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6年起，我在美国的一所四年制自由文理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也译为博雅学院）的历史系任教六年了。这所学校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和公立大学不同，很多私立四年制自由文理学院都设在远离大都市的偏僻地方，校园建筑古朴，环境优美。自由文理学院的教学理念虽然一直受到质疑和挑战，是否物有所值，但在今天似乎仍然表现出很强的吸引力。小班制，教授只教本科生，强调阅读、写作、口头表达、课堂参与和自由思考的自由文理学院模式已在韩国著名大学延世大学被全面复制。延世大学于2006年在校内单独开设了一所以该校创始人、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安德武德（Underwood）命名的四年制本科国际学院，面向全球招聘具有博士学位和欧美大学教学经验的教授，对本科生进行全英语小班制教学。笔者本人就读过的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和纽约州立大学也都在近年陆续在校内开设了针对成绩优秀的本科生的小班制学院，以使比较杰出的本科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训练。
我所在的这所大学创办于1815年，学生人数多年来一直控制在二千一百人，从未听说过有“扩招”的计划。美国的父母不论是选择小学还是大学，都非常注重师生比例，这正是遍布美国的自由文理学院的一大优势，因为在这一类的大学中，教师和学生的比例一般维持在一个教师平均教授十三至十四个学生之间，文理学院之间相互还进行比较，教师比例偏低往往是学校招聘新教授的一个重要理由。学生人数少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和那些动辄一百至一百五十个人、一个本科生班的大规模研究型大学相比，自由文理学院的学生有多得多的机会和教授接触，得到细致的指导，甚至参与到教授的研究当中。课堂上，一百人的大班基本上只能是讲座型，即教授讲课，学生记笔记，而美国学生大多数喜欢积极参与和表现自己，小型文理学院的小班则能够保证本科生们都有机会个人发言，参加小组讨论，以及在课堂面对面地和教授交流。
就师生关系来说，自由文理学院的一大优势正在于只有本科生，没有研究生。从教授的角度看，应该说大多数经过长时间的学习和研究，具有博士学位和自己的独立研究方向的教授内心都愿意和年龄、心智、知识更为成熟的研究生交流，而多多少少轻视本科生，但自由文理学院制度使得硕士和博士这个横亘于教授和本科生之间的层级在这样的学校里不复存在，教授只能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体会、知识传授给本科学生。由于学生人数少，师生关系较为紧密，自由文理学院的学生还能得到另一个好处——即申请研究生院或实习机会，找工作时的几封详细的、精雕细琢的推荐信，教授推荐信在美国的研究生申请过程和求职中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尽管在很多时候，推荐信已经成为一种形式，而且美国教授写推荐信的惯例是只说好话，不传递任何负面的信息，也不会对被推荐人进行任何哪怕是轻微的批评，但是一个翔实的、真正凸现一个学生作为个体的优势和潜力的推荐信，和因为教授跟学生并不真正熟悉而写下的空泛的赞扬必然还是有很大的不同。我曾经教过的一个美国学生毕业以后去了中国山西省太原市，在一个英语学校里教书，回美国度假的时候，他专门来看我，我请他吃了一顿午饭，席间他讲了很多在中国的趣事，说自己未来的目标是进入非政府组织，促进中国中西部的发展。后来在我给这名学生写的推荐信中，就着重强调了他的这段经历，他选择太原而非北京、上海的独特性，以及他对中国中西部社会经济问题的特殊关注和未来的志向，后来，这名学生被包括密西根大学在内的好几所知名大学研究生院录取，他最后选择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顶尖私立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前几天刚刚收到他的电子邮件，他说自己对这所学校十分满意。
我所在的这所学校和多数自由文理学院一样，注重的是通识教育，并不设置工程和商科这类比较实用的系科，计算机系不但规模小，在学校里似乎也影响不大，相反，大量的学生醉心于学习音乐、美术、文学、哲学、戏剧、历史、政治学、经济学、环境科学。我曾经教过的学生中一部分就是电影和文学的痴迷者，毕业以后也一直坚持他们的爱好。但这般古典的爱好与现代社会激烈的生存竞争毕竟还是存在冲突，而自由文理学院的学费又相当昂贵。如何才能让学生父母觉得物有所值·自由文理学院的一大卖点是强调训练学生的书面写作能力和口头交际能力。有研究表明，美国的本科生毕业进入职业市场后，真正起作用的不完全是他的专业，更多的是潜力、成熟应对面试和工作的能力，而这些能力当中就包括能够流畅地书写论证和自信地表达自己。在这方面，自由文理学院能够提供较一般大型公立大学多得多的机会。