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中国小说在与西方的交流中凸显了文化底蕴。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深刻精神在各种形态的小说创作中都有体现。中国文化的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是中国小说叙事中人物心态的生长条件；小说在中国文化的边缘与异端的地位，即使当小说进入文学的中心，也有深刻的作用。不同文化的间性与中国文化的本性，表现了中国小说与异文化的交往中复杂的形态。20世纪中国小说对传统文化的承传与创新，展现了中国文化的永恒价值和生生不息的活力。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小说；文化底蕴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08(2007)06-0128-07
20世纪，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的冲击，把“中国”的存在推置到了“世界”之中，从而成为中国人“世界观”中重要的事件。西方文学观念的输入，将中国传统文学中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抬到了文学正宗的地位，并使小说成为中国文学创作实力的重要标志。这对“六经之外无文章”的传统是巨大的冲击。中国小说的文化构成与文化创造，在新的语境下得到重新审视和发展。从“世界”的“观点”来探索、反思、判断中国文化，成为20世纪中国小说的隐在的前提。
小说者，小道也。子曰：“虽小道，亦有可观者焉。”小道也是“道”，也体现着中国文化的“大道”。“道”是文化的核心，是文化的方向和文化的意义体系。20世纪中国小说，还是中国文化的产物，是中国文化的特殊创造。所以，涵茹着中国文化的全部内容，体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刻精神。小说中活生生的世界，则是深广文化世界的灵动而浑厚的体现。唯其是“活”的，小说本身就成为生生不息的文化创造形式。
中国小说有着经、史之书的传统，小说也是一“家”，也列于王官之学的末尾，故亦作“小道”；中国小说又有依附于历史的习惯，所以小说又是“正史”之外的“野史”、“稗史”等另类的“历史”；经过传奇与笔记的文人渲染，经过了“说话”与“写话”的“白话”文学之锤炼，又诞生了“说部”，接近而不同于西方的“小说”。西方小说从史诗到英雄传奇，从民间传说、故事到罗曼司，再到现代意义上的小说，经历的旅程也是艰难而独特的。只是到了17、18世纪，才有了“小说的兴起”。所以，西方小说所强调的虚构性、修辞性等，以及西方小说的叙事观念，都与中国小说的固有观念不同。
中国小说是独特的“说话”艺术、叙事艺术。中国小说所说的“故事”是中国人生活的万千形态。中国生活的“道路”是中国人“走”出来的。小说在叙述人们“行道”、“走路”的过程中，走过了自己的道路，本身就成为文化之“道”的感性显现。于是，我们从小说中有限的形象世界，通向了无限的文化意识宇宙。
一、文化的生态与心态
“大块噫气，其名为风”。中国文化的生命诞生于中国大地。文化的一切风骨、风华、风采、风神、风度、风范、风情……都离不开生于斯、长于斯的大地。她是中国文化的“故乡”。文化，总是与自然的生态密切相关。中国古典小说中，《山海经》以关于自然地理的想象，创造出一个奇幻诡异的世界。山，海，经：“山”与“海”经纬着人们的生活世界，也编织着一个超越现实的精神世界。《三国演义》中的战争地理，《水浒传》中的化外江湖，乃至《西游记》中的“心有天游”，都是对大地的心灵抚摸，都是从自然空间而生发出来的精神空间。是文化地理，也是叙事地理、诗性地理。中华大地的山水自然，是一切胸有丘壑的小说家灵感的源头，也是一切伟大的中国小说成就宏伟气魄的根本。
荷马史诗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一写“远征”，一写“还乡”。中国文化中，“还乡”是一个几成“情结”的集体意识甚至“集体无意识”。远游的心灵总是有着难以排遣的“乡愁”，执著寻找着“家园”，期盼着灵魂的返乡。“乡土中国”就是由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构筑起来的。20世纪初期，《老残游记》用悲悯观照已陷入危殆的大地；鲁迅的《故乡》，则成为“还乡情结”荒凉凄怆而又深沉冷静的表现。现代小说在对乡土的眷恋中产生了诸多杰作：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茅盾的《霜叶红于二月花》……而当代小说中的“山药蛋”派，“荷花淀”派，《红高粱》等等，都是扎根于“故乡”的土地，以乡土中国的生态，表现出了活生生的、变动不居的文化心态。
