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小说呈现出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段。前期以翻译小说为主,践行“开风气，牖民智”的办报主张；后期以原创小说为主，强调“讽喻时事”的功能，具有不少新变的时代特征。就小说观念而言，其本体观念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但其语体观念却率风气之先，大力提倡和实践白话小说，其曲折的成长历程颇具“标本”价值，对此后的白话文运动不无启发意义。
关键词：大公报； 英敛之； 近代小说； 小说观念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Ａ
中国目前唯一连续办刊过百年的大报《大公报》，1902年6月17日创刊于天津。创办者为满族人英敛之，1916年9月盘卖给王郅隆。在英敛之执掌该报的近15年间，正是清末民初风云变幻、时代更替的过渡时期，《大公报》既是这个时代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和参与者。其报载小说也自然打上了时代主潮的印记，但又独具特点，自成风格，可当作“标本”进行剖析，考察近代小说发展的某些侧面。
据统计，《大公报》1902-1916年近15年间共发表各类小说115篇。因“限于篇幅”，为尽量避免连载造成的“闷葫芦之叹”[1]，故绝大部分为短篇小说。若从小说的内容和类型看，明显呈现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从1902年至1911年，以发表翻译小说为主，尤以侦探小说居多；第二阶段从1912至1916年，以发表原创小说为主，其中以寓言体小说和传记体小说为大宗。
一、英敛之主政时期的《大公报》小说
在创刊号上的《本馆特白》和《大公报序》中，英氏两次强调以“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为办报宗旨，意即办报之目的为开化社会风气，大力介绍西方思想和文化知识，以开阔国人视野，激发国人的聪明才智。若再联系英敛之“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2]的自勉诗，其“开启民智”的办报思想已是相当明晰。英氏本人还酷爱小说，据其日记所载，常常“批阅小说至天明”，其中对西洋小说尤为青睐，“予素最嗜