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理学宗师朱熹作为继孔子之后影响最为深远的思想家，不仅是理学的集大成者，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文论家，他的许多文论思想都与玄学有着直接的关联，尤其是在文道关系方面，他在整合了之前诸多文道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吸收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想，将古代的文道关系上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提倡“文从道出”、“文道合一”，对我国文论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玄学 本体论 朱熹 文道观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魏晋玄学和朱子理学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两大理论思潮，它们在理论上有着诸多的相似点，其间的传承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本体论思想的确立及其发展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本体论思想在先秦时期已萌其端，老子的“道”就开了中国古代本体论思想的先河，到了魏晋时期，玄学家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本体论思想，使其在理论上更加成熟并获得了最终确立，同时也深刻影响了宋代理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玄学的本体论思想还渗透到了文学领域，影响了文道关系的发展，朱熹的文道观更是与其有着直接的关联。应该说，玄学本体论之于朱熹，首先是在哲学上影响了朱子之“理”的形成与发展，进而影响了他的文学理论，尤其是他的文道观，就主要是在本体论思想的指导下形成的。
一、从“无”到“理”
玄学和理学都是中国古代最具哲学思辨和系统义理的学说，它们在许多方面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前后相继，一脉相承的，尤其是在本体论层面，魏晋玄学继承先秦两汉的学术理路，经过众多玄学家的努力，最终真正确立了本体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之后的理学在继承玄学思想的基础上将本体论思想推向了高峰，并在很多方面完成了对玄学的超越。
魏晋玄学“以无为本”，将“无”看作宇宙万物的本体，彻底超越了先秦两汉的宇宙生成论。玄学大师王弼强调“贵无”，认为“无”是宇宙赖以形成的根本，同时，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也都受到“无”的支配，个人也以“无”得以安身立命，他说：“万物万形，其归一也。何由致一？由于无也。由无乃一，一可谓无已。”[1]P117“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2]P337“无”是万事万物所依赖、所存在的最终根据，是万物的本体。然而，王弼所说的“无”并不是绝对虚空的，“无”中也隐含着“有”，在王弼的玄学体系中，“无”与“有”其实是浑然一体的，正如汤一介先生所说：“王弼的‘无’实质上是指抽掉一切具体规定性的‘有’，即最抽象的‘一般’。如果说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其具体的规定性，即以某种规定性为‘性’，那么王弼的‘无’，它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它是无规定性的，即以‘无规定性’为‘性’。无规定性的‘无’是不存在的，但它又是一切存在的根据，是‘纯有’。”[3]P161另一位玄学大师郭象虽然不讲“以无为本”，甚至于否定“无”，但他的思想仍属于“无”的范畴。“独化于玄冥之境”是郭象玄学理论的核心，所谓“玄冥”，郭象说：“凡得之不由于知，乃冥也。”[4]P403也就是说，人总是有各种欲念的，只有放弃、摒除自身的主观欲念，达到一种无欲无知的状态的时候，才是“玄冥”，这种状态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无”的状态。
玄学本体论思想的最终确立在古代思想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与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显然最具代表性。“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理”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基础，是太极，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5]P1不仅如此，“理”还是仁义礼智之总名，是伦理道德之总称，因而，朱熹格外强调个人自身的身心修养，通过“尽心”达到体道、明理的精神境界。当然，魏晋玄学也强调体道，但它更注重“无”，认为“无”才是体道的根本途径。应该说，朱子的理学在本体论层面明显继承了玄学的思想，但又超越了玄学。玄学重“无”，强调“无为”，认为要顺从万物之理，要摆脱自身的主观意志、欲念、成见，追求一种“与万物同体”的精神境界；朱子重“理”，强调心的湛然澄明，要求顺万物之性，与万物为一，他的“理”超越了玄学的“无”，但又将“无”包含在其中。
二、本体论影响下的朱子“文道观”：文从道出、文道合一
南宋理学家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不仅在理学方面达到了最高的层次，而且其文论思想，尤其是他的文道观更是综合了之前道学家、古文家、政治家关于文道关系的思想，形成了较为丰富完善的文道理论。他的文道观继承了周敦颐、程颐等人重道轻文的观点，同时在许多方面对他们又有了很大的超越。同周敦颐、程颐等人相比，朱熹不仅在理学方面有着更高的修养，对理学基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而且在文学方面也有着极深的造诣，他不仅精心研究过《诗经》、《楚辞》，还撰有《诗集传》、《楚辞集注》、《韩文考异》等理论著作且影响深远，更为重要的是，朱熹借鉴吸收了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想，将文道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可以说，朱熹的文学理论，一方面体现了他的道学思想，另一方面也给予文学以充分的关注。
