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谭五昌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新诗研究中心主任 讨论人：陈祖君 广西师范学院教授、诗评家 陈 敢 广西师范学院教授、诗评家 李志元 广西师范学院教授、诗评家
罗小凤 广西师范学院副教授、青年诗评家
董迎春 广西民族大学副教授、青年诗评家
时 间：2012年8月31日
地 点：广西南宁
谭五昌：在我本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诗歌阅读印象和评价体系中，沈苇称得上是一位近一二十年来为数不多的非常优秀的当代诗人。虽然沈苇本人好像从来没有处于被诗坛舆论关注的焦点位置，换言之，他在当代诗坛几乎从未“火爆”与“走红”，在很多时候，沈苇甚至处于某种“湮没无闻”的边缘状态。人们只是在言谈中提及新疆这个地方的诗人与诗歌写作状态时，才会突然醒悟似地说一句：新疆的沈苇其实诗歌写得非常不错。我个人觉得，沈苇被诗歌圈有意无意地边缘化，一则缘于诗人所处的新疆这个地域的被边缘化，二则也与诗人沈苇本人非常低调的性格不无关系。但是，这表面的一切并不能掩盖一位真正的优秀诗人与重要诗人的诗学价值，在我看来，也许正是这种边缘化处境才充分彰显了沈苇作为一位当代优秀诗人的独特性价值。
我以为，沈苇是近一二十年来创作成就不能被忽略更不能被低估的一位当代诗人，最主要的理由便是其诗歌写作所体现出来的丰富性，这种丰富性在与他同年龄段的当代诗人中并不多见。沈苇诗歌的丰富性，首先体现在题材与主题层面，他的一些作品属于即兴性的情景诗或场景诗，如《阳台上的女人》、《晚归》等诗作，完全是对诗人自己的所见所闻与日常生活经历的诗性描述，现实性和现场感强，有时则从历史人物与历史事迹中取材，如《细君公主》，主题立意上总体是属于形而下的。一些作品具有纯幻想与超验性质，如诗作《一个地区》、《自白》、《林中》等，引起人灵魂的遐思，主题的形而上意味与色彩非常浓郁。还有一些作品，如《坠落》、《吐峪沟》等，形而下的元素与形而上的元素水乳交融，其中融合了感性与智性，经验与思考的成分，尤其是诗人对生死现象的冷峻展示，对生命存在与死亡命题的追问与沉思，均显示出沈苇诗歌精神与思想上的厚重分量。此外，沈苇诗歌的丰富性，还鲜明地体现在诗人自觉的形式意识与形式追求，以及诗人技艺手法的多样性和成熟度方面。比如，诗人既采用自由体，也有对中亚民族诗歌文本形式的借鉴，如诗作《占卜书》、《谎歌》等，也有“一行诗”和对话体的实验体式，在形式方面体现出空前自觉的试验与探索意识。在表现手法上，沈苇也努力呈现出难得的丰富性，抒情、叙事、意象、独白、对话、幽默感、戏剧性等技艺手段与美学元素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见，而且诗人本人能对它们加以恰到好处的运用，呈现出艺术上的张力。另外强调一点，沈苇的艺术想象力与语言表现能力整体上是颇为出色的，比如他的诗作《清明节》，我以为是同一题材与主题类型的当代诗歌作品中的少数杰作之一。沈苇的诗歌写作为何特色鲜明，与众不同呢？这恐怕与他作为一个江南诗人，最后转变为一个新疆诗人，其写作容纳了两种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质与色彩有关。也就是说，沈苇的二者兼具性的地域文化资源和文化身份构成了他诗歌写作的一种优势，这种写作优势在一个纯内地诗人或一个纯新疆诗人那里恐怕难以具备。
一句话，我个人认为沈苇是个极有艺术抱负的当代诗人，他非常清醒而自觉地在扩张其诗的疆域，其丰富性是赏心悦目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很同意我的批评家朋友何言宏认为沈苇的诗歌“自成一个世界”的判断。今天，应《扬子江》诗刊之约，我很高兴与你们五位在广西高校任教的诗歌批评家朋友一起来展开一个关于沈苇诗歌的对话。我想下面大家还是从三个方面来具体谈论沈苇的诗歌，我的发言算是抛砖引玉，期待听到各位的精彩言论。当然，对于沈苇的诗歌写作，大家不一定全是溢美之词，也可以发表自己的建设性意见。
