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简介：劳凯声，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与心理学院副院长，教育系主任。学术兼职：全国教育学研究会理事，全国九五教育科学规划专家组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起草小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所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北京市政府教育顾问。
《中国教师》：最近国务院要求各地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法，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9月7号也表示随迁子女“当地”高考须满足三项条件，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劳凯声：异地高考是中国在追求教育公平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问题，现代化过程当中，会出现人口的迁移，劳动力也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例如欧洲。中国近三十年劳动力从农村转向城镇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在20世纪末这个问题开始变得突出。按照法律来说，义务教育的责任应由政府承担，但是应该是由流出地政府还是流入地政府承担？最后法律和政策确定，应该由流入地政府来承担这个教育责任。义务教育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些读完义务教育的孩子接下来的教育问题如何解决，包括高中和大学的教育权利如何解决？这就是最近一直讨论的异地高考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国是以计划经济为导向的，过去我们在讨论高等教育时更多考虑国家的需要，忽视个人在受教育方面的保障。2000年之后问题突出，很多随迁子女的生活习惯都融入流入地了，但是高考必须要回到户口所在地，这样对他们来说就不公平。解决“异地高考”问题的难度在于其他因素，高等教育受教育机会分配时要更多从社会发展、国家角度来考虑。但是名额分配在不同地区就产生了比较大的差异，产生了受教育机会在实际上的不平等。很多人为了有更多机会上大学，就到分数线比较低的城市去读书、考试。
异地高考中出现了两部分人，一是随迁子女，二是希望获得北京等地高考机会的人，也就是高考移民。如何区分这两部分人是政策的难点。最近袁贵仁部长提到的异地高考的条件包括家长条件、学生条件和城市条件。我认为这么规定是为了区分这两部分人，但实际上这个规定会造成随迁子女的不平等，条件苛刻，无法实现。
异地高考问题还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思路。有人问为什么还要保持原来计划经济的方式呢？各省的大学招生名额为什么要由教育部统一规定呢？比如北京大学要招收一千个本科生，就在全国范围内大排队，按分数高低来录取不就完了吗？为什么要在北京上海这些地区有一些名额的指标呢？其实这样做是有问题的，因为终究在所有国家都没有彻底的市场化经济。市场和政府总是相互作用的。市场有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有政府发挥作用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下，他们还会起到互补的作用。比方说，当市场失灵的时候，需要政府出来进行宏观调控。反过来，政府决策失灵的时候，需要市场出来平衡一下，它们会构成这样的关系。因此，你也不可能说所有的名额就在全国大排队来解决，因为各地经济发展不一样，对人才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排队从目前来看不是最好的办法。而且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这种大排队会造成公平性的问题。为什么呢？按照罗尔斯的观点，在社会产品不能分配充分的时候（不是人人都能够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人人都能够上大学，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假命题了。但是现在的社会情况是，并不是人人都能够上大学。因此我们讨论这个问题要考虑的前提就是公平不公平），对于一部分弱势群体，如果只考虑程序公平，那对他们也是不公平。因此罗尔斯提出两个原则，一个叫补偿原则，一个叫差别原则。比如，北京和宁夏的考生用同一个分数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要求的是实质性的公平，而不是程序的公平。因此，我认为完全取消地区招生名额的分配会带来另外的问题。
我的评价是在维持原有的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基础上做一个改良措施。我认为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有条件地解决随迁子女的异地高考问题，教育部目前出台的措施还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不能解决随迁子女的问题，还会带来别的问题。比如，你在北京读书三年以上可以高考，那两年或者两年半为什么就不能参加高考？为什么差这一年或者半年你就不让我考了？这不公平。你说只要在北京借读了就可以考，那我说我没有借读为什么不可以考？这没道理啊。借读的可以报考为什么不借读的不可以报考呢？大家平等看分数就好了。这不是彻底解决的方法。
第二步是考招分离。把考试和招生两件事情分离开来。现在高等学校的高考制度实质是两大功能，一个是鉴别区分功能，对学生分出三六九等出来；另一个是录取功能。我建议把鉴别功能和录取功能分开。鉴别功能由专门的考试机构来做，比如GRE、托福、雅思。大学录取学生的时候可以要求学生出示三年高中成绩排名、校长推荐信等，综合这些资格来录取一个学生。把招生权给学校，考试权社会化。这样就会把考试与户口关联的做法彻底取消了。在全国各地都可以参加由考试机构举办的考试，而且，对大学不同的专业，学生可以出示不同的考试成绩，比如文科要求更多的文史知识，理科要求更多的数学知识，这种做法更灵活，更有利于对学生做出客观的评价。这样的做法我觉得有可能最终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
异地高考问题的症结在于户口上。把高等教育受教育的机会的分配和户口挂钩的改革是不彻底的，所以最终的目标是考招分离。但这个改革涉及的社会因素也比较复杂，因为这样做了之后，高中阶段面对的就不是高考，而是各种考试机构的考试，那么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方法、教育的重点都要发生变化，这对于基础教育的影响还是比较大。所以这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中国教师》：异地高考政策的利益相关方有哪些？
劳凯声：“异地高考”涉及不同利益的人的博弈，很难说哪一个是对是错，很难找到满足所有人的利益需求的政策。正确的政策导向是如何能够平衡利益群体，让大家都相对比较满意。我在和很多北京考生讨论这个问题时，他们也比较担心权利受到损害。一项好的政策并不是能够代表所有人的利益，这在现在多元化的社会做不到。在现在多元化的社会中，如果一项政策能够协调不同群体的利益，这就是比较好的政策，因此在“异地高考”中要考虑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
《中国教师》：从教育公平的角度看，如何评价异地高考政策？
劳凯声：现在还是改良性质的异地高考政策，还没有改变由国家统一分配大学招生名额这种传统做法，所以这种情况下设置条件还是必要的，否则大量的人流入北京就无法控制，可能会导致社会更加混乱。但是，设置的条件必须被大多数人接受，现在政策还有很多模糊的地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存在很多争议。一项政策如果有歧义，那么它就无法执行，就会有问题。设置条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条件的规定必须要明确，必须要有助于推动、解决异地高考。
《中国教师》：中国高等教育的出路在何方？
劳凯声：就中国整体来说，为什么大家这么看重高考？因为高考对于个人前途、自我价值实现的影响真的是太大了。总体来说，一个社会的进步与否、文明程度，除了物质标准，还有一个标准，就是一个人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有多大，是否只要奋斗、努力就有机会，就有报偿。文明的社会是穷人可以通过努力变成富人。我觉得中国社会现在改变自己唯一的出路还是高考，如果一个人参加高考被录取了那么他的人生可能从此就发生变化，而如果一个人高考落榜了那么他的人生相对可能就会灰暗些。中国还需要继续的变化，给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创造更多的途径和机会，这样就不会所有的人都盲目钻进考大学这条路上了。像德国，很多人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只是接受过职业教育就直接去工作，照样生活得很好。这跟人们的观念和社会制度都有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