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万历年间的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出于商业目的，出版、编撰和评点了许多通俗小说，在客观上促进和推动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对小说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本文拟从出版、编撰和评点三个方面对余象斗和通俗小说的关系做以简要介绍。
关键词：余象斗 通俗小说 书坊主
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的繁荣应该说是从明中叶的万历朝开始的。在此以前，除了元末明初创作的《三国演义》、《水浒传》“一直以抄本形式辗转流传”[1]之外，从明代立国到嘉靖元年近一百六十年间很少有通俗小说新作创作或刊刻。嘉靖元年，皇宫内的司礼监刊刻了明清最早的通俗小说作品《三国志通俗演义》，拉开了通俗小说刊印的序幕。在后来的几十年间，《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版热潮不仅提高了作品自身的声誉，更引发了阅读通俗小说的热潮。但是出版和阅读热潮并没带来创作的热潮，一直到万历二十年之后，这种情形才发生了较大的改观，通俗小说的创作和传播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到了万历朝结束时，通俗小说已经步入创作和传播的繁盛时期。在通俗小说从起步到步入初步繁盛的近三十年间，以余象斗、杨尔曾、余泗泉等为代表的书坊主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余象斗，字仰止，又字文台，号三台山人、三台馆主人，福建建阳人，生卒年均不详，约活动于嘉靖末至崇祯初年，著名通俗小说编撰者、刊刻者、书坊主人。他对通俗小说的刊行、编撰和评点对其的发展和繁荣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拟从这三个方面对余象斗和通俗小说的关系做以简要论述。
一
余象斗出身于刻书世家。早在宋代，建安余氏家族的出版事业就已做的相当红火，在叶德辉在《书林清话》中曾经提到：“夫宋刻书之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安尤以余氏为最。”[2]在宋元明清几百年间，建安余氏各开分店，各立堂号，有不少书坊还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百年甚至几百年的老店，像宋代余仁仲的万卷堂，元代余志安的勤有堂，明代余象斗双峰堂、三台馆，清代余郁生永庆堂等。
虽然万历十六年就刊刻了《京本通俗演义按鉴全汉志传》，但余象斗专业书商的生涯却是从万历十九年开始的。这一年，他决定不再参加科举考试，专心经营家传的印刷出版业。他自己曾说：“辛卯之秋（1591），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3]他一生刊刻书籍品种众多，“凡讲说、文笈之裨业举者，悉付之梓”[4]，经史子集稗官野史小说医书韵书等各色书籍无一不备，仅现知其刊刻的通俗小说就有二十种之多[5]。在当时建安余氏的书坊各号中，他的双峰堂、三台馆规模最大，刻书最多，影响也最大。
在商言商，作为书坊主的余象斗自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多出书，出好书，多卖书。因此他在书籍的出版和销售方面可以说挖空心思，做足了功夫。
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他首先在书的版式上下功夫，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些新颖的版式。为迎合时代潮流，也为方便读者阅读，他出版了许多插图本小说，如《全汉志传》、《武功名士英烈传》等。他还独创了“评林”式的体例，如他在万历年刊刻的《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传评林》将书的版面分成三栏，上栏刻简评，下栏刻正文，中栏为连环图画，图的左右各有联句，版面图文并茂，格调新颖。
他的书的扉页设计也别具匠心，如《列国志传评林》就跟一般的书不同，它的扉页分为上下两部分，上半部题有“谨依古板校正批点无讹”，竖分两行，中间一幅配图；下半部两旁大字“按鉴演义全像列国评林”，同样竖题，中间上半部题“三台馆刻”，下半部刻有一段“识语”。这样的扉页设计对读者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在出版的书籍名字上他也有一套。他喜欢把书名搞的很长，或标榜正宗，或炫示名家名作，或化平常为新奇，总之都是为了广招读者。他所出版的书籍名字中经常含有像“新镌”、“新刊”、“新刻”、“新锓”、“新锲”等以“新”标榜的字眼，如《新镌全像东西两晋演义志传》、《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新刻按鉴批评全像三国志传》等。
