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本来是文学创作中最本原的动机,是个不证自明的文学品质。举凡文学经典,无论使用什么方法,主张什么主义,采用什么形式,都是为了求真。离开了真,也就善无所依,美无所归。谁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虚假,宣布自己就是要说谎。但求真,确实很难。
真往往是被遮蔽的,真相,真理,规律,本质,并非原本就有放在你面前,等待你去作技术处理,把它“文学”一番。创作没那么简单,那样的写作也不叫创作。真的创造是发现,是对已知世界的勘探梳理,对未知世界的求索,是对人类合理生存方式的眺望。你是真的知道,是确实知道,是痛苦地知道,你不得不说。说了,你才如释重负。而这,是要付出代价的。对谎言的揭穿,对遮蔽的反抗,对文学精神的坚守,对既得利益的超越,怎么做都是件令人不爽的事。
求真是有压力的,除了有得罪人的危险,还有成名、评奖、做官、发财等等现实诱惑在压迫着你。我们都是凡人,谁又不希望自己得到承认?可是真的生活有时又是那样的严酷,不美妙不高雅不诗意。我们的灵魂有时不得不沾满污水,不得不苟且,与现实妥协。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虚荣心总是在打架,夹在巨大的碾盘中间,煎熬。光着身子的皇帝可以自己把衣服穿上,但你说出来了,你不是找倒霉吗?
真,也是至高的艺术境界,是需要攀上无数云朵才可以穿越的高度,很可能是我们穷其一生都难以到达的。这是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本质特征,并非换个形式包装,玩几招花拳秀腿就可以奏效的。惟其如此,它才值得我们孜孜以求,穷而后工。也惟其如此,它的形式才是有意味的形式,是独有的形式,是不可替代的形式。真,才是美的,是屠格涅夫所说“像青草一样自然而然生长出来”的,是苏轼所言“如万斛源泉,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的。所以,才众里寻她千百度,难。
如此说来,真,才是第一位的文学性,是最基本、也是最难实现的文学性。那么为什么求真居然会成为一个问题呢?不是有许多大人物在鼓励“说真话”吗?然而你真的说了,很多难堪就会产生,因为他们并不希望真的听到。于是有聪明人就想出了变通的方法,不是真话很难说吗?那么我就说玄话,说你听不懂的话。时下有很多高超理论都在论证“玄幻”、“灵异”“飞起来”的重要性,证明“创新的缺失”就是文学的缺失,“文学的难度”就是形式的难度。唯美主义者的苦处就在于,他不能同时提供真。正如同傻瓜都不会爱上橱窗里的塑料模特儿,不管她的身材多么魔鬼,不管她的时装多么新潮一样。
仔细想想也不奇怪,因为举凡在历史出现巨大转折、社会分化动荡的时期,每个民族都出现过类似难题。达芬奇的时代是这样,黑格尔的时代是这样,巴尔扎克的时代是这样,车尔尼雪夫的时代是这样,日本是这样,台湾地区也是这样。中国大陆自然也会这样。五四时期,周作人写过一篇《美文》,分析“写出了真,美自然就在其中”的道理。鲁迅干脆呐喊:“直面惨淡的人生”!想想,那都不是偶然出现的。
有人说这是个屁股决定脑袋的时代,屁股比脑袋更会思考。这或许也是真话。但我相信,屁股永远不会高过脑袋,除非他是跪着,或是趴着。因为说真话,永远都是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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