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打离婚以来，59岁的简几乎没同男人往来，她怎么可能染上艾滋病呢？ 1993年1月，外出度假的简・福勒回到她在堪萨斯的寓所。一到家，她就忙着整理邮筒的信件，一封健康保险公司的来信使她大吃一惊。当时，她正在向健康保险公司申请保险项目。这封拒绝她申请项目的信说：“你的血清检查结果显示极不正常，我们觉得有必要通知你的医生。”简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封信。“极不正常”会是什么呢？白血病？其他癌症？她感到又惊又怕。简找到了她的医生。医生说：“保险公司称你的血清检测显示你感染上了‘HIV’。”简傻了：我怎么会染上艾滋病病毒呢？
简无论如何也不相信这个结果。她脑海里迅速地对自己的历史进行了审视：结婚前，她一直是个简结的处女；结婚后，她过了24年一夫一妻的生活。1984年，她离婚后，一直深居简出，除了一位曾和她共事多年的男性同事外，几乎没有与任何男人有过交往。这位同事也离了婚，他是一位50多岁的作家，受过良好的教育。简离婚不久便开始和他约会。起初，他们只是经常一起去听音乐、看电影、参观博物馆。几周后，终于有一次，这男人在简的寓所过了夜……回到家，心乱如麻的简打电话将这件事告诉了在旧金山的儿子斯蒂芬。儿子听到这消息后也没了主意。简还打电话告诉了父母和一些知心好友，他们都感到很吃惊，并催促她再做一次血清检查。几周后，简又做了一次血清检测。两周后医生说：“很遗憾，你的确染上了‘HIV’”。
简推算自己染上了病毒已有5年的时间了。听专家说，艾滋病者从刚感染上病毒算起，最多可活10年。“我只能再活5年。”简越想越伤心。经朋友建议，简还是勇敢地给堪萨斯健康中心打电话，将那位男同事的姓名告诉给健康中心。
简开始留心她周围的朋友对她的态度。“真是谢天谢地，他们和平常一样，坐我的沙发、用我的电话吃我做的饭菜。他们都受到教育的，知道不会受病毒传染。”但是，，社会上的人会怎样对她呢？她担心极了。“我怕别人看不起我。”于是，简足不出户，整天在家里看电视、睡觉。
一年后，简还是鼓足勇气，给那个男人打电话。“我想告诉你，你可能是一个‘HIV阳性’病人。”“不，我绝对不是艾滋病病人！”那个男人有些歇斯底里地叫道。简怔住了，“这就奇怪了，从时间推算，我正是和你在一起的时候被染上病毒的。”他没吭声，并马上挂了电话。
1995年，简在旧金山再次见到他。他承认，当他看到染上艾滋病病毒的诊断通知时极度恐惧，更觉可怕的是，他已将病毒传染给了简。
一天，简在儿子家里接到一位朋友从堪萨斯打来的电话，说那个男人死了。简立刻扔掉电话，不停地惊叫着、咒骂着。儿子费了好大的劲儿，才使她平静下来。
“我还能活多久？我该怎样来度过余生？就这样一直躲在家里不见人吗？”简开始意识到，应该让自己的余生过得更有意义。
一名艾滋病专家告诉她，华盛顿将会召开一个有关妇女和艾滋病问题的会议。简决定参加这次会议。她找到“堪萨斯艾滋病基金会”执行主席凯思琳・库泊，要求会议为她提供旅费资助。凯思琳同简详谈了4个小时后，不仅接受了简的全部要求，还打算向组委会建议，推荐简为艾滋病患者顾问的身份出席会议。
在会议中，简发现艾滋病妇女都是年轻人，她感到孤独、失望。但她坚信，一定还需要不少像她这样年龄的艾滋病妇女。“我一定要把我的故事说出来，这样或许还会拯救一些人的生命。”她发言道。
回到家后，简开始频频在美国的一些妇女组织、修理业和学校演讲，讲述她的故事。她强调，老年妇女也有染上艾滋病的危险。她说：“人们要明白，如果不洁身自爱，每个人都有染上艾滋病的可能，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证！”
简的讲演受到广泛的欢迎。很明显，她的年龄以及富有感染力的话语深深打动了听众，特别是妇女和年轻人。很多听众几乎是含着眼泪听完她的故事的。
（摘自《妇女之友》2000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