他还时常冒名南京刊行的版本，把自己在福建刻印的小说也挂上“京本”，如《新刊京本春秋五霸七雄全像列国志传》、《京本增补校正全像水浒传评林》、《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西汉志传》等。他不但伪托京本，还托名名人，以提高自己书的品位，招徕更多的读者，如出版的《列国志传评林》就托名陈眉公（继儒）“手阅”。
当然晚明小说刊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像和批评”更是“一个都不能少”，而且“批评”还是他在《新刻按鉴批评全像三国志传》中首先使用的。
余象斗是一位出色的出版家，他非常善于广告宣传。虽然当时还没有广告的概念，但商业眼光敏锐的他却非常清楚广告的效应，因此就经常以“题记”、“识语”和“牌记”等形式对本书在内容、校勘和评点上做简要介绍，以期引起读者的注意，招徕更多的购买者。万历三十四年他在重刻其族叔余邵鱼的《列国志传》题记中说：“《列国》一书，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重刊数次，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评，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余文台识。”[6]该书“识语”还有：“本坊新镌《春秋列国志》批评，皆出自陈眉公手阅，删繁补缺而正讹谬，精工绘像，灿烂可观。是刻与京阁旧板不同，有玉石之分，□□□□，下顾君子幸鉴焉。”[7]
有时他还贬低别人的版本，夸耀自己版本的优点。他在《水浒辨》中这样说：“《水浒》一书，坊间梓者纷纷，偏像者十余幅，全像者只一家。前像版字中差讹，其版像旧惟三槐堂一幅，省诗去词，不便观诵。今双峰堂余子，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陋，皆记上层，前后廿余卷，一画一句，并无差错。士子买者，可认双峰堂为记。”[8]
余象斗靠不懈的努力使双峰堂、三台馆有了名气，不但招徕了广大的读者，也招来了同行的盗印。他在《八仙传引》就表达了对盗版者的愤怒：“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9]
他除了表达愤怒之外，还采取了一定的措施防止盗版。除了在他刊刻的许多书中都不厌其烦地提醒读者认清“三台馆”、“双峰堂”的标记之外，他还把自己的影像刻进自己刊刻的图书中。王重民先生曾经在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书中发现过余象斗把自己的影像刻进书中，他这样描述：“图绘仰止高坐三台馆中，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榜云：‘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固一世之雄也。’四百年来，余氏短书遍天下，家传而户诵，诚一草莽英雄。今观此图，仰止固以王者自居矣。”[10]这样的影像在他的书中时时可见，而且有多种形式，甚至有的一部书中不止一幅，如《五刻理气纂要详辨三台遍览通书正宗》中，卷端有“三台余仰止先生历法”，卷十一又有一“余仰止仰观天象”图。真是为了防止盗版处心积虑，挖空心思。
其实，作为书坊主的余象斗所做的这些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扩大图书的销量，争取利润的最大化。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这些做法客观上促进了通俗小说的发展和繁荣：激发了读者阅读小说的欲望，培养了大批的读者群；而读者的需求和欲望又带动了更多的书坊主投入到通俗小说的刊刻和传播，同时也激励了更多的文人投入到了他们以前所不屑从事的通俗小说的创作中来。这样就为晚明通俗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
随着《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通俗小说的刊刻和传播，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上了通俗小说，他们要求阅读更多、更新的小说作品的欲望日益强烈。但是原来的作品已基本刊刻殆尽，像《三国演义》和《水浒》更是“坊间梓者纷纷”，“何止数十家”。而当时本应成为创作主力的文人却囿于传统观念，不屑于创作这种新兴的文学样式，这样如何解决广大读者的迫切需求与书稿的严重匮乏成了书坊主必须面对的问题。已经尝到通俗小说甜头的书坊主自然不愿放弃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会，他们中一些文化功底较强的人就越俎代庖，投入到通俗小说的创作领域，开始了通俗小说的创作。而余象斗就是其中一个产量较多、影响较大的编撰者。