一、题材与主题的丰富性展示
陈祖君：从诗歌地理的角度来看，沈苇所歌唱的新疆，与昌耀诗歌中的青海、于坚笔下的云南，都是中国当代诗歌版图中具有地标意义的写作实践。他们的探索，常常通过个人的观察和体认，使特殊的地域性与存在的日常性紧紧联系在一起，呈现出一种可贵的异质性。相对于全球化、都市化所带来的同质化写作而言，这一点尤为重要。
陈 敢：沈苇的诗歌题材与主题确实是丰富多样的，而我最欣赏的是沈苇在诗歌中所表现的“诗歌之爱”。在当下狂欢的消费时代，有人经不住诱惑而迷失堕落，而沈苇依然心如静水，耐得住寂寞，坚持诗歌的信仰，坚守精神的家园，正如他在《叶尔羌》诗中写道：“如果诗歌之爱/不能唤醒又一个轰响的春天/他情愿死在/叶尔羌一片薄荷的阴影下”。我想，只要有这种精神，沈苇的诗歌，不仅能“唤醒又一个轰响的春天”，而且能唤醒夏天、秋天和冬天。
李志元：毫无疑问，沈苇一直坚守着诗歌写作的独立性和边缘性——这不仅仅就诗人生活的新疆地域环境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沈苇在诗歌写作中保持了对自然和生命的必要的敬畏。大致说来，诗人的写作在题材和主题方面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在行走中观察与描述中亚迷人的地域风光，一个是从外到内悉心捕捉与抒发个体的生命体验和生命感动，同时，这二者是彼此诱发、相互融合的。我相信，诗人对大自然必定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认同，在他的眼中，大自然不仅具有性格，并且包蕴着丰富的生命情态。他曾经这样描绘过有着故乡之谓的东海：“渔船像一把离港的刀子/割开大海的皮肤/一把盐沙捂住蓝血的澎湃/——海总是迅速愈合自己的伤口”（《海》），不难看出，诗人对自然的书写，处处融入了自己对生命本身的感悟、体恤。诗人感叹道：“世界是我苏醒的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他提醒人们：
勿忘小草有痛，蛤蟆有歌，小丑也有灵魂/勿忘一颗体验的心胜过十个昏睡的身/勿忘时光中的沦陷、大地上的毁容/勿忘每一双眼睛必然的干涸和熄灭/勿忘泪水的飞翔带着盐的闪光（《勿忘》）
小草、蛤蟆、小丑，是极容易被忽视、被践踏的，但它们全是生命，人们应该以谦卑、疼痛之心善待生命。正是源于博大的人道主义的爱，沈苇的诗歌才给予生命中的弱势群体以更多的关注。可以认为，立足边缘，善于从卑微中发现崇高和敬畏，抒发对自然和一切生灵的关爱、怜悯与珍重，正是沈苇诗歌写作一以贯之的显著特征。 罗小凤：我读到的沈苇自己精选的三十首诗基本上呈现了沈苇从1990年到2011年的创作轨迹，读这些诗，可以约略感觉到沈苇诗歌题材与主题的丰富性，以及由此所形成的诗歌空间的开阔性、多样性。
首先，新疆主题几乎是沈苇的诗歌标签。沈苇出生于浙江湖州，1988年移居新疆，异域异族的风土人情与江南故乡迥然不同，必然带给他许多新奇的体验、感触，他的诗笔便聚焦于这些体验、感触，他的许多诗都书写他身处新疆的耳闻目见，如《滋泥泉子》、《林中》、《达浪坎的一头小毛驴》等诗中对新疆的毛驴、葵花、莫合烟、红辣椒、戈壁、沙漠等西域景观进行了呈现。然而，沈苇书写新疆主题的诗最优秀最引人注目的绝不是书写新疆风光的诗，他不愿意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而是将“新疆体验”祛除“新疆标签”而具体呈现于生命感受、体验中的那些诗，如《一个老人的早晨》、《阳台上的女人》、《郊外的烟囱》、《吐峪沟》等诗，突破了单纯的风景描写，而关注日常的风俗与民间风情，聚焦细微的生命体验与感受。此外，他还对新疆文明、文化、生存状态进行追寻，如《细君公主》、《叶尔羌》、《沙漠，一个感悟》等诗。