道法自然，文化生态首先植根于自然生态。中国文化中对自然的依恋与崇拜，在诗歌与小说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诗歌中天籁式的自然歌吟，到了小说中，虽然常常只是一种背景，只是匆匆数笔的点染，但是在崇尚自然的审美心态中，却成为非常重要的艺术成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青梅煮酒”的风云突变、赤壁大战前的“横槊赋诗”，《三国演义》将会失去多少魅力!鲁迅赞扬过《水浒传》中景物的“白描”，郁达夫的小说转向了古典诗歌的自然描写，都说明那种“天人合一”式的自然观在20世纪中国小说家心目中的深刻积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自然生态与生活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了以各种形式书写的“地方志”，但只有小说能展现一个活生生的充满“人味”的世界。20世纪中国小说着力撰著的“地方志”已有许多，覆盖了中华大地的许多区域。小说家把许多“地名”变成了风情各异的活的世界。从上面我们简单列举的一些作品已可概见。但更应注意的，则是在生动刻画出来的人的世界中，举凡衣、食、住、行等人类生活的诸种形态与诸种器物，都在小说中成为了活的文化、活的精神。中国文化的诸多重要内容，正是在器物的世界、器物的体系中体现出来。中国小说从古典到现代，都有以器物为重要“道具”乃至“主角”的作品。从《红楼梦》的“金玉良缘”到张爱玲的“金锁记”，从古典小说中的神奇兵器传奇到老舍的“断魂枪”，从家国重器到百姓日用不可或缺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被小说写出了故事，写出了沧桑，写出了中国的文化。由此而推及中国人的生存形态，则所有这些，都是中国人生活世界的组成部分，都是人活在其中、其中也活着人的创造的文化世界。因此，有陆文夫的“美食家”，用人的最基本欲求写出了精致的苏州文化；有汪曾祺的“异秉”，从人的特殊才能表现特殊的文化生态。这样的例证，也可以推及所有的中国小说。因为，只要小说中写的是真正的中国人的生活，那么，就离不开对生活形态具体而微的刻画，从自然环境到风土人情，直至日用器物，等等，无不在人的生活中、在人物的行为与心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文化，就是如此“化”入小说的每一细节、每一情节之中，在流动不居的生存形态中显现。
“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文化的核心还是在“事”中凸显出来的“人”。从“生态”必然走向“心态”。人之为人的精神才是一切文化的真正灵魂。光写出“真相”是不够的，写出“真魂”，才是小说的真正目标。《西游记》写“心猿”，《红楼梦》写“情痴”、写“通灵”的宝玉……无非都是为中华民族写心，为中华民族画魂!因此，当我们说到刘备、关羽、张飞、曹操，孙悟空，贾宝玉、林黛玉、王熙凤等等人物时，几乎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认出一种性格，一种特定的文化精神。他们与西方文学中的唐·吉诃德、哈姆莱特、浮士德、安娜·卡列尼娜、伏脱冷、于连·索黑尔……属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道”，不同的精神。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在他们的形象中展示，正如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在“浮士德精神”、“唐·吉诃德精神”中体现，是用活生生的人表现活生生的文化精神、文化智慧。
20世纪末，“活着”一度成为小说家的核心话语，这表明，对中国人的“生态”有了更为自觉和清醒的认识。但是，“活着”总要寻求意义，这是“人”的宿命。从“生态”必然走向“心态”。鲁迅对“国民性”的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呈现出特别的意义。重建中华民族的生态，仍要求重铸中华民族的心态。中国小说的精神探索，仍然长路漫漫。