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余象斗编撰的第一部小说应该是万历二十六年的《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以下简称《廉明公案》）。这部小说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可能不被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因为在105篇中就有64篇只有状词、诉词或判词，是直接从同时期的法律类书《萧曹遗笔》中照搬过来的，根本没有故事情节[11]。虽然其它各篇都首尾俱全，也有人物，有情节，也具备小说的基本要素，但有不少篇目中的状词、诉词、判词还是占了很大的篇幅，有些喧宾夺主，以致孙楷第先生认为“似法家书非法家书，似小说非小说”[12]，并把它们归为“丙部小说之末流”[13]。
不过，我们不能对此苛责过多，毕竟他初涉小说创作，对通俗小说的性质、特点认识还比较模糊，掺入大量的判词之类的文字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他并不认为他是在编撰小说，如他在《廉明公案序》中称：“使执法者鉴往辙之成败，而因此以识彼；识细民之情伪，而推类以尽余。”[14]，他可能只是想编一部给审案理刑官员看的判案参考书或给市井细民看的法律普及读本而已。日本学者阿部泰记就是这样认为的：“编者的用意并非单纯编纂小说，而是不外乎要编成在现实中能够应用的裁判入门书籍。”[15]
不过，这样的读本在当时可能还是比较流行和畅销的，因为不久他就又编撰了他的第二部小说《皇明诸司公案》（以下简称《诸司公案》）。这部小说和上部相比有了较大变化，判词等文字大量减少，文学色彩明显浓厚，也有了较强的故事性和可读性。
虽然《廉明公案》、《诸司公案》内容平淡无奇，可读性不太强，但在形式上却有所创新。余象斗没有采用明代公案小说的开山之作《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的“单传体”（一书一个判官）的创作模式，而是别出心裁，独创了“诸司体”（一书多个判官）[16]的模式。“诸司体”的出现，极大的影响了以后的公案小说创作，后出的《详刑公案》、《律条公案》、《明镜公案》、《神明公案》、《详情公案》等基本都采取此种模式。而且这些作品大多结构类似，就是余象斗在《廉明公案序》中提到的：“乃取近名公之文卷，先叙事情之由，次及讦告之词，末述判断之公，汇秩成帙，分类编次。”[17]即案件的经过、诉讼的开始、案件的审理、案件的判决，中间穿插状词、诉词、判词等三词的内容。这样的结构成为明代书判体公案小说显著的特点之一。
《廉明公案》、《诸司公案》以其通俗的形式、较强的故事性和对法律知识的介绍赢得了广大读者的青睐，销量大增。这也刺激了余象斗的同行们，他们编撰公案的热情被激发起来，作品日多，终于使这一题材的创作形成了新的流派。因此，余象斗对公案小说的发展和繁荣的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的。
明代公案小说风行一时、轰轰烈烈，但也仅集中于万历二三十年的十几年时间里。崇祯以后，除《龙图公案》还被翻印外，其他作品则湮没无闻，更没有新的作品出现。而对于像余象斗这样不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来说，找到新的利润增长点成了迫在眉睫的问题。
商业眼光敏锐的他发现读者对讲史演义的热情一直不减，尤其是他发现其族叔余邵鱼的《列国志传》在数十年间销路一直不错的时候，他就又打起了讲史演义的主意。
其实他的讲史演义的创作也正是从重刻《列国志传》开始的。他对《列国志传》的重刻不是简单的按照原版刊刻，而是做了较大的修订，“不榖深以为惴，于是旁搜列国之事实，载阅诸家之笔记，条之以理，演之以文，编之以序。”[18]他不但在新刊本上加上了评语，而且增添了一些来自其它作品或民间的传说故事，尤其是对原书的后两卷做了较大的修改[19]。
不用说这本书的畅销为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于是他就借其声势，编撰了《列国志传》的续书《列国前编十二朝传》。不过他的续书比较独特，不是按年代往后续述，而是向前推述，就是描写《列国志传》所述时间之前的故事，即从开天辟地到夏商两朝的故事。这种写法也算是对续书体例的一种创新吧。
万历二十年，世德堂出版了《西游记》，它新颖的题材、生动的故事和幽默诙谐的语言立刻引发了广大读者的追捧，同时也引起了书坊主们的重视。头脑灵活的余象斗对此不可能无动于衷，于是在万历三十年就编撰了《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出身志传》（即《北游记》），其后不久又推出了《五显灵官大帝华光天王传》（即《南游记》），并把这两书和吴元泰的《八仙出处东游记》（即《东游记》）、杨致和的《西游记传》并行刊刻，取名《四游记》刊行于世。《四游记》的刊刻，的确借《西游记》的名声畅销了一把。
