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曹操作为三国之枭雄，善与恶、心怀天下与自私多疑共存，性格具有典型的两面性。历来人们对其评价偏颇的主要原因，源于中华文化礼仪道德的失范， 古代人民对仁君的渴望以及封建正统思想影响下的君臣观等多方面的因素。
关键词：曹操；枭雄；偏颇成因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9-0161-01
一、三国枭雄之征程
曹操出生与阉宦世家，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
曹操年轻时便机警而有权术，在黄巾之乱中初露头角，历任骑督尉、济南相、典军校尉。单刀刺董，矫诏伐逆而闻名天下，因诸侯各怀鬼胎不肯进军，愤而离去。而后占衮州，成为占据一方的诸侯。他接受荀攸的建议迎天子于洛阳迁都许昌占据大义，挟天子以令天下，诛吕布、灭陶谦、伐袁术，在官渡之战战胜袁绍逐步统一北方。挟百万大军征荆州不战而胜，与孙刘联军大战于赤壁，尝到了人生第一次大败，是役元气大伤，统一全国受阻。此后退居后方，一面发展经济恢复生产，一面加强对朝政的控制，辣手诛杀反对他的官员。他有着杰出的治世才能， 被当时有“月旦评”之称的许劭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
二、枭雄形象偏颇之成因
（一）中华文化伦理道德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历代统治者的推广下已成为中华文化伦理道德的核心。在两汉以后，高级知识分子更是以儒家思想为立身求官的准则。儒家思想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的“礼治”为坚持儒家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而曹操却胁天子以令诸侯，把皇权彻底的践踏在脚下，与儒家君臣伦纲的大方向上背道而驰。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曹操做人的原则却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行主义，在政治大观点上尤为独裁，苛求刑罚，与儒家“德治”思想中“德”这一观点背道而驰。
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如：《论语·为政》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但是，曹操提倡法治极端独裁集权于一身，对个人多元化的“才”低于自身的爱，高于自身的则妒，“杨修之死”便是一个证明。因此，曹操与儒家的“仁义”观、“分类而教”观等重要伦理观点上也背道而驰。
（二）古代人民对仁君的渴望
东汉末年，政治混乱，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重要因素发展受阻且有退化趋势，百姓生活充斥着各方面的威胁，朝不保夕。这种背景下人民极端渴望仁君，重现汉武雄风。而曹操是以“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招牌面世的，杀恩人、挟天子、屠徐州等血腥事迹使曹操身败名裂。人民觉得，这样的大不义人即使称王称帝，也必然是个暴君。而与曹操形成鲜明对比的刘备，以“仁”名誉天下，正是有这样强劲的对手，才会形成现在拥刘反曹的局面。
（三）封建统治文化的影响
曹操在唐朝以前名声并不坏。陈寿在《三国志》中对曹操是这样评价的： “汉末袁绍虎视四洲强盛敌。太祖远筹渲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才，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仅仅八十九言就展现了历史上较为真实的曹操形象。
曹操能胸怀大志，知人善用、文武兼备、策马驰骋华夏、挥鞭平定北方，堪称一世之英雄，其历史功绩不可磨灭。然而进入宋代后，曹操的形象陡然发生变化。作为儒家思想的最新发展，其核心是仁义与忠君。宋代开国者赵匡胤吸取了唐朝灭亡的经验，在思想上采取措施强化皇权，流传很广的三国故事成为宋朝政府首当其冲的清剿对象。而皇室后裔刘备一直坚持打汉室的旗号，则维护了东汉的正统和中央集权。随着正统观念的愈加强化，一个影响了宋代以后的封建社会的思想体系也产生了——程朱理学。它的产生不仅改变了曹操的形象，也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进取精神，统治者所推行的文化正是曹操形象大转变的一个重要原因。
可以说曹操是人类发展史中的一个矛盾却不可避免的形象。一方面他心怀天下，收拢英才；一方面又残暴好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是一个自私多疑、狡诈残暴的枭，更是一位心怀经纬、气魄恢宏的雄，一位起于乱世、霸于乱世、又殒于乱世的绝代枭雄。曹操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我们不应该单纯地从道德层面上来批判他，而应该把他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辩证的来看待，对他所作出的历史功绩和道德行为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龙汉寰.论语.修订1版.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23.
[2]缪镕.三国志选.修订1版.北京：中华书局1962，6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