二、文化的边缘与异端
“小说”之谓“小”，就在于它是“稗官”所造，上不得台面，进不了庙堂。所以，小说与历史结缘，却只是“正史”外的“野史”、稗史；小说与“大道”结缘，尽管常常努力阐扬“大道”，“演义”什么“明言”、“通言”、“恒言”，却因为总是说“子不语”的“怪、力、乱、神”而成为“小道”甚至“邪道”；在诗、文强大传统的压制下，“小说家”更难以进入文学正宗，往往成为蔑视与扫除的对象，获得的承认总是在与文学经典的比附中虚张声势地勉强通过的。所以，在中国古代，小说是一种边缘的文体，是“哲学的边缘”、“历史的边缘”与“文学的边缘”相结缘的混杂文体。总起来说，小说是挂靠在“文化的边缘”的特殊文化产品。
被排斥到“中心”与“主流”之外，“小说”虽然未免失去了许多发展的机遇与待遇，却获得了别样的自由与可能，从特定的渠道蓬勃兴起，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力量。明清小说的繁盛，为“小说”进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之最上乘”[1]208奠定了深厚基础。“小说”从“边缘”走向了“中心”。然而，作为一种文体，“小说”的艺术规定性，要求小说即使是关注“大事”，也要从“小处”入手，深入到生活的细节，触及文化的细微层面，从而滑出了“中心”、“主流”的控制轨道，以别样的眼光来显现世界。
在小说中，历史变成了故事，加进了许多想象、许多情感。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历史，多与民间文化的渗透有关，是草民心目中的“野史”。所以，哪怕是“正史”中的重大事件，到了“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中，也被“变形”为“通俗”的“演义”。“通俗”就是与下层民众的心灵沟通，其基础是按照老百姓的生态与心态，按照边缘的文化，去塑造一个个活的世界。所以，“通俗演义”，就是以“边缘”去“演”那些处于“主流”、“中心”的“义”，从而把它们改变为“新义”。如此，小说就拥有了一种特殊的文化权力，即与自己特殊的“受众”相沟通而形成的从“边缘”去包围、改造“中心”的权力。
来自世俗的原野，来自平民百姓的心声，是中国古代小说文化的本质特征。在文化的边缘，小说踏上了浑厚坚实的大地，呼吸到的是更为清新也更为浩瀚的生命气息，“对接”了一种更为健康强壮的文化精神。在主流文化的“边”上，获得了自由守望的空间；并未切断主流文化之“缘”，扩充了小说的内在生命动力。“边缘”精神，是“小说”之“小”的重要表现，也是“小说”具备“大气”的必要条件。
“白发渔樵江渚上，笑看秋月春风”，“欲知目下兴衰兆，须问旁观冷眼人”，“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古典小说中的奇人、畸人、怪人、花妖鬼狐……现当代小说中的狂人、零余者、异秉者、傻子……他们其实都是“边缘人”。“边缘”的眼光，“边缘人”的活动，构成了小说叙事的深层结构。从志神到志人，传奇到醒世，中国小说所写的“事”，也逐渐地靠向世俗生活，或世俗眼中、心中的虚构生活。由“水浒”到“边城”、“呼兰河”，由“西游记”、“镜花缘”到“猫城记”……中国小说所写的“地方”，往往象征着文化的取向。“人缘”、“地缘”以及小说中各种偶然、必然的“因缘”际会，都是文化之“缘”的具体展现。向着“边缘”的移动，拉动着文化的一切经纬，并编织、构成了新的文化。在“血缘”关系成为文化核心的中国，“边缘”尤其具有特别的意义。
《西游记》中的孙猴儿是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从而切断了一切血缘关系。《红楼梦》的通灵“宝玉”是女娲补天的弃余物，从“大荒”、“无稽”的世界到达“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在古典小说从“边缘”说起的叙事策略中，分明展示了一种文化原则和小说文化的本质，那就是对文化“主流”和“中心”的怀疑与拆解。“小说”因其“小”而肆无忌惮，因其“俗”而无所顾忌，因其“野”而率性作为，为中国文化灌注了来自原野和草野的感性动力，从“边缘”撕破了窒息人性的文化网罗，用异端的精神掀起了石破天惊的文化狂澜。在这样的背景下，重观“水浒”世界中的“青面兽”、“母大虫”等等“凶神恶煞”的野性力量，重观“西游”的“心猿意马”和“聊斋”的花妖鬼狐，我们就可以省察“异端”精神的不同表现形式和功效。文化的“异端”，是中国古典小说中体现出来的“摩罗”之诗。
