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房地产商）：如果把维稳的财力、物力、精力用在维护食品与药品的安全上，如果把干预巿场的能力、智力、心力用在维护政府信誉，防止腐败上，如果把监督民众的权力变成民众监督政府的权利，那中国的社会一定比现在更和谐更稳定。
张维迎（经济学家）：假如一个学生作弊，他会有罪恶感吗？当内容本身就是在撒谎，他是无罪恶感的。尤其我们好多政治考试，大家都知道，瞎抄呗。老师事先可能就给你暗示，该怎么怎么，联合作弊。我们从小在一个说谎的语言环境当中长大的孩子，你真的没有办法使他真正有道德。
袁飏（金融专家）：农民在地里锄草，不是看他锄出多少草，而是看地里还有没有草。反腐败就如同农民锄草，反腐败的成绩不是抓了多少，而是看官场上还有多少。级别越抓越高，官员越抓越多只能是反腐败的耻辱，而不是荣耀。
巴曙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人到中年的标志：不再盲目跟风；合理安排时间；开始养生；在多种情感之间，首先想到亲情；不再靠想当然来解决棘手问题；重视身边的朋友；愿让周围的人快乐；在得失方面变得大度；尊重周围每个人；淡忘仇恨。
郎遥远（资深策划人、时评家）：真正的民主，应该具有四个方面的精神内涵。一是平等精神。不管是谁，身份平等，权利平等，尊严平等。二是宽容精神。要允许别人跟自己不一样。不能强迫思想一致，不能一言不合就老拳招呼。三是妥协精神。政治是妥协的产物，社会成员和谐共生，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四是建设精神。可以批评别人，但须提出建设性主张。
加措活佛（雅江扎噶寺活佛）：我们常常会说：“好累呀！”然后顺道抱怨两句。但请不要把抱怨当作一种习惯。因为所有的一切都是我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有些人会说他没得选择，任何时候，我们面前都不会只有一条路，除非是自己放弃选择。而不选择，本身也是一种选择。所以，既然一切都是自己的抉择，就请，扛起你该扛的责任，微笑面对。
吴稼祥（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可以选择立场和利益集团。重要的是，要选择与自己有价值共识的利益集团，否则，就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商人。有个轻狂的商人，问一位哲学家：“你们整天YY，有人给钱吗？”这是问狗的话，不是问哲学家的话。所谓“君子”，就是当利与义相悖时，舍利取义，而非嘴挂义手取利。
陆川（导演）：经纪人青山跟我说，晚上他要和美国电影局的官员吃饭，对方提出了3个条件：1、请找一个上档次的餐厅，因为我们是官员；2、请订一个不要那么昂贵的餐厅，因为我们是官员，收入有限；3、一定是AA制，因为我们是官员。
朱德庸（台湾著名漫画家）：什么是专业和敬业？告诉你一则故事：十几年前搭乘飞机，飞行到半途时，澳洲籍机长广播告知大家他即将退休，这是他飞了几十年最后一次任务，并感谢及珍惜能与大家同飞。在整个飞行途中极其平稳，降落时毫无震动，落地后机舱乘客响起一片掌声。之后每当我怠惰时就会想起那位机长的精神，这就是专业和敬业。
马伯庸（作家）：我觉得“我觉得”很好啊，表明这是我个人看法，代表的是平等、包容、愿意交流的对话姿态，有自己立场，也不强加于人，在它后面，往往还带着一句：“你觉得呢？”
何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中国监狱将夫妻同居视作奖励和恩典，瑞典视为权利。几年前造访瑞典监狱。在瑞典可以随便约见犯人。若是女友，可共处一室。一越南人问：若是妓女假冒女友，进来卖淫怎么办？瑞典监狱长想了半天回答：没办法。法律只授权我限制他自由，没授权我审查他朋友。
杨恒均（时事评论家、网络作家、学者）：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美国就常常为他们的自由付出代价。民主自由的国家，一边把统治者关进了笼子，限制了他们欺压百姓的自由，另外一方面，却也释放了每一个自由人的能量。美国民众对于枪支的态度显示了自由的珍贵与自由的代价。其代价是：谁也无法避免有那么一些“暴民”滥用枪支，屠杀无辜的生命。
王小山（网络作家）：忠告明星，尽量别为食品药品代言，出事概率非常大，一旦有了问题，会内疚一辈子。作为半个心理医生，负责任地说，内疚的滋味很难过。巴西一心理医生长期追查16个贪官，发现他们因为内疚，无一善终。
陈默（批评家）：我国不知何时发明“艺术考级”，似在挪用钳工、车工考级方式，把个寻求原创寻求个性寻求自由的艺术，进行野蛮恶劣的技工式切割，比如美术考级，五级考画运动鞋，六级画书包，七级画木凳扫把组合，八级画想象建筑等，主管部门、组织者捞钱不顾廉耻，家长、孩子成欺诈对象。
高晓松（音乐人）：那些声称被应试教育毁了的人，不应试也会自毁；那些抱怨婚姻磨灭理想的，不结婚也成不了居里夫人；那些天天唠叨这个体制捆绑下无法创作伟大作品的，去了瑞士也一样找不到灵魂的自由。大家面对同样的时代，却找出不同的借口，每个人都在窗前看这个世界，有些人看见的只是镜子，有些人伸手不见五指。
华生（经济学家）：批判和建设有矛盾吗？批判的结果如果给不出解决问题的出路，这样的批判很难说是彻底和抓住要害的。建设者如不会批判和解剖，不知问题真正之所在，改革和建设也无从谈起。批判是手段，建设是目的。就是把对象彻底否了，也得拿出自己可行的建设方案。中国百年来不缺最激烈的批判，缺的是批判之后好的建设。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总有人问，中国人为何不守规矩？其实，中国人可以非常守规矩，在暴政面前，跟绵羊一般。也可以说，中国人在鞭子面前，很规矩，一旦让他们自主了，就肯定有人放纵。就像排队，如果有警察在，大家规矩，警察不在，就乱插队，同样排队的人出来制止，他们还不听。
许小年（经济学家）：财政越好，越不改革，一定是要过不下去了咱才改革。你看看铁道部，高铁现在集资都集不到，市场上卖债权没人买，没钱了，才开始谈铁道部改革，要政企分离，要对民间开放铁路投资。政策全是对的，但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呢？把钱折腾光了，只好启动改革，一启动改革中国经济的天就晴了。
王建勋（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在一定程度上讲，“开放”比“改革”还重要，因为不开放，就不知道该如何改革，就会失去优良改革的方向。小到个人，大到国家，都应时刻保持开放的姿态，向别人学习，取长补短，方能提高自我、与时俱进。倘若闭关锁国，动不动就拒斥“西方”，动不动就挥舞阴谋论大旗，注定落败。
戴志勇（成都市审计局局长）：政府向民众开放之所以能成共识，就在于大家都明白一个常识：现代政治早已不是密室政治，而是众人之事，是民主政治。对包括公共建筑、政府行为与政治过程在内的一切公共品，纳税人必然慢慢产生支配欲和参与欲。政府理应读懂并顺应公众这种无所不在的渴望，采取各种措施打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高墙与警戒。
黃力泓（美国全球竞争力研究院院长）：我们总想着培养大师，一会儿跨世纪人才，一会儿人才宇宙计划，但很多年过去了，遍地多是庸才；我们总想着提升道德，一会儿道德模范，一会儿道德标兵，但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感觉却是道德的滑坡。我们需要大师，也需要道德模范，但我们更需要的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的公民。
【余娟、杨孔翔荐自《济南日报》《新京报》《羊城晚报》2012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