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听说我曾经在故宫做过警卫的，不管是生人，还是朋友，给我的第一句话往往就是：“你见过故宫盗宝的贼人么？”我不想吹牛，坦白地告诉他们：没有。 一九四九年之后，故宫共出过五次盗宝的案子，依次发生在一九五九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四年里，其中一九八○年接连两次，而五次全部都发生在珍宝馆。
从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我在故宫警卫队当差共两年零三个月。值守的锡庆门正是监视珍宝馆的岗哨，要是碰上去珍宝馆盗宝的贼人，我本应该是首当其冲撞见。不巧的是，在我前头有过两回，在我后头又有三回，而我却一回也没有赶上。赶虽说没赶上，可我见识过一回抓捕盗宝贼人的真实阵势，尽管那只是虚惊一场。
大部分人望文生义，认定既是珍宝馆，那珍宝一定是价值连城，于是珍宝馆也就成了贼人觊觎故宫宝贝的目的地。殊不知故宫里哪件不是宝贝，又有哪件不是价值连城？可是从故宫盗宝案的记载上看，内东路景仁宫、承乾宫和钟粹宫里的青铜器、陶瓷和工艺品从来没有贼人问津，连毗邻珍宝馆的书画馆也还没有贼人下手，所有贼人全是垂涎于金银珠宝，其中有个得手的贼，竟荒唐到将文物金册剪成碎金销赃。既然盗贼盯住珍宝馆，也就只好对珍宝馆多加防范。这就是我初到故宫时，管理部门特别设定锡庆门岗哨的用意所在。
锡庆门乃扼守南北主要通道东筒子的咽喉之地，地理位置自然十分重要。锡庆门岗哨的驻地就设在外奏事房南边的三间。北面两间白天是珍宝馆的售票处，晚上是我们的值班房。到了夜里，向北朝着东筒子的玻璃窗通通打开，房间里的电灯则全部熄掉，借着锡庆门上两盏路灯的照明，整个东筒子一眼到底，洞若观火。
要是贼人想翻过宁寿宫的高墙从东筒子潜逃，恐怕是插翅也难逃。不过锡庆门的岗哨是设在宁寿宫宫墙以外的，连皇极门都不能进去，当然无法发现养性殿里的动静，所以其作用充其量只能是防备贼人得手之后的潜逃。而更要紧的是监视贼人潜入珍宝馆展室的一举一动，这才是防患于未然的根本所在。
警卫队里除了镇守故宫北部的第一小队和监控故宫南部的第二小队，还有一个特殊的部门，我们俗称“值班室”，设在外东路北头的贞顺门外。我刚一到警卫队，就有人告诉我，那里安装了一套特别的仪器，专门在夜间用来监视珍宝馆内部的动静。尽管我也是警卫队的一员，但为了避嫌，在故宫的两年多里，我从来没有去过值班室，也从不打听其中的究竟，虽然心中还是有一点好奇：那仪器到底是凭着什么探测到里面的动静呢？好在几次故宫盗宝案全是因为贼人惊动了报警器而及时破获，但仪器也偶有失手的时候，我赶上的一次就是警报器失灵而引起的骚动，但由此却让我真实感受了一回抓捕盗贼的实战气氛。
那是个月黑风高的晚上，我本当值后半夜的夜班，但那天吃过晚饭很早就回到锡庆门的驻地应卯，为的是听同组的老马聊聊他在故宫当警卫这二十多年来的所见所闻。我们正说到打紧之处，突然电话铃声大作，当班的小李一接，是值班室老孙打来的，说是警报器报警，乐寿堂里有动静。虽说警卫队保护国宝义不容辞，但我们并没有配备任何武器，连把防身的匕首都没有。
如今大事临头，众人见着什么就抓什么，我顺手抄起门外热力管道施工留在房檐下面一根三尺多长的废铁管，算是多少壮了些胆，一面奋力抖擞起精神，一面心中暗忖：这多年难遇的故宫盗宝莫非偏偏就让我遇上了么？这时只见顺着东筒子跑过来三五个人，手中的电筒射出耀眼的光柱。凭声音听得出是我们一小队神武门的几个弟兄赶来增援，故宫派出所的几个警察也紧紧跟在后面。