然而就这两部小说而言，艺术水平实在一般，因为余象斗毕竟只是一个书坊主，一个只想牟利的商人。和他编撰的其它作品一样，这两部小说照样是东拼西凑而成。比如记真武玄天上帝本身及成道降妖故事的《北游记》就是杂取《道藏》中的《玄天上帝启示录》、《元洞玉历记》和民间故事传说拼凑而成，以致鲁迅先生批评它：“此传所言，间符旧说，但亦时窃佛传，杂以鄙言，盛夸感应，如村巫庙祝之见。”[20]也许积累了一些神魔小说的创作经验，不久后编撰的《南游记》显然就比《北游记》进步了一些。在编撰故事时，他希望遵循当时小说应插入诗词的格式，但神魔小说是个新生事物，不像讲史演义那样有现成的咏史诗可供借鉴，于是就自己创作了不少诗词穿插其中，虽然水平不高，但比那些胡拼乱凑的作者强多了。在描写那些神魔争斗时也能做到有声有色，华光天王嫉恶如仇的性格也刻画的较为鲜明。不过此书仍有搭《西游记》顺风车的嫌疑，不但不少情节模仿《西游记》，还故意与《西游记》的情节、人物连贯相通。
虽然这两部神魔小说艺术成就不高，但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还带动了当时神魔小说的创作，对神魔小说的发展和繁荣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保留了一些民间故事和传说，可以成为研究民俗或宗教的资料。
余象斗不但自己编撰小说，而且还编纂小说集。《新刻芸窗江爽万锦情林》就是其中一部，共收录短篇小说二十八篇，其中不乏珍品。这些小说在现在看来仍有观赏价值、认识价值，对研究古代小说戏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三
作为书坊主的余象斗很清楚自己小说的客户群，肯定不是那些文化层次较高的文人墨客，他们还不屑于阅读这些粗制滥造的小说作品，只能是那些文化水平较低的市井细民，也就是熊大木所说的“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21]。因此，针对客户群知识水平普遍不高的情况，他经常挖空心思、别出心裁，想尽各种方法扩大图书的销量，争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评点就是其中之一。
万历年间，因受《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影响，风头最劲的小说类别当属讲史演义了。但这时的讲史演义多“羽翼信史而不违”[22]，虽然“文不甚深”，但毕竟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还是有点“言不甚俗”[23]了。为了保证刊刻的书能够畅销，吸引更多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余象斗就采取了给书加评注的形式，尽力排除读者在阅读时可能遇到的麻烦和障碍。
其实这种方法不是余象斗最先采用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熊大木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24]。熊大木给书加注的目的和余象斗一样，就是想让自己的书能让更多的“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一二”[25]，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进而培育一个潜在的广阔市场。不过他所做的大多只是“注”，极少有“评”。
到了余象斗时期，他不但继承了这种评注的模式，而且还花样翻新，设计了许多新颖的形式，不但使他的书有了更广大的市场，同时也推动了小说评点史的发展。
如前所述，余象斗万历二十年就在双峰堂刊刻的《新刻按鉴批评全像三国志传》首次明确标出了“批评”字样，将小说评点由暗地里流行拉上了台面，提高了小说评点的地位。他还首创了“评林”的小说评点样式。这种小说“评林”模式可以说是小说评点史上的创新，但也是仅有的特例，因为仅存于余象斗刊刻的三部小说刊本中。在他的“评林”刊本中，格式基本是一致的：正文页面分为三栏：上评、中图、下文；评语相当于后来的眉批，每则评语均有标题，均是对每回局部内容进行阐发批评。除了评点形式的革新之外，他还改变了原来“评注”只“注”不“评”，不但有“评”、“注”，还增添了新的内容。
他的刊本中的“注”就不用赘述了，作为书商的他对这种流行实用的形式自然不会忘记。他让“批评”真正名副其实，在他的刊本当中经常对原书进行评价。如在第二部“评林”作品《水浒志传评林》的《题水浒传叙》中就对《水浒传》给予了高度评价：“昔人谓《春秋》者，史外心之要典，愚则谓此传者，纪外叙事之要览也。岂可曰此非圣经，此非贤传，而可藐之哉？”[26]把《水浒》和儒家经典《春秋》相提并论，同李贽对《水浒》的评价不谋而合。
他不但对整书的价值给予评价，还对书中的诗词、人物等也进行了评价。虽然这些评论比较简略，理论价值不大，但也绝非一无是处。现代就有学者认为《水浒志传评林》“在理论批评上颇有特色”，把他“对于一些主要人物的品评，尤其是将分散的对于主要人物的品评缀合起来，也不失为一篇完整的人物评”[27]。
在评注中，他还不失时机的利用评注给刊本做广告。这个上文已有介绍，不再赘述。
