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自然我常常感到敬畏，如同面对午夜间的黑色隧道，内心的战栗油然而生。生命之界对于我的智力而言显得过于宏澜辽阔，让人怅然。然而站在街边看往来路人，我却常常会心头窃喜。因为我是唯一能用某种方式记录短暂生命历程中那纷落火花的人，仿佛一个子嗣众多的贫困家庭，唯独我沐浴了父母的恩赐，拿到了那支上学的铅笔。所以，要钟爱电影。――陆川
寻找切入人生的兴奋点
１９７１年２月陆川生于新疆建设兵团，五、六岁左右才随父母迁至北京。一直以为世界就只是西部的小陆川突然来到城市，他迷茫了。而一件关于城市印象的小事更深刻地影响了他对城市的感觉。
“五、六岁时我到了北京，刚搬到北京就在广电部的楼里面撒了泼尿，当场被邻居拿获。那楼１２层，当时北京少有这么高的建筑，在楼梯里撒尿觉得挺好玩儿的，被抓后被告到我妈那了。这要是在西部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件事让我对城市文化……反正从小到北京就一直没有融入城市这个环境。”
也许正是对城市文化的失语和隔阂，使得陆川自幼就比较敏感。因为父亲的影响，他一直认为写作是天下最值得干的事情，常偷偷写点诗歌小说什么的。“我们家书特别多，我基本上把家里的书都看了。文学精神是最博大的精神，我一直这么认为。”然而，“我１６岁时，在劲松电影院花一毛钱看到了《红高粱》，当看到银幕上红色的高粱幽灵般飘动，那个孩子在一片红色中高声诵读着‘娘，娘，上西天……’的时候，我觉得一种巨大的力量从银幕透射出来，把我死死地钉在座位上，我站不起来，呼吸不了，泪流满面。电影这个东西太厉害了，一瞬间把我打得粉碎，我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就下了决心要做电影，这种表达比写作更狠更犀利。”
可是事与愿违，父亲并不同意他的选择。陆川对电影所表现出来的狂热让陆天明觉得他是个太危险的人物。“父亲说高中毕业考中文系、导演系，但毕业后真当上作家、导演的都少，闹得不好，反倒沾染一些‘圈里’的坏毛病，父亲认为当作家、导演关键要靠人生体会的积累，所以父亲让我报考军校。”
有时真的是意志决定一切，只要你不放弃。１８岁，一心扑奔电影的陆川开始在学校做军人剧社的领袖。“我们每年写剧本、排戏，还获奖。不是主旋律，而是像《马拉之死》那样特别诗意的那种，舞台上竖的都是两三米的大十字架。你想想，旁边别人都是《南泥湾》、《黄河颂》，而你在军队的舞台上演那种东西，多可怕。”
毕业了，陆川做了两年翻译工作，最后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这次再没人阻止他。
其实一直以来，陆川都觉得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动荡不安，幼时随着父母巅沛流离，然后小学念两个，中学念两个，大学到外地，所有这些都不是他能决定的。但自从心中有了那个关于电影的梦，“我一直奔着那目标去，没有让生活把我冲走，我拼命地在靠近它、靠近它……”到了北影之后，这种动荡的感觉消失了，从此人生由陆川自己掌舵。
我要去震憾别人的灵魂
毕业后陆川被分进了北影厂，以为终于可以拍电影了，结果北影厂只导演就有八十多个，他是最小的，所以――三年没戏拍！
“很多人都认为你有一个作家父亲、编剧父亲一定借了不少光，少走了不少弯路。其实父亲从未给我说过一句话。在那三年漫长的等待中，父亲只要说一句话，我就可以早点拍上电影，而不用等的那么苦。父亲觉得任何人的第一步都是自己走出来的，所以他不会为我去求人。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只有耐得住寂寞，然后慢慢打磨，出来的才是我自己。”