其次，生死问题的探讨是沈苇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归来》这首诗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此诗通过女儿与“我”的对话而呈现生死问题，原本“我”从幼儿园接女儿“归来”是最日常的生活片断，然而在“归来”途中两代人从不同视角讨论生死问题，诗中更侧重的是孩子的视角，从孩子对生与死问题的认识呈现了诗人对生与死的独特体悟。《吐峪沟》中则勾勒了一个“村庄在低处”、“墓地在高处”的吐峪沟，吐峪沟是中国伊斯兰教最大的圣地，地处新疆鄯善县的火焰山中，诗人通过呈现村民们在村庄与墓地邻近的“葡萄园中采摘、忙碌”的生活景象，暗示了生者与亡者彼此临近的生死哲理。
此外，我发现沈苇在诗歌中一直在追寻“自我”，如《自白》一诗，诗人在诗中传达了他对随波逐流的生活状态保持清醒的距离，而愿意用孩子的目光“打量春天的花园”或像小鸟一样“纵身蓝天”，显示了诗人“孩子”般纯净的童心、小鸟般对蓝天与自由的向往，以及他超然世外、无所欲求的淡定、恬然心境，这是诗人对“自我”的清醒认识与自觉追寻。
董迎春：我一直非常认同德国汉学家顾彬教授对当代文学的价值判断，他特别标出了“当代诗歌”对于世界文学的重要意义。这个“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它的前提必然是汉语思维与写作。因而，它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是，诗歌在所有文学中也是最难读懂的文学样式，按我的老师赵毅衡教授的说法，诗歌是艺术中最精英的艺术。因而，今天坐在这里探讨诗歌是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精神对话。如刚才谭五昌老师介绍的那样，沈苇取得了不错的诗歌影响，比如获得“鲁迅文学奖”、“刘丽安诗歌奖”等，但诗歌界、评论界往往关注热点，对真正严肃的创作似乎缺少应有的重视。其实我倒是挺羡慕他现在所处的“孤寂”状态。我今年在《南京社会科学》上探讨诗歌本体论的书写可能时，写过一篇理论性的诗学文章“当代诗歌的孤寂诗写”，这里面谈到了昌耀、海子等的“大诗”书写，这两位诗人显然也与“西部”有关，我想沈苇的诗歌也是这一精神背景下的“孤寂诗写”，在他的诗歌中出现了大量孤寂、虚无、苍凉、墓园、孤独、黑夜这类意象，正是这类孤寂状态，以及浩渺茫茫的戈壁、沙漠给了沈苇绝对诗学意义上的“本体”思考。而这样的诗歌必然暂离喧嚣、吵闹，它本身的孤寂成就了诗歌的“歌唱”特征，总之，诗歌是应该有关怀、有情怀的。个人觉得沈苇的西部化、边缘化，让诗人回归到真正的内心写作、本体写作。
沈苇诗歌的丰富性，题材与主题，我不敢断言极为丰富，但是他诗歌中的“孤寂性”思考，恰恰是丰富性的一种体现。这种孤寂性丰富了当代诗歌的书写可能。我觉得沈苇以“孤寂性”写作补充日常化、口语化叙事的写作是他个人写作生涯的极为宝贵的“丰富性”。他以边缘化、孤寂性维系了诗歌的丰富性、歌唱性。
二、多样化的形式与整体成熟的诗歌技艺
陈祖君：在形式方面，沈苇对于民间歌诗传统的借鉴，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艺术传统，在其 “（被）现代化”的过程中，其损失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和技艺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对于艺术本源和诗歌信念的困惑：“何为诗？”“诗歌何为？”王德威先生曾有一个说法，叫做“被压抑的现代性”，用它来思考今天的跨地域华文文学或华语语系文学，仍然是一个有效的视角。
