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小说从诞生之日起就脱离不开故事，尽管随着小说艺术的精进，一些小说开始跳出故事的框架，小说技艺本身获得了本体论的独立性，但万变不离其宗，小说艺术最终还得归为故事。2015年，具有百年历史的湖南小说，遵循的还是讲故事的路径，延续着讲故事的传统，在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省察湖南小说艺术的斑斓行迹，更可以从中窥探处在变革时代的中国的诸多变化。
[关键词]小说；湖南；述评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6）08-0062-12
小说最初脱胎于故事，中国传统的说书艺人，从艺术角色角度而言，可以说是最早的小说家。也因此，在前现代时期，不管小说艺术如何七十二变，似乎都逃脱不出故事的手掌心。而随着小说艺术的日益精进，“写”的比重逐渐超越“讲”的姿态，小说开始跳出故事的掌心，自觉为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书写艺术。到现代/后现代小说这里，小说不仅可以“写”成没有故事、没有情节的样式，更激进的做法，甚至是以反故事为其自身的旨趣，追求故事的完整圆满，反倒成了小说艺术落伍的标志（如法国的“新小说”）——小说这种“讲”和“写”的区别，用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的话，“讲述与显示的区别，被表现为理解现代小说的非凡成就的可靠线索”[1]。换言之，当小说技艺本身获得某种本体论的独立性时，故事的胚胎，即人生存或生活的经验开始贬值，故事也就并不必然构成小说好坏的唯一衡量标准，甚至也不是最好的标准。对于经验在小说故事中的贬值，本雅明则无比悲观，在他看来，任何经验从未像今天这样遇到过如此根本性的挑战：战略经验遇到战术性战争的挑战、经济经验遇到通货膨胀的挑战、道德经验遇到当权者的挑战，“经验贬值了。而且看来它还在贬，在朝着一个无底洞贬下去。”客观而言，小说艺术经验贬值的这一演化进路，并不纯然是小说家们刻意求新求变的结果，毋宁说同时也构成现代人生存处境的隐喻。
但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如果我们承认小说艺术存在一个“宗”的话，那么小说的艺术之“宗”无疑还得归为故事，更准确地说，是归结为故事建基的“经验”，用略萨的话说，“任何故事的根源都是编造这些故事者的经验，生活过的内容是灌溉虚构之花的源泉”[2]。换句话说，以小说的故事之“宗”来衡量小说艺术的优劣，永远都不会过时。综观湖南近百年小说史，从被称为“美妙的故事家”的沈从文（叶圣陶语）到以先锋的词典体讲述马桥故事的韩少功，百年湖南小说，大体上遵循的还是讲故事的路径，即湖南小说家们“讲”故事的倾向，明显强于“写”小说的意识。文学“湘军”毋宁说是故事“湘军”来得更准确（尽管新实验先锋如残雪，一直有其自觉的小说意识，但总体而言，湖南小说的讲故事传统其来有自）。2015年，湖南小说家们，依然延续着百年以降的“讲故事”传统，从他们2015年提供的或长或短的故事中，我们不仅可以省察湖南小说艺术的斑斓行迹，更可以从中窥探处在变革时代的中国的诸多变化。
长篇小说：边缘历史的正题书写
放眼2015年湖南长篇小说，若就故事题材而言，并未显示出与往年多大迥异的特质来，即便是稀奇如《度戒》的“绿野仙踪”，抑或像《因为狗》里所写的极端年代的红尘男女，都可以在以往的湖南小说中找到似曾相识的相仿或相近——用小说《因为狗》里的那句话，2015年湖南长篇小说的题材有点像是“狗肉上不得正席”那样边缘般非主流。但这也并不是说，2015年湖南长篇小说的“守旧”是一种“因循”而来的结果，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一看似剑走偏锋的题材选择中，方可见出湖南长篇小说的地方特色来：如果说何顿的《黄埔四期》是新世纪版的《将军吟》，那么，《无愁何的浪荡汉子》《巫师故事》不也可以说是追慕沈从文及其湘西的炉灶另起么？更何况，对一部长篇小说而言，“主题本身没有任何前提条件，因为主题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可能是吸引人的，也可能是乏味的，这完全要看小说家在把主题按照某种秩序变成有组织的话语实现时的方式了”[2]。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是《度戒》中过山瑶返回千家峒的长途跋涉，还是《因为狗》里知青往事中那活色生香的荒唐与粉艳，当边地少数族裔或知识青年当年的幽暗历史，经过想象的发酵浮出水面时，值得关注的，并不是它们在主题上的新鲜奇特，而是所反映出的决定作家们主题选择背后的那个共同趋向。在2015年的湖南长篇小说中，我们愈来愈真切地感受到，湖南作家试图追问的似乎都在指向同一议题：我（们）是谁？
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现实背景下，一方面，各种资源和信息被网络化地组织和共享，同时，不同地区族群的现实及历史差异，也在竞争或比较中显影，文化身份问题得以凸显出来，这一始自资本主义扩张时代的历史进程，在今天看来并不鲜见，只不过今日的深广度愈加强化而已。作为中部内陆省份，湖南的政治经济地位略显边缘，但令人玩味的是，湖南人的文化身份意识，反倒是尤为强烈，具体言之，无论是认祖归宗的族裔寻根，或于历史烟尘中拨云见日的正本清源，文化最终都会表征为身份认同的问题。在2015年的长篇小说中，湖南小说家们一再发问的是：我是谁？我们是谁？这种发问一方面是沉湎式的扪心自问，同时也是面向世界、面向世人的发问。当然，作为湖南小说家们笔下的“我”或“我们”，自然可以置换成“湖南人”，因此，问题也就可以转换成为，湖南人是谁？谁是真正的湖南人？对2015年的湖南长篇小说而言，这里的“湖南人”当然不是一般行政区划意义上的湖南人，而是具体历史化的湖南人（黄永玉《无愁何的浪荡汉子》），是地方地缘意义的湖南人（王青伟《度戒》，于怀岸《巫师故事》），更是中国人意义上的湖南人（何顿《黄埔四期》，小牛《因为狗》）。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说，小说湖南的精彩故事，并不仅是对地方生活经验的现实摹写，而是故事中国的一方缩影。
黄永玉的《无愁何的浪荡汉子·八年》是一部以个人经历架构国族历史的大书。《八年》是继《朱雀城》之后《无愁何的浪荡汉子》三部曲中的第二部，在这部小说中，黄老先生好像是把时间揉碎了写，叙述沉稳而有耐心，让历史的每一个枝节都芬芳开花。正如在三部曲中的第一部自序中说的那样，“这小说，1945年写过。抗战胜利，顾不上了。”近七十年后再度提笔，作者已是一位耄耋老者，用黄永玉自己的话，“为文以小鸟作比，飞在空中，管什么人走的道路！自小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谈不上挑食忌口，有过程，无章法；既是局限，也算特点。”作家的这番自述，同样适用于《无愁何的浪荡汉子》的这第二部。正如小说中那一幅幅意趣盎然的插画一样，《八年》不仅是个“好听的长‘古’”，也是一个好看的长“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