20世纪中国小说中，虽不乏“载道”之作，更多的却是从“边缘”与“异端”对暮气沉沉、“污如死海”[2]64的文化作反抗的篇章。晚清的《孽海花》、《老残游记》，均是以“边缘”的人物进入历史的“中心”；而现代小说中的诸多杰作，由于“五四”掀起的新文化运动已对传统文化作出了总“判决”，更是从中国文化的“吃人”，“家”的腐朽罪恶，以及“子夜”的黑暗肮脏中，深入地解剖了僵冷而残忍的文化结构。希望何在?新文化的创造要回归“蛮野”的生命源泉，就必须走向中国文化由以孕育的“故乡”。在世俗的大地和被文化主流轻视的民众之中，寻找到文化创造的真正活力。“礼失而求诸野”，如果稍作推衍，则文化萧条之后，应当从“蛮野”之中把她寻找回来。沈从文寻找到湘西的“边城”，萧红回到了“呼兰河”，沙汀、艾芜“南行”……中国文化的新生，在小说的寻寻觅觅中，获得了新的源泉与契机。
历经了诸多灾难，历经了多次战争，中国文化需要把那种“蛮野”的力量找回来，把雄壮的力量找回来，把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找回来。“蛮野”意味着生命的原初活力，也意味着感性的自由和奋进。“小说”作为“野史”、“稗史”，不妨说正代表了像稗子一样野性地生长而又长生的“蛮野”力量与精神。当代中国小说中，革命历史小说对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画卷的展开，正表现了来自民众、来自原野的力量，是如何战胜那些看来冠冕堂皇、不可一世的“文明”的。到了世纪末的20年，中国作家又有了向着原野寻求文化精魂的创作态势。张承志的《黑骏马》、《北方的河》、《心灵史》，展示了一种特别的精神历程，即使偏执，却有着野性的雄壮与悲怆；莫言在“山东高密乡”那片充满野性与欲望的“红高粱”中，找到了“土匪种”；贾平凹沉入“商州”；张炜“融入野地”……无论他们寻找回来的世界是何等不同，无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深是浅，但都是把“小说”当作了向生命源头引来文化活水的力量，为中华民族“招魂”。
墨守成规、循规蹈矩，固然可以把人“文化”，但是却也会把人变成装在文化套子中的木头人。毛泽东曾批判“蠢猪式的仁义道德”，呼唤“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精神。中国小说所拥有的野性精神，正可以为中国文化增加永恒的活力。
三、文化的间性与本性
小说走入文学殿堂，成为文学正宗，甚至成为一个国家文学实力的标志，是西方文化观念进入中国因缘际会的结果。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在20世纪小说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中国小说很早就具有开放的意识和探奇历险的精神。《西游记》题材是否为外来姑且不论，“西游”的精神“长征”，是为了向异域寻求“真经”。《镜花缘》诞生于江苏的连云港，面向大海的无穷想象，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探索精神。在深沉邈远的宇宙意识升华下，中国小说的世界总是通向无尽的空间。《红楼梦》的“大观园”中，不仅有西洋的器物，更有薛宝琴打开的关于西洋世界的想象。数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化与异文化的接触与交流，特别是对异文化的想象与憧憬，都在小说中留下了活的证据。学者对此考据颇多，其中，特别是关于小说母题的溯源，值得我们注意。一个故事的背后，包含着深远的文化背景。其中蕴涵的文化信仰、规则、秩序与理念，随着新奇生动的故事，悄然进入；人们在欣赏别样的“活法”时，理解并接受了其“想法”与“做法”：文化的交流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西方人以坚船利炮和飞速发展的经济实力，敲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大棒”与“胡萝卜”之外，是似“软”而实“硬”的文化力量，文化才是军事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20世纪初，呼吁以小说来“新民”的启蒙者们，震惊于“物竞天择”原理的国人们，从翻译小说中得到的文化刺激与精神震撼，决非仅仅在于故事，而且是在于西方故事所展示的别样的人生、别样的精神。所以，晚清小说中涌现的大量异域题材的小说，直接把笔尖插入到西方文化的墨水瓶中，用平等、自由、博爱等崭新的观念，唤起国民的现代意识。由此，中、西文化的差异以“差距”的形式凸显了出来。中国文化的衰飒与腐朽，在西方文化的映照之下分外醒目。“别求新声于异邦”，便成为必然的选择。