陈 敢：我觉得沈苇的抒情诗很有特点，这些诗承继了闻捷诗歌的优良传统，往往有人物、有情节并饶有风味，显示了沈苇娴熟的诗歌技艺。《阳台上的女人》、《细君公主》抒发了诗人对新疆女人切身的感悟体验。无论是阳台上的女人的孤寂、性感还是细君公主的飘逸秀美，那份爱是那么热烈持久。坦率地说，我非常喜欢《细君公主》这首诗，因为这首诗既粗犷又柔美，既写实又有超拔瑰丽的想象，既写了客居他乡的痴迷，又有挥之不去的原乡怀想，在异乡与原乡的同物中，寄寓了诗人的激情与哲思。
李志元：也许是与诗人从浙江游走到新疆而伴随的地域文化性格交叉影响有关，我发现，沈苇的诗歌写作在形式方面有着较强的开放性和熔铸力。这一点大家都看到了，诗人也做了多方面的探索。我特别喜欢他近期的《谎歌》和《“我的马，你骑！”》，这一类诗作颇有新疆民谣《青春舞曲》的韵致。不过就总体而言，很明显，沈苇的诗作在表达方式上，往往多是将宏阔的景象描写与细腻的心理感知结合在一起，由此得以形成粗中有细、刚中见柔的诗风，而且相应地，他的诗歌也就显示出了一种沉雄、舒缓而柔和的抒情调子。这一点与一般意义上讲的“西部诗群”那种雄阔苍郁的诗风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换句话说，沈苇的诗更具灵性和质感，他更像是一个沉思型的行吟诗人。
罗小凤：沈苇在形式上进行了自觉的探索与实验。在诗歌体式上他尝试了不同风格与样式，如仿突厥文、仿哈萨克民谣、仿柔巴依等，《占卜书》（仿突厥文）、《谎歌》（仿哈萨克民谣）、《新柔巴依》等诗都是这些体式的尝试；此外，《一行诗》中全诗分为77行，每一行单独成诗，并标以序号，俨然是77首“一行诗”，它们将各种瞬间、感触、体验、场景进行拼贴，组合成一首长诗，是对“一行诗”这种新体式的尝试、摸索；《对话》则纯以对话的形式展开诗歌书写，是对“对话体”诗歌形式的实验。他对诗歌的节奏也进行了自己的探索，如《向西》这首诗以“向西！”为头领衔每一节诗，《占卜书》则每一节诗都以“你们要这样知道”为结尾，形成回环往复的节奏和旋律，中间则以长句与短句、短语交替，错落有致，营造出独特的诗歌效果。 在诗艺上沈苇亦进行了多样化的尝试与锤炼。罗兰·巴特曾指出，诗人是“用语言来弄虚作假和对语言弄虚作假”，沈苇在诗中善用语言“弄虚作假”，而这主要通过超凡的想象力得以实现。在他的诗中，毫不相关的事物被他的语言艺术一组织编排，便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如《谎歌》（仿哈萨克民谣）中“骑着旱獭去漫游/剥了张蚊子皮做大衣”、“一不小心将月亮撞了个缺口/要用奶皮把缺口补好/才能安心去睡觉”，将比喻、拟人等各种修辞杂糅于一体所拓展的想象空间让人叹绝。《郊外的烟囱》、《向西》、《阳台上的女人》、《克制的，不克制的》等诗都有这种“绝活”。值得一提的是，比喻是沈苇最常用的修辞策略，他用比喻所建立的人与事、物、世界、意识的关系非常具体、感性、形象、生动，且常出人意料，大多属于“远取譬”。如《向西》中“坟茔的一只只乳房/瞄准行走的风景”、“一群白羊从山顶滚落/如奢侈的祭品撤离桌台”、“沙漠傍依天山/像两页伤残的书简”等诗句中的比喻都可谓化腐朽为“新奇”，又不失贴切生动。此外，他还善于使用蒙太奇手法。《坠落》中通过一个厌世者坠落的过程以慢镜头呈现了九层楼中各层楼所发生的景象，蒙太奇般地将人间各种世态世相呈现出来，世俗百态的“生”与坠落者的“死”形成鲜明对比，令人震惊而又巧妙自然。
董迎春：我是第一次如此密集地阅读沈苇的诗作，对他的生平还不算太了解，按“新批评”学派的“细读”理论，我们可以把沈苇与沈苇的经历、背景暂时悬搁，我们读的是某位诗人的“诗歌”（作品）。这位诗人在九十年代的一些作品，似乎并未给我留下太多印象。而且有些作品比如《自白》、《坠落》、《清明节》、《阳台上的女人》等，还是九十年代叙事化诗歌的体现。这类“口语写作”呈现了时代的集体、同一性特征，其主要借助“反讽”的修辞策略呈现了人的卑微性、艰辛性。但这个时候的沈苇不是沈苇，而是共名状态下的时代写作的印迹。
新世纪时期的沈苇，让我眼前一亮。作为诗人的沈苇诞生了。这时代的沈苇与经历无关，但也与经历相关，从江南走进西部、从叙事性走向知性、智力写作，这时的沈苇是其他诗人不可替代的。沈苇诗歌的成熟性成为他作为沈苇，已经不再是江南的沈苇，也不再是在主流话语中写作的叙事性诗人，而是一个寄居西部、面对浩渺的沙漠向生命发声的一个哲理诗人，其诗歌的沉思打通了自我与世界的通道，由外及内，处处暗藏寓意。