在一所大型的大学中，教授因为自己的研究压力和对研究生的偏重，以及本科生数量的众多，一般不可能给本科生布置很多作业，即便有作业和考试，也常常由研究生教学助理代为批改。但在自由文理学院里，文科教授倾向于给为数不多的本科生布置大量的阅读和写作任务，迫使本科生花费大量时间阅读、思考和写作。在这里，写作所要到达的目标绝非简单的正确与否，而在于考察学生能否进行自由的批评性思考（critical thinking）、能否学会分析问题、能否有效地说服读者以及能否有效地使用材料支持自己的观点，最终形成理性和平衡的思维习惯，更为具体的要求则包括文句的通顺、段落间的转折、观点的连贯等等。学生还有很多机会在学期结束的时候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课题，组成小组，最后用PPT把研究结果报告给全班。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断练习群体协作和流畅明晰的当众口头表达。学校的学习辅助机构还有专职辅导人员和录像设备，并帮助学生检查在台上报告时的仪态。在我看来，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
新生研讨班（Freshman Seminar）大概也是自由文理学院的一个特色，按照各系的安排和统筹，每一个教授都有可能被要求开设一专门针对一年级新生的新生研讨班。研讨班的内容不必是教授本人熟悉的学科领域，可以是任何教授个人感兴趣的话题，例如瑜伽、环境等等，这门课的目的是帮助一年级的新生实现从高中生到大学生的顺利过渡，选择了某一门新生研讨班的学生也就等于自动选择了该名教师作为自己在大学几年的导师。在这门课上，学生必须了解学校和周边环境，学校内部的各种服务，如心理咨询中心和职责和功能；作弊和抄袭的定义，练习提高写作技能、口头表达能力，群体协作，个人的时间管理和目标设定。作为导师的教授有义务了解自己的学生的情况，协助他们选课，确定自己的专业，了解他们的进步和遇到的问题——学生往往需要在大学二年级才确定自己的专业，此前只需要广泛尝试不同的课程，对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调整，也对教授的能力和水平进行比较，即便正式确定了自己的主修和副修以后，学生仍然可以改变想法。也有一些学生由于在一所学校时中找不到喜欢的专业和满意的教授，中途就转到其他学校。由于学生具有选择和变换的权利，无形中也激励每个系科和教授之间进行竞争，因为能不能吸引到足够的学生，是一个系能否生存的根本条件，也是一个教授能否受尊重和获得终身教职的一个主要条件。我现在任教的学校过去有两个系，几年前就因为学生不足而被学校永久撤销。 我所在的这所学校一直保留着一个传统，即所有的本科生都必须完成一篇毕业论文，论文的主题由学生在自己选择的指导教师的协助下拟定，临近毕业的学生都必须参加一个关于研究方法的研讨班，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写出论文的开题报告，再下一个学期之初，学生要选定自己的论文导师和第二乃至第三读者，在一个正式的会面中，把自己的研究计划报告给相关的几位教授，听取修改意见，接下来，学生再用一个学期的时间完成几十页乃至上百页的论文，中间必须数次会见导师和其他审读者，最后的论文定稿交给学校印刷厂装订几份，并举行约一个小时的答辩。答辩通常极少有不通过的，但学生常常还是非常紧张，男生往往着正装前来，女生通常会化妆，穿套装和高跟鞋。经过答辩委员会成员签字的论文交由本系存档，学生本人也获得一份保存。对于很多不再进入研究生院而直接工作的学生来说，写作毕业论文的独立研究过程是一段很难忘的记忆，而有意愿攻读研究生的学生，则可以通过写作论文初尝学术研究的滋味。
我所在的这所大学的考试是不监考的。在每年秋天的入学典礼上，每名学生都必须起立宣誓遵守“荣誉准则”，即不作弊，不抄袭。考试卷子上必须有学生的亲笔签名，再次确认对准则的信守。按照规定，闭卷考试时，老师把试题发给学生后不必监考，学生只要不离开考试地点所在的教学楼，可以进入任何空教室答题，但必须打开教室的门。以我在学校“学术道德委员会”任职几年的经历看，即便实施这样的准则，也无法完全杜绝学生的作弊和抄袭，“学术道德委员会”的职责就是负责审理作弊被抓住的学生的案件。委员会由两名教授和三名学生组成，审理的时候需要阅读相关教授的指控材料，由被控学生进行陈述和自辨，最后由委员会成员进行闭门会商，确定该名学生是否被认定违反校规，以及适用哪一条处罚，通常用得最多的是不进入档案的“警告”和该次作业或考试零分。
文理学院的教授的教学任务通常比研究型大学要繁重。在一所研究型大学，文科教授很可能按２－２结构上课，即春季秋季两个学期各上两门不同的课，通常这两门课中，一门是为本科生开设的大班讲座，一门是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的研讨班。在研讨班上，教授往往会引导研究生和博士生了解学术界的最新研究趋势、方法，或结合自己的研究兴趣开设，并阅读大量的学术专著和论文，为本科生开的课则较为泛泛。文理学院教授的开课要求往往是3－3，即每个学期同时上三门不同的课，尽管学生人数相对较少，但备课和教课的压力却大了不少。美国的大学一律没有统编教材，这就要求教授必须对各种新教材十分熟悉，善于选择，还必须熟悉各种相关读物，美国的历史教授往往很善于把新出版的人物传记、自传、小说乃至电影应用到书目和课堂讨论中。这样做很受学生欢迎，但教授本人则必须大量阅读，熟知各种材料。另外，由于对教学品质的重视，教授还必须改变自己独自研究或者与同行交流时的心态，钻研如何深入浅出地传播知识，讲究教学方法和技巧，关心学生的接受和反应——学校图书馆有大量本科教学研究的著作供阅读。学校保证教师的研究和教学——包括研究课题的选择、开课和选择材料、布置作业，决定考试还是不考试——自由，并提供财力支持，但是学校明文规定不允许教授在课堂上传播个人的政治观点和尚未成熟的学术见解，严禁和学生有感情和性的关系。