在朱熹之前，文人学士大多从道德内容和文饰形式的关系方面来探讨文道关系，而朱熹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他第一次将文道关系明确地上升到了本体论的角度，将历来仅限于道德或道统内容与文学辞章关系的文道说，切入到体用关系的深度，从表象世界或表现方式与其本体世界或终极原型的关系来加以新的审视。”[6]P195应该说，朱熹从本体论层面上探讨文道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魏晋玄学的影响。魏晋玄学作为我国古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潮，它最主要的贡献就在于推动了本体论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并试图将自然与名教统一起来，为名教的存在及价值提供思想依据。相较于先秦两汉的宇宙发生论思想，魏晋玄学开始以比较抽象的方式并着重从本体上探究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以期建构一个系统的本体论体系。汤用彤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讲到：“魏晋之玄学则不然，已不复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寓众，而归于玄极；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而流连于存存本本之真。”[7]P47-48从某种程度上讲，玄学和理学面临着相似的社会现实，需要解决相似的社会问题。魏晋时期，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统治危机日益严峻，玄学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试图通过对“有无”、“本末”、“体用”等问题的探讨来为名教的存在寻找理论上的依据，以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而北宋乃至整个宋王朝始终面临着较为严重的统治危机，加之隋唐时期儒学的衰微，因而复兴儒学以维护统治也成为宋代知识分子的头等大事，理学作为宋代学术思潮的主流，相应地理学家也以“性与天道”的关系为主题展开了讨论，并建立了系统的理学体系，可以说，理学家关于“性”、“理”、“天道”等问题的讨论直接继承了魏晋玄学关于“有无”、“本末”等思想，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魏晋玄学所开启的以本体论的方式去论证名教存在合理性的思路直接影响了宋代理学家从“天道”、“理”、“太极”、“性”、“心”等本体论范畴去完善儒家思想，并进而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观点，尤其是在文道观方面，这种影响尤为明显。 朱熹在继承玄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从本体论的角度对文道关系做了新的阐释，并形成了统贯他的艺术哲学的文学本体论思想——文从道出、文道合一。朱熹认为，“道”是本体性的存在，是根本，它决定着“文”，文只是道的外在表现，文统一于道。他说：“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文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8]P3319道为文的根本，文为道的枝叶，根与叶本为一体，因而文道一贯，同时，根繁才能叶茂，只有具备了高尚的道德才能写出好文章。他在《与汪尚书》中还说：“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复议其理之是非，则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为道；且文而无理，又安足以为文乎？盖道无适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讲道，则文与道两得而一以贯之，否则亦将两失之矣。”[9]P1277-1278这里他仍然强调文道一贯，主张文与道的统一，坚决反对文自文、道自道的观点。因而，他对古文家的“贯道说”和“俱道说”都提出了批评，他说：“这文皆是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饭时下饭耳；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10]P3305还说：“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11]P3319在朱熹看来，文与道是本体与现象、形上与形下的关系，“道”为形上的本体，“文”为形下的现象，本体道决定现象文，而现象文则是本体道的体现，两者相互联结，不可分离。“贯道说”和“俱道说”则将文与道割裂开来，将文看成与道不相干的事物，这明显与朱熹的思想相背离。应该说，朱熹反复强调文道合一、文道一贯，目的就在于说明文皆从道中流出、文统一于道，实现文道两得。他在《答吕伯恭》中说：“夫文与道果同耶异耶？若道外有物，则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无害于道。惟夫道外无物，则言而一有不合于道者，则于道为有害，但其害有缓急浅深耳。”[12]P1413
“朱熹在文与道的关系上既把文统一于道，又不把文等同于道，所以他在评论文学作品的时候能够既看到思想内容、又看到艺术形式，而且在强调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实现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结合。”[13]P402这与程颐等理学家的观点有着很大的不同。朱熹在重道的同时，也给予“文”以足够的重视，认为：“作诗间以数句释怀亦不妨”[14]P3305，对很多前人作品的文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他评价苏轼时说：“木之问：老苏文议论不正当。曰：议论虽不是，然文字亦自明白洞达。”[15]P3117也就是说，在“文道合一”思想的指导下，他一方面重道，要求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但并没有因道废文，而是主张文道兼顾，要求在内容上以道为主，在文辞上取其所长，这样才能达到文道两得。
总之，朱熹的文道观，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魏晋玄学的启发和影响下对文与道的融合，他站在本体论的高度，认为文与道是形上与形下、本体与现象的关系，道为本，文为末，文统一于道。从本体论的角度强调文道合一、文道并重无疑有着积极的意义，但作为一个理学家，他在本质上是轻视“文”的，认为文为末技，强调道为文学的内容和源泉，将文仅仅看作表现道的工具，这就割断了文与社会现实的联系，同时，作为文学重要特质的审美属性也消失殆尽。朱熹对文道关系的这种认识也与他对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吸收有着密切联系，作为宋代儒家思想的代表，他必然要求文章要有益于教化，要体现高尚的道德内容；而作为一个有着较高文学修养的“文学家”，他也不可能对优美的文辞无动于衷，这又与对道家老庄文学思想的吸收有关。因而，在朱熹的文道观中，文与道是本体与现象的一体两面的关系，是相互联结，不可分离的，但“道”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这也是后人批评他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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