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下岗男子廖丹为救患上尿毒症的妻子，找人刻了医院的收费章，为妻子进行免费透析治疗，4年间以此方式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事发后，廖丹被检方以诈骗罪起诉，面临3至10年的刑责。“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哪怕有一点钱给她治病，我何必去刻假章？”在法庭上，被告人廖丹掩面而泣。
总有一些违法犯罪行为让人恨不起来，反而让人同情和哀伤，廖丹涉嫌诈骗案即为一例。我首先要说，廖丹虽然涉嫌犯罪，但是，凭他对病妻的不离不弃，他就是一个好丈夫，称得上一个北京爷们。为“廖丹们”解困，社会方能健行
困顿中的廖丹，曾经两难的廖丹，现在让更多人陷于情与法的困顿，使法庭面临着更大的两难——假如真把廖丹关进监狱，对他病重的妻子来说是雪上加霜，而且恐怕所有人都不会接受法律的这种冰冷，当事医院也将承受数不尽的道德谴责；但是，私刻医院的印章骗取治疗，让医院无端蒙受经济损失，无论如何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行为。如果廖丹不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好像也有些说不过去。
这种两难，根源在于社会福利制度的一些深层次缺陷。显然，如果医疗保障制度比较完善，像廖丹妻子这样的情形能够接受基本的救助和治疗，人们不至于眼睁睁看着病人因没钱求医而抱憾死去，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即便发生了人们也很容易判明是非，选择立场。
当然，并不是说廖丹案在当下无解。依我看来，此案最好的结果，当是检方撤诉，医院方面表示既往不咎；如果再有社会机构或个人对廖丹一家提供帮助，维持其妻子的治疗，就更完美了。不过，这种设想，只在此时此案有意义，对于更多有着类似困境的“廖丹们”来说，并不济事。
健康的社会，不能让过多的穷人绝望，是拿出决心切实改革医保制度，为“廖丹们”彻底解困的时候了！必须看到的是，每一个类似的困苦故事，都是社会“负能量”的诱因——文明社会的要义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的前提是病有所医，让病人获得基本的医疗关怀可谓文明社会的底线要求。是故，社会上每多出现一名只因缺钱便有病难医的病人，人们对社会的文明和公正的怀疑就会增加，归属感就会减弱，热情就会降低。“医保覆盖”还有多少空白待填补
都说“法律无外乎人情”，但在“私刻公章救妻”事件中，为何“法律与人情”又分明如此矛盾冲突、难以兼得，让人备感撕裂之痛呢？
“贫贱夫妻百事哀”，不仅是高昂医药费下折射的家境贫困之哀，更是面对最迫切需要医疗救济的弱势群体，目前医保制度事实上处于空白、失灵状态的悲哀。我们的医保制度不是已覆盖13亿人、参保率超过95%了吗？何以仍会遗漏下廖丹妻子！早在2010年，人社部便曾明确，“对自愿选择参加城镇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各地不得以户籍等原因设置参保障碍”，可为什么在北京，廖丹妻子仍会因“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
事实上，查看一下人社部《2011年度统计公报》，便不难发现，类似廖丹妻子这样在户籍夹缝中被城市医保遗漏的外来人员、农民工并非少数，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如公报显示，“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5278万人”，但“参加医疗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4641万人”。这也就是说，在城镇参加医保的农民工实际不足五分之一。诚然，除了城镇医保，农民工在农村原籍还可以参加新农合医保（事实上，这也是目前我国医保能在形式上覆盖13亿人的基本背景），但囿于新农合医保的地域分割、不能互认、统筹层次低下以及报销水平不高等体制障碍，对于长期生活在城市的外来工来说，这样的医保显然不可能起到多少实际上的救济作用，廖丹妻子的遭遇，便是对此的鲜活诠释。
因此，“立刻公章救妻”事件实际上再次提醒，目前我国医保体制仍面临巨大的漏洞，亟待加紧健全完善。如，医保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体制分割亟待整合统一、在地区之间的互认通用亟待加速推进，同时，各种医保的报销水平、保障待遇也亟待不断提高。惟其如此，“私刻公章救妻”的情理分裂，才可能得以真正弥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