自由文理学院对教授的评估和研究型大学（包括最著名的常春藤大学和州立大学）也有所不同。研究型大学通常注重教授的科研成果和论文发表，如我曾经读硕士研究生的佐治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就规定，在从担任助理教授到获得终身教职（副教授）的七年之内，必须出版一本专著，而且专著通常要由享有声誉的大学出版社出版。尽管绝大多数情况下，第一本专著就是这位助理教授的博士论文，但大学出版社通常不接受未经修改的博士论文，原因是博士论文的阅读对象是评审委员会的专家，博士论文必然含有大量术语和研究背景等小圈子的人才感兴趣的内容。然而大学出版社面对的任务则是如何把既有一定质量和价值又有市场潜力的书作为商品推销出去，因而必然要求著者按照市场需要和可读性的标准来删减博士论文中过多的术语、堆砌的脚注以及冗长的圈内同行争辩意见。一个研究型大学里的助理教授注定将不得不把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寻找出版社，等待繁忙的匿名专家们反馈审稿意见，修改手稿等事情上。文理学院则把教学放在研究之前，虽然研究和出版也是必要的，但并不主张教授耗费大量时间在自己的研究上，这对于一些研究兴趣并不特别浓烈而更喜欢亲近学生的助理教授来说，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而赢得学生的喜爱比让挑剔刻薄的评审专家满意大概也更容易。重要的是，这种机制保证教授对教学的投入也可以得到认可和回报。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在教学、研究、管理、业余爱好和家庭生活方面的全面平衡，而平衡本身，也是一种生活的艺术。
评估教学本身并不容易，不像出不出版书那么简单直接。文理学院所依赖的是美国大学里通行的学生反馈表，只是依赖程度恐怕远大于研究型大学。我所任教的这所大学在每个学期期末让学生回答的反馈表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问答性质，只有两个问题：一是你认为教学中那些方面是最有帮助的·二是你认为哪些方面是最没有帮助的·另一部分是量化问卷。学生需要回答以下十二个问题，答案从最好到最差共分五级。这十二个问题是：1，这名教师的表述有多清楚·2，这门课设计得好吗·3，这名教师有多大的激情·4，这名教师挑战了你吗·5，这名教师总是容易找到吗·6，这名教师的帮助有用吗·7，这名教师在和学生的交往中表现出尊重吗·8，这名教师布置的阅读、作业、考试有效吗·9，发回作业的时间间隔合理吗·10，该名教师对你的作业的评语是建设性的吗·11，你从这门课中学到了多少·12，你如何评估这名教师的总体质量·学校把问卷回收后，会进行汇总统计，最后每一位教师都会收到问答部分的复印件和统计后的图表，知道自己在学校和其他同事的得分相较的位置。在学校对教授进行评估的时候，在这些问题上的得分，而不是研究成绩，将很大地影响评定委员会的意见。
被评判的教授本人也有机会发出声音。每次的评估和晋级都会要求教授本人写出长达十几页的自评报告。教授必须诚恳地总结自己的教学、研究和在学校的服务参与，告诉评审委员会自己的努力、达到的效果和存在的不足，对学生反馈表所体现出来的问题要以正面的心态和情绪进行讨论，而不能过度自我辩护，更不能自我吹嘘。从另一个角度说，正由于不以出版专著和发表论文作为硬性规定，自由文理学院的教授成绩评定多多少少带有主观色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情商、人际关系——包括与学生和同事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大学可能更能容忍一个“怪人”的存在，而美国的大学对我行我素、恃才傲物的人的宽容度是极低的。据说，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家和后现代理论家阿里夫·德里克教授，就是因为个性骄傲难以相处，被排挤出了杜克大学，来到俄勒冈大学以后，又和同事相处不好而最后到了香港中文大学。总之，端正态度，谦虚谨慎，尊重学生，与人为善，是在自由文理学院生存的重要法则，对于一个刚出炉的年轻教授来说，也是一个重新定位和思想改造的过程。
在大学教授日渐忽视教学、整个社会日渐急功近利的今天，自由文理学院所体现出的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对教学质量的执著以及相应的制度设计、对学生道德的培养、对知识和理性思维的珍视都是值得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