这时老孙从总钥匙房拿来钥匙，扯开下午封门后刚刚贴上去的封条，开了锁，进了锡庆门，带着几个平素信得过的手下，直奔后面珍宝馆的乐寿堂。回头嘱咐我们几个只需在外面防守，不要入内。我一切听从上级安排，站在锡庆门外的小广场上，用眼在夜色里的高墙上漫无目的地来回睃巡，也是个站脚助威的意思。这时听派出所的警察小李子正在高声叫道：要是真有大问题，市局的援兵立刻就到。
听见小李子的这番话，众人底气更足了，异口同声地放声大喊：“千万别让这小子跑啦！”“兔崽子，看我不收拾了你！”一声比一声高昂，一声比一声激愤，既是吓唬贼人，也是给自己壮胆。
我们锡庆门岗除了老马之外，都是新近招来的“知识青年”，从来没见过这等阵势。我夹在人群里，心里暗自嘀咕：这等强人敢到故宫盗宝，必是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若一旦冲到面前，定要争个鱼死网破，还真是不得不防。我把手中的铁管握得更紧了些。但是又一寻思，盗贼做这等冒死之事，大抵都是单枪匹马，我们这里人多势众，想必不会有什么差池。
想到这里，口中的大呼小叫也就更加嘹亮，和着众人的节奏，我将手中的铁管在箭亭前的漫砖地上也敲得震天价响。奉先殿和南三所平素在黑夜里从来听不到一点声响，这时却惹得藏在暗处的两群老鸹也倏地飞将起来，一边呱呱地聒噪，一边在半空中不停地盘旋。
我们在外面打围的众人等了约有个把时辰，正有些不耐烦，只见身先士卒冲到里面的人总算跨出了锡庆门，我们连忙上前打问。为首的值班室老孙手提电筒，肘弯里挎着一大串钥匙，悻悻地说：“他奶奶的，又是黄鼠狼叫春。我早就说过，这仪器也该换换了，它就分不出来人声和畜声！”
我听了很是好奇，旁边有见多识广的就说给我听：这五百年风水不动的故宫，不管什么动物生在这里全都成了精，就是叫春闹出的响动也大得多。我这才知道过去也出过这样的笑话，便长舒一口气，知道今晚总算有惊无险。事后我猜想，当时警卫队的警报器大概并不高明，无非是一种简单的声音探测器。当珍宝馆内响动的音量高于若干分贝以上，它就会自动触发报警装置，铃声大作，可它并不管到底是贼人盗宝，还是黄鼠狼叫春。
我小时候参加北海公园里的少年之家无线电组，那时就学过这种装置的原理。不久以后，又有两次值班室的报警器被自动触发，惹得大动干戈。可开门检查，一次说是有扇玻璃窗没有关紧，被大风吹开，玻璃震碎，发出响动，另外一次还是黄鼠狼作怪，惹得报警器发了威。不过，正像烽火戏诸侯，也似“再而衰，三而竭”，后来我就完全没有那样紧张了。还记得当初我刚进警卫队时，到东华门实习上岗，夜里我一个人在漆黑的大门洞里晃悠，门外就是红尘万丈的东华门大街。这时总听见身后有个人在咳嗽，像个老头子。我吓得不轻，头皮发紧，双手汗湿。后来警卫队有见识的人告诉我，其实那不是人声，是刺猬叫唤。
后来听说故宫有了钱，给警卫队的值班室添置了更加高级的探测装置。在一九八○年和一九八七年，接连发生过三起真正的珍宝馆盗宝事件，值班室的高级仪器都是立刻启动，警卫队里我旧日的同事得以生擒盗贼，送交法办。只是这时我已经离开警卫队到考古所读书去了，这样惊心动魄的机会让我失之交臂。当年这次抓捕盗宝贼人的行动虽是一场虚惊，但也让我心存忐忑，许久没有平复。尽管“文革”里我历经抄家和关押，同样惊心动魄，但那是明枪明刀，而这抓捕贼人却是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到底有所不同。（节选自《我在故宫看大门》，维一著，三联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