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中学学习文言文时，老师常会讲到古今词义的辨析，比如，古汉语中的“江”、“河”专指长江、黄河，现在“江”、“河”则泛指一般的河流。“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是《左传》中的句子，其中“牺牲”古语指为祭祀用的猪、牛、羊等牲畜，与今天指为了正义的事业或目的而舍弃自己的生命（也指放弃或损害一方的利益）不同。这种语义的游移流变，不仅表现在古今词义，即便是近代与现代之间，现代与当代之间，甚至是十几年、几年之间，一些词语的语义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演变。
我们比较熟悉的“北漂”一词，在1990年代前后成为热词，现在人们都了解的意义是特指来自非北京地区（往往没有北京户口）而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人们（漂在北京的外地人）。这类人在来京初期都很少有固定的住所，搬来搬去的，给人飘忽不定的感觉，其自身也因诸多原因而不能对北京有更多的认同感。这里是依据了“百度”词条上的解释。而一位“老北京”告诉我，实际上，“北漂”一词在1980年代初就出现了，其最初含义只是指天天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前聚集的那群人——他们盼望着能被某个剧组挑上，当一次群众演员，挣点劳务费。只是几年工夫，这个词所指的范围就大大扩容了。
近年网络热词“给力”也是如此。我们且不去探究这词的来历，只就其近期的词义来看，变化也是比较明显的。“给力”的一般意义大致是“棒”、“很好”、“精彩”，作形容词用。2010年11月10日，“给力”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标题中：《江苏给力“文化强省”》，从标题及这篇报道的具体内容看，该词在这里用作了动词，也即其字面意义：“给予力量”、“给予支持”、“加油”等。现在，前一意义的使用虽仍是主流，但后一意义的使用也越来越广泛了，体现出“给力”词义正处于一个变动或丰富过程之中。
“北漂”和“给力”都属于日常生活领域的用语，在学术研究领域也有同样的词义漂移现象。比如，文学理论中，在1950年代，人们常常这样解释“主题”、“题材”和“素材”诸概念：“把一篇作品告诉给读者的最基本的问题，包括所反映的最主要的客体事件和对它的思想评价，笼统地称为主题或主题思想、中心思想，对于为表达出这个基本问题（主题）所选取到作品中的生活事件叫做题材。而提供作家选取题材的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则被称为素材。”[1]
而1940年代相关文本的解释则是：“作家所要写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一切人间现实底存在。这一切底存在都是文学底素材。文学理论上的专门的名称就叫做‘题材’。题材是客观现实底独立的存在，没有和作家底主观发生关涉。题材一经作家底选取和采择，则那客观的现实的存在就变了质，它不复是脱离作家底主观的独立的存在，而是经过了作家底主观的取舍选择和分析整理的、创作上的问题，这叫做文学底‘主题’。”[2]这里，1940年代的“主题”的意义相当于1950年代的“题材”；1940年代的“素材”和“题材”二词没有区分，都相当于1950年代的“素材”。可见这些术语的当前意义，不是起初就有的，而是意义流动演变的结果。如果读者以当前或1950年代的“主题”、“题材”、“素材”的含义去理解、把握1940年代的文论文本，显然就会难得其要领。
在我国现代期，有些术语词意义的变化还与它们作为外来词的翻译相关。近现代以来，我国许多社会科学术语大多由国外迻译，起初很多词并无定译，一些译者常常把一个术语翻译成数个不同的译名，有时还会把不同的术语译成同一个译名。更有这样的情形，一个译者从日文译了这个词，而同期又有其他译者从德文、英文或其他外文译来。这样就难免发生龃龉和混乱，使语义在其生成期显得不够明确和稳定。
这方面“意识形态”这个术语比较有代表性。1919年，李大钊初次把“意识形态”从日文写入汉语，但其所指却是“意识形式（Bewu?tseinsformen）”的意思。至于今天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Ideologie），则被他译为“综合意思”。[3]到1920年代，更多的学者把德文词Ideologie译为“意识形态”，还有其他学者把这个词译成“观念体”、“观念形态”，也有学者直接把它音译为“意德沃罗基”[4]。1923年，瞿秋白从英文把ideology（即德语的Ideologie）译成“社会思想”。[5]1930年代，胡秋原在翻译弗里契的《艺术社会学》时，也在注释中谈到Ideologie的汉译问题。他认为，与当时流行的译作“意识形态”或“观念形态”相比较，译作“精神文化形态”更好些；他还称其友人费陀从俄国来信主张译为“思想系统”，也有可取之处。[6]
实际上，直到1957年新时代出版社出版的新一版《英华大辞典》中，ideology一词的汉语对应译词中还没有“意识形态”，辞典上显示的对应词为：观念学；空想，空论；思想体系，观念形态。不过后来在学术文本的使用上，人们逐渐统一到“意识形态”上来，其他的译法就逐渐淡出了。这表明，在汉语中“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意义也非一成不变的，不同的翻译体现了人们对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直到1950、1960年代，在这个词的翻译上也还是不统一的，这是人们对其词义理解有分歧的一个表象。我们今天在把握这一术语时，不应忽视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表演。否则，我们的理解和解释就可能是不确切或不充分的。
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现代期是并不鲜见的。比如，那时，胡适曾把imagination译成“理想”，不同于今天的译为“想像”；[7]有学者把style译为“体裁”，不同于今天的译为“风格”；还有学者把taste译为“风格”，不同于今天的译成“趣味”，等等。这些显然也都是词义游移的一种有意思的形式。
词义游移流变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每个词大概都是有着自己独特的生长历史的，因此，真正认识它们、读懂它们，往往需要有生活与文本的考据，需要有宏观与微观的分析，需要有现实和历史的眼光，需要有变迁和演化的视角。
（作者单位：教育部社科中心）
[1]李树谦、李景隆：《文学概论》，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9页。
[2]以群：《文学底基础知识》，生活书店1945年版，第39-40页。
[3]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号、第6号。参见李大钊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35页。
[4]同人：《意德沃罗基》，《文化批判》1928年1月15日第1号。
[5]瞿秋白：《郑译序》，《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256页。
[6][俄]佛理采：《艺术社会学》，胡秋原译，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第104页。
[7]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