小说创作由此而主动地接受西方的影响。西方文化中小说的智慧，不仅给中国小说带来了艺术上的震撼，更重要的还带来了西方小说所赖以生成的文化基因。中国现代小说与西方小说的关系，乃是中西文化关系的一个缩影。诸凡西方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各种流派的小说在中国的影响，都关联着哲学观念，文化情境与美学潮流。中国小说的模仿与再创作，也是对西方文化的种种“演义”。在相当多的小说家那里，文化的“交流”，变成了强势文化的“直流”乃至“灌注”。文化间的不对等，造成了中国小说创作中的“西化”现象。
中西小说曾在分隔的状态下各自发展，但这空间的阻隔并不能使中西小说长期成为陌路人，它们是“熟悉的陌生人”，一旦相逢，往往相视一笑，莫逆于心。这是文化间的隔地相亲。一种文化内部，时常产生“隔代亲”现象，“萧条异代不同时”的文化潮流及弄潮儿，却会既“恨古人我不见”，亦“恨古人不见我”。异代知音是文化传承最为深刻的脉络。同样，文化的“隔地亲”打破了空间的界限，在茫茫尘世中寻找到遥不可及的沟通“对象”。或许无法对视，或许永难相见，但是，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我们”的“心”相连，这就够了。异代、异地的心心相印，就成为文化间交流的重要现象。于是，王国维从曹雪芹的“红楼”中看到了叔本华，另外的人却从中看到了海德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塞林格……牵强附会吗?肯定是有的。但是，你无法否认，这些人物却确实在某些方面、某些层面“相遇”了，超越差异而心灵相通了。这就是文化间的沟通与融合，它具有“天下的水都是相通的”柔情，它具有相互拥抱的热情。软性的文化在流动中相互融合，在流动中汇成新的形态。
然而，这样的理想境界在文化交流中很难出现。不同的文化间往往产生出戒意与敌意。由于陌生，更由于现实利益的冲突，文化间的交流有时演变为文化间的战争。“物竞天择”的情形在文化领域中也同样存在。战争的征服往往伴随着文化的征服。在历史上，不乏文化落后民族征服文化程度较高民族的事变，但是，征服者却往往在更为发达的文化前成为了被征服者。毕竟，“武力”与“文化”是不同的。可是，文化作为“软力量”，也仍然是一种力量，在特殊的场域中，不仅有着竞争，也隐含着、催生着战争。文化，就成为国家一种重要的力量，是国家的“软实力”。
由于有“西方”这一巨大而沉重的参照系，中国小说创作常常演出集体性地倾倒于异文化的现象。向西方小说致敬，为的是有朝一日获得西方人的承认。在这样的情境中，文化的自信就变成了他信。在西方文化面前，中国文化变得自卑甚至自弃。于是，转向西方变成了崇拜西方，一切都以西方文化为鹄的。在小说创作中，造成了以模仿代替创作的现象，西方话语在相当范围内宰制了中国小说创造和研究。一切只求西方文化体系中的“承认”，会形成一种自卑心态，丧失文化的自信与自立，尤其是丧失文化的创造力。只有平等的“对视”、“对话”，不同文化才能真正地走上创造的境界。因为在文化“间”，不同文化的相互激发、相互交融，正是一种特别的创造契机。“从中间走向无限”，正是在“中间”的交叉与撞击中，中国小说在20世纪才获得了更为广远的空间。
没有“本性”，何来“间性”?文化上的自信、自立与自强，是面对西方文化与其平等对话的首要条件。中国文化长期自足的状态，固然造成了中国文化的诸多弊端，但是，在特定的生存条件与生存状态之中，中国文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明。中国小说的伟大作品，是中国文化的母体中生育出来的，体现了独特的文化精神与文化智慧。因此，为中国小说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让我们能够从容镇定地面对异文化的创造。有了这种自信，有了这种独立意志，才能有充沛的创造精神。“我之为我，自有我在”，我们在此所说的文化本性，就是指中国文化的“我”。没有“我”，何来独立?何来自由?没有独立、自由的心灵，何来创造?