他对小说评点最大的贡献当属创造了“评改结合”的评点模式。如他对《水浒传》就“改正增评，有不便览者芟之，有漏者删之，内有失韵诗词，欲削去恐观者言其省陋”[28]，即增加评注，删削原文中“不便览者”、“漏者”、“失韵诗词”等内容。不管这种删削改正是否合理，毕竟也是对原书的一种再创作，而那些“世代累积型”小说的完善不也是经过了很多人的再创作吗？这种评点模式使得小说评点本不但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在小说发展史上的版本价值，尤其是用这种模式评点的“容本”、“金本”《水浒》、毛宗岗《三国演义》均是如此。
虽然余象斗只是一个书坊主，虽然他的评点只是为了书的畅销，理论意义不大，但不可否认他提高了小说评点的地位，推动小说评点向前发展了一大步，以致有人把他和大名鼎鼎的李贽并称为万历年间“两位中国小说史和小说评点史的重要人物。”[29]
结 语
当然，余象斗为了牟利，做的事情也不总是对通俗小说的发展有益。他骂别人盗版，但自己也盗印熊钟谷的《唐国志传》，还把原来熊大木写的序改成“三台馆主人言”；他为了降低成本，不惜删改原书，把《水浒传》娴熟的白话改成浅近文言，刊刻了《水浒传》的第一个简本；他也弄虚作假，假托名人，故弄玄虚；他也粗制滥造，偷工减料，建本图书质量低下的名声未必跟他没有关系。
不过，余象斗毕竟只是一个书商，他所做的都只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在商言商，这也是他的本分，我们不必苛责太多。正是因为有了像他这样的书坊主的共同努力，通俗小说的三个分支流派才会发展的那么红火，通俗小说才会那么畅销，激起了读者对通俗小说的阅读兴趣和欲望，进而又唤起更多的文人起来创作通俗小说，通俗小说也才迎来了创作和传播的繁荣和高潮时期。
注释：
[1][4][7][24][28][29]陈大康《明代小说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2]（清）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
[3]明万历十九年刻本《新锓朱状元芸窗汇集百大家评注史记评粹》，见肖东发《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清小说论集》第四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5]肖东发《明代小说家、刻书家余象斗》，《明清小说论集》第四集，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6
[6]（明）余象斗《列国志传评林》，刘世德：《古本小说丛刊》（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8][26]（明）余象斗《京本增补校正全像忠义水浒志传评林》，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
[9]（明）余象斗《八仙传引》，见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10]王重民《中国善本书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1]阿部泰记著，陈铁缤译，《明代公案的编纂》，绥化师专学报，1989（4）
[12][13]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数目》，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4][17]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5]阿部泰记著，陈铁缤译，《明代公案的编纂》，绥化师专学报，1989（4）
[16]石昌渝《明代公案小说：类型与源流》，《文学遗产》，2006（3）
[18]（明）余象斗《列国志传评林》，刘世德：《古本小说丛刊》（第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19]徐朔方《中国古代个人编撰的长篇小说的兴起》，《小说考信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1][25]熊大木《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序》，《古本小说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22]修髯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引》，《三国志通俗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3]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三国志通俗演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7]谭帆《小说评点的萌兴》，《文艺理论研究》，1996（6）
（段战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