋建瓴，观察气势夺人，观点正大磊落，是可用可读可传的好文章。林语堂论汉奸还有警句：“日本军人开棺将此辈陈腐尸体暴露于世”，指斥他们为政治生活所淘出之渣滓。
这些“渣滓”千方百计逸出包围圈，去给敌人磕头，完全污染自己的羽毛，都在所不惜。其中有不少文人、甚至是大文人，有诗人、画家、记者，都下了水。有的还为敌寇从事情报工作，如汪伪特工总部的两个头头李士群、丁默村，控制情报系统的周佛海等。他们的总头目是汪兆铭，他在辛亥革命时期乃《民报》主笔，因一时政论文之雄杰，而获文豪之誉。下面的依附者多为政论专才、报纸主笔、大学教授，如林柏生、胡兰成……实际情况是，伪府开场冷清，人才奇缺，百端拼凑，乌龟王八，一时沉渣泛起，这一批人遂得以，因缘际会，在乱世中抛头露面，最后终为时代的巨浪所涤荡。
(蔺坚摘自《文化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