他的诗歌的丰富性在于他开始真正找到自己的精神支撑点（他所生活的喀什、叶尔羌、雅玛克里山、哈萨克），他思考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与“人”、“自我”以及“他者”的关系，“我突然厌倦了做地域性的二道贩子”（沈苇：《沙漠，一个感悟》）。我想，他诗歌的题材极大丰富了、更西部化了，那里荒无人烟，但似乎又是“生命局限”的象征，在自然与艺术中，沈苇找到了情感的爆破口。所谓的主题，也由早期的个人处境的关怀走向了人类的普适性的精神思考。
三、“杂糅性”的地域文化资源与文化身份问题
陈祖君：用“杂糅”、“混合”来描述一个地方甚至一个人的文化状况和文化身份，在今天是较为恰切的。因为从文化性质来看，我们所生活的地方，已经不是以前所是的那个地方，我们也不再是曾经所是的我们。具体到沈苇的创作，他诗中所表现的新疆地域文化，远有丝绸之路，近有全球化，早就接纳、包容了其他民族的文化因素，其文化身份是多元融合的。就诗人的文化认同来看，沈苇在诗中一直兼有双重身份：新疆人（在新疆生活的人）与外地人（生活在新疆的外省人）。这种跟当地人一同感受、像外地人一样观察的书写方式，使得诗人的创作与地域文化之间形成一种“隔”。然而，在杂糅、混合、高速发展和无限开放的趋势中，“隔”正是当今我们身份的最大表征，无论你身处自己的家乡或其他城市，“隔”恰恰是生活着（处在过程中）的有力证明。作为一个特殊的例子，沈苇诗歌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题材、形式等问题，更涉及到地方和人的文化身份及其书写方式。
陈 敢：我觉得沈苇是一位真诚本色的诗人，他挚爱着脚下的热土，已然与新疆的高山、湖泊和戈壁滩融为一体，正因为对西北那片神奇的土地有深沉的爱恋，他极少写浙江家乡的风物和都市喧嚣，仿佛是超越都市红尘的异客，遗世独立地执着歌咏这片土地上奇异的景观和独特的民俗风情，从而以他的诗歌来表现出深广的爱，表现出浩大的悲悯情怀，同时又彰显出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这在他的抒情长诗《喀纳斯颂》、《滋泥泉子》、《沙漠，一个感悟》、《叶尔羌》、《登雅玛里克山》等诗作中均有所表现。其实，我们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读他的具体作品，仅从诗的题目就能分明地感受到他对那片土地爱得热烈而深沉。这种不事张扬、不随波逐流的坚守，令人感佩，也正由于数十年来坚守下的不断开掘，使他的诗作在散发出原生汁味的同时，具有历史的厚度和思想的穿透力。
李志元：怎么说呢，边缘性不就表明了身份吗？无论地域还是文化身份，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陷阱。照理讲，诗人对此不说是要自觉反抗的话，那么至少也应该保持某种审慎的警惕，防止将边缘身份姿态化。但是，就像是胎记一样，这两个问题又是真正存在的。我不知道诗人沈苇自己怎么想，但是，他的《吐峪沟》多多少少给出了一些提示：“峡谷中的村庄。山坡上是一片墓地/村庄一年年缩小，墓地一天天变大/村庄在低处，在浓荫中/墓地在高处，在烈日下/村民们在葡萄园中采摘、忙碌/当他们抬头时，就从死者那里获得/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一双眼睛”。我以为，作为一位优秀的当代诗人，沈苇早就“获得了俯视自己的一个角度”，地域和文化身份对诗人来说都不是问题，它们不过是诗人血管中自然流淌的血液。