所以，我们仍然要强调中国小说的文化根源意识和文化创造意识。所谓“根源”，是指小说必须深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从中国人的生存形态中透视中国文化形态，从真切的生存感受中捕捉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如此，才能拥有中国文化“化”成的“我”，才能以“我”为主，用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文化，走向自主、自由的创造。
所以，中国小说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展现的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拥有的自信与博大，是虚怀若谷、海纳百川的气派，是立足文化“本性”而统摄文化“间性”的相反而适相成的创造精神。正是这样的胸襟与气度，使我们拥有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子夜》、《家》、《围城》、《边城》等中国小说的杰作。
伟大的小说属于全人类。阿Q的“精神胜利法”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背景，但是却“似人类的普遍弱点的一种”[3]239。在文化间性之上，是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从一种特殊的文化出发，最终可以抵达人类文化的共通性。正如宋人陆九渊所说：“宇宙未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天空和大地，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中国小说曾有过“天路历程”般的《西游记》，曾有过“补天”的《红楼梦》，曾有过天马行空般的大精神、大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在20世纪，人类的交往前所未有地打破了“宇宙”的“限隔”，小说的传播越来越具有世界性。如何在保持文化本性、积极应对文化间性的同时，用自己的自由探索和独立创造开辟中国小说的高远境界，是小说学思考的重要命题。
四、文化的承传与创新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屈原是“疑古”的先锋，一切神话，一切传说，一切构成文化基础的叙事，都在“天问”之中被无情地拷问。鲁迅说《天问》“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正切中了它对文化秩序的反叛精神。由于屈原所“问”多为“故事”，所以我们不妨看作一种独特的叙事批判。他对传统文化的“大话”、“大道”说“我不相信”，在中国文化的天空镌上了永久的怀疑。
中国古典长篇小说几乎均是以“天崩地陷”为开头。《三国演义》开头是“天下”的分崩离析，《水浒传》打开了“天罡”、“地煞”的封口，《西游记》起首是“石破天惊”，《红楼梦》则是“补天”，《儒林外史》以“贯索犯文昌”预示“一代文人有厄”……“天”，在中国文化中向来是终极价值的象征，“天”的崩裂、“天”的异变，其实是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毁坏。“天”变了，“道”也应当随之变化。“小说”虽为“小道”，却常常担当起阐述“大道”、探求“大道”的重任。当《三国演义》的作者，以一种庄严、苍凉的语调宣布“夫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时，当《水浒传》假借道教的仙话探求时代演变时，当《西游记》开辟中华文化的另一种“心路”时……“小说”，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大道”的位置上，俨然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气概。
这是因为原先的“大道”裂为了“术”，文化系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中国古典小说，作为世俗、边缘的文化形式，对文化中心的震荡与巨变，总是具有特殊的感应与反应。小说的兴起本身就与“主流”、“中心”文化的松动和崩溃相关。六朝志人、志怪小说，是在鲁迅拈示的药、酒中发达起来的，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六朝文章”。知识阶层生活中离不开“药”与“酒”，表明他们的精神中有着难以驱遣的“病”与“痛”。正是这样的病痛中，出现了“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情种情痴，出现了一往情深的放达与放任。六朝小说的灵魂正是由反叛虚伪“礼法”文化、追求个性自由的“玄学”所凝成。唐宋传奇、明清小说，大抵都有文化危机与文化转型的深刻背景。
20世纪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几乎是根本性的。它不再是一个文化内部的自我调节与完善，而是连根拔起式的外部冲击；不是局部的，而是整体的。在民族的生死存亡面前，中国文化到底向何处去?成为一个紧迫而苦痛的问题。因为，中国面临的外来侵略不再是代表着野蛮的弯弓铁蹄，而且拥有坚船利炮也拥有高度发达文化的“洋人”。“西洋”也好，“东洋”也罢，都是横跨海洋而来的蔚蓝文化。它们和黄河黄土黄种人数千年来创造的文化，不仅在武器、武力上立见高下，而且在精神领域中也显示出极大的优势。中国文化的退败与失落，从未如此触目惊心，从未如此深入到灵魂深处。
我们认为，“五四”时期固然出现了许多激进、极端的主张和实践，但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精神在“五四”中并未沦亡，反而在一种综合创造之中获得了新的生命。“文学革命”的倡导者胡适、陈独秀都是研治国学的大家，在后来的生涯中，对传统学问的研究不断达到新的境界。胡适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和考证，是20世纪中国小说学中里程碑式的著作。鲁迅不仅曾从章太炎问学，在传统学术上有精深造诣。更不必说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迄今尚无人企及的成就。郭沫若在甲骨学、史学、诸子学、古典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征服了多种学科的学者，为世人瞩目。茅盾、郁达夫、周作人……这些“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大家，都是中国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中国文化已“化”到了他们的灵魂与感觉之中。所以，与其说中国文化在他们的“破坏”中“断裂”，不如说，在他们的创造中，中国文化才获得了新生。