然后《寻枪》出来了，陆川的身世也同时被很多人抬了出来，无非是想说他是幸运的。陆川不是一个多话的人，但他还是说：“死在半道上的人多了，很多人都会说因为没有机会。不是这样的，是你放弃了。《寻枪》我递遍了全北京的影视公司，我查黄页，一家一家地递。当时有很多人打电话给我，问能不能买我的本子给别人拍，我说不行，你要就只能找我拍。你得相信，你找这么一圈后，你就能认识一些人，得到一些机会。我写《黑洞》就是因为那家公司的老板看了《寻枪》，觉得我剧本写得非常好。真的是这样，你努力做了，机会慢慢就会积攒。最后，也是这个老板，他说《寻枪》我帮你拍不了，给你个姜文的电话，给他看看吧。就是这么着，一扇一扇的门就打开了。外人觉得我陆川一蹴而就，或者以为是我父亲的缘故，真的不是。别人不知道中间的艰辛。”
《寻枪》遭到了这样那样的质疑，使得陆川靠着积累、坚持而付出的心力显得不那么鲜明，但陆川在意吗？“电影对我是什么？我要去震撼别人的灵魂，让他们倾听我的声音。”于是，陆川走进了《可可西里》。
又是两年，六、七次出入可可西里采风，５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原反应，没氧气、没劲、没体力，一直流鼻血，一把一把地掉头发。人家去旅游的最牛就是在高原上玩一周，而他们竟拍了一百二十多天。队友一个一个的往山下抬，到拍完时剩下的剧组人员竟只有一半。然后剪片，最后那个连投资方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老板都感动得痛哭流涕的结尾，竟然让陆川一刀给剪了，他说：“我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亲人去世，我只会流一次眼泪。但创作《可可西里》剧本的时候，我好多次都是一边写一边哭。如果看完这个片子到最后就只落得让观众哭一场，那太便宜了，我要的是心灵的震撼。”说这话时，一股狠劲清晰地停留在陆川的脸上。
再不是《寻枪》时的大学生形象，《可可西里》让陆川将他男人阳刚的一面强悍地加给了观众。没有了质疑，没有了幸运之说，像陆川这样的年轻导演，愣是在中国电影业前有狼（外国大片、港片）后有虎（国内几个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导演）的境地里走出了自己的广阔世界，谁还能阻挡他的横空出世？
酷的涵义是“不妥协”
在拍摄《可可西里》时，旁人看到陆川给演员示范持枪，状态极其职业，但陆川说，４年军校生涯，给予他的主要是改变了他的性格，不再孤僻，开始表达，而且创意锐利。“在那之前，因为我压抑，所以我拿泥巴把心灵给糊住了，尽量让它不受到磕碰。”但军队教会了他一个人要坚持自己的信仰。
有人问陆川，你的作品中充满了年轻的激情和创造力，告诉我源泉。陆川说：“因为咱们年轻啊。在中国有才华的年轻人很多，但是敢于去不装蛋的人，就不是特别多。还有，中国有一种教育叫韬光养晦，或者说中国电影美学、审美讲究一种大气、格局、深度，它其实是不让你玩。”这还是客气的，这位北电导演系硕士曾这样说：“电影学院是一个特别可怕的学校，它好像教育出了一批艺术家。他们有可能是，但都非常自私。学院教育其实并不能培养一个高尚的人格和那些忍耐的东西，就是为了电影，能够牺牲到自己肉体。他们做不到，但我能。”因为“我不是电影学院培养的，我是军校培养出来的。”
影迷们觉得用“酷”这个字定义陆川最合适。从电视剧《黑洞》到《寻枪》再到《可可西里》，陆川给人的感觉一直都很酷。对此陆川的反应是哈哈大笑，他说：“谢谢，这个我领了。我觉得酷有一个涵义就是‘不妥协’。一部真正有内容的电影不需要太多花哨的东西。你可以结结巴巴说一个真理，也可以很流畅地说一个谎言，但是结结巴巴更接近真理的本质。”
关于父亲
“父亲从不会当面夸我，但他一定会在背后支持我。其实我挺崇拜他的，但不憧憬他那样的生活，父亲除了文学创作，没有个人爱好，父亲一辈子‘不敲门’，他为人很容易沟通，但又是一个不愿意跟人沟通的人，所以朋友不多。我不一样，我还是想和朋友一起爬山、喝酒、一起玩儿。电影只是我的表达方式，不想让它成为生活方式，天天生活在电影里就失利了。”擅写反腐题材的陆天明的作品都极受影视剧导演的欢迎，如《苍天在上》、《省委书记》等，收视率也极高，对此，陆川说：“希望父亲可以留一、二部给我，拍父亲的作品一直是我的心愿。”
（综合摘编自《成都日报》《南方周末》《时尚健康・男士》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