罗小凤：沈苇的诗显然是典型的“杂糅性”的“混血儿”。由江南水乡“移民”新疆西域的诗人身上，江南气质与西域风骨交相撕扯、杂糅，使他逐渐成为一个“混血儿”，对此他自己非常清醒：“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正在变成一个混血儿，半个江南人和半个西域之子混血的‘杂种’。我是在走向一种兼容还是暧昧？我既能听见故乡雨水的淅沥声，又能感受到古丝绸之路上悠远的驼铃声。”（沈苇：《芦苇（或一封书信）》，《新疆词典》，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92页）他还提出“混血的诗”的概念，这种诗具有“一种地域大跨度带来的混血、杂糅、包容、隐忍的特征”，因而，“杂糅”、“混血”成为沈苇诗歌的重要特质，他的诗杂糅着各种地域文化资源，混流着多种传统血脉。这种特点在沈苇的诗中是非常鲜明的，如《细君公主》、《麻扎塔格》、《喀什的早晨》、《读〈754年纪事〉》、《登雅玛里克山》、《尼雅书简》、《叶尔羌》等诗，既流淌着江南的细腻、阴柔、敏感气韵，又奔腾着新疆的粗犷、豪迈、开阔风度。这是他的诗歌特质，也是他引起诗坛注目的重要原因。 沈苇的这种杂糅、混血的文化身份对于当下诗歌书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下许多诗人不愿意书写地域的、本土的、民族的，而追求所谓“中国的”、“世界的”，这或许不能怪这些诗人，因为诗写者只有在经过多重文化的冲撞后才更能看清所处地域的真实面貌、本质气韵。安石榴对这种“移民”状态曾进行过深刻的思考与发现，他指出：“诗写者在经过彼此游历之后的会聚，在很大程度上都打破了原生的惯有模式，焕发出另一重写作的魅力。”“一个诗人可以在某个地方因为某种聚集而获得写作的超越，同样还可以在另一个地方的另一场聚集获得再次超越。”我深为赞同，像沈苇这样的“移民”诗人，他们都拥有本土和异地的双重文化背景与经验，他们更能将本土经验与异域文化“会聚”或“聚集”，从而获得“写作的超越”。这或许是沈苇的诗歌书写获得成功的内在原因，相信这一点对其他诗人具有启示意义。
董迎春：“杂糅性”本身丰富、扩充了文化的边疆，也使得不同文明之间的精神对话有了可能。沈苇，作为一个汉语诗人，他必然离不开汉语的思维与东方美学趣味，作为新疆诗人，他必然也受到地域文明带给他的精神性、命运性参照。“杂糅性”既是一种后现代式的景观特征，也变成了文明自我修复、提升的内在动力。
如果要给诗人一个“身份”的话，我觉得诗人应回到荷尔德林所讲的，它是“世界性”的人，不断深入自我领域的精神探险者。无疑，沈苇就是这样的“世界性”的写作者，他的族谱、籍贯写在命运这本大书中，跨越不同文化、融入各种文明。《细君公主》，有作者的自传性情感体验，他不过借一位汉代公主的口吻写出了自身命运感叹：“梦中传来江南丝竹、吴侬软语/有时夹杂着年迈父亲的咳嗽/膻腥丈夫，睡得像头公牛/在梦里哼着呼麦和谣曲/用故乡的丝绸裹紧你的孤单/却抵御不了边塞的严寒……天边外，比远方更远的异乡/月亮在上，今夜格外漫长/乌孙白雪的光芒爱着你/草原瑟瑟发抖的枯草爱着你/羊和马用婴儿的眼睛爱着你”，所以任何所谓的身份都是复杂的、纠结的，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性”带给诗人内心的触动与感伤，这不是民族性、世界性这些外在的“符号”所决定的，而是被人自身的命运所局限。
因而，诗人首先是以“人”的面孔出现在生活面前。所处地域的边缘性、诗中所持的孤寂情怀，让沈苇的诗歌不断获得艺术、思想的双重签名，在诗艺上也不断表现出一个诗人的深刻眼光与文化意识。因而，我想在完成这类作品后，沈苇不是孤独的，他会心一笑，他又为人类贡献了一首真挚的诗歌。
谭五昌：大家从各自的诗学观点、立场与趣味出发，对沈苇的诗歌写作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阐释与评价，这对我们进一步认清沈苇诗歌的面目及其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价值不无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