鲁迅的《狂人日记》以文言作小引，新、旧小说形式智慧地接续在一起。《阿Q正传》的“序”，似讽似嘲，但关于“文章的名目”和“立传的通例”所作的议论，却非深通于传统文化者不能办。鲁迅说了那么多与传统文化决绝的话，但是，无论是“中毒”还是承续了中国文化的智慧，鲁迅的小说与杂文都是中国文化的“特产”。鲁迅对传统文化别具慧眼、慧心，从别人忽略的野史笔记等边缘文体中，获取了审察中国文化的特别角度。体现在小说创作和研究中，鲁迅所作出的判断就总是迥出意外，而又深中中国文化的腠理。所以，鲁迅是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的作家。因为他不是只注重那些所谓“抽象理想最高之境”[4]12的观念形态、意识形态，而是从中国人的真实生活之中，观察、剖析中国文化的具体精神。在鲁迅的笔下，文化总是与活生生的人分不开，总是与人的生存境域分不开，因此呈现出丰富复杂的形态。从生存的“真相”中审视文化的“真魂”，为新文化催生，是鲁迅成为“民族魂”的重要标志。从鲁迅身上，我们发现，只有深入地研究中国文化的基因，穷源竟委，才能真正具有创造新文化的基础。批判与继承，就在于同一个过程中自然地统一在一起。鲁迅的小说，不仅生长于《中国小说史略》的根基上，而且生长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土壤上。尽管沐浴过欧风美雨，但归根结底，鲁迅小说是中国文化天地中的艺术精魂。
鲁迅小说的审美风范，在茅盾、郁达夫、老舍等小说家的创作中，也有深刻的体现。他们都具有相当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对古典小说有着独到的体会与研究。因此，外来的影响往往能够被消融于中国文化特色的叙事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茅盾晚年于1974年续写《霜叶红于二月花》，在严酷环境中的秘密写作，表现出回归古典的倾向，渗透着中国古典文化特有的韵味与情致。在1980年代一些青年作家提出“寻根文学”前，茅盾早已把小说创作的根深入到中国文化的神奇土壤之中。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在任何时候都无法灭绝。
当然，80年代的“寻根文学”自有其特别的意义。重新接续中国文化的命脉，回归中国文化的母体，是“文革”后小说家共同的心声。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在创作中又显示出永久的魅力。汪曾祺、杨绛、孙犁等老作家的新作，展现了古典的韵味。阿城的《棋王》、《遍地风流》，则叙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特别智慧。贾平凹有笔记体的小说，叶兆言写“夜泊秦淮”，金庸的新武侠小说一夜风行，等等。凡此，都让人们从特别的渠道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精神的魅力——中国文化“活着”，并且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渗透在我们的灵魂中，是我们精神的根基，也是我们创造的基础。中国文化中自有其“心灵深处亘古至今的真情实感”[5]254，自有其永恒的价值体系。中国小说的文化底蕴，就应当成为创造的源泉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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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文俊.福克纳评论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陆 林)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Novels
LUO Dong-qi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In the 20th century，Chinese novels highlighted the cultural heritage through the exchange with western novels.The entire content and profound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 embodied themselves in various forms of novel creation.The natural habitat and social environment of Chinese culture are the growth condition of figure mentality in narrative novels. The novel，which was marginally and heretically positioned for long，though today it has entered the center of literature，plays a very profound role.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various cultures and the nature of Chinese novels point to the complex forms in exchange with different cultures.The Chinese novel’s heritage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ear eternal values and endless vitality.
Key words：20th century；Chinese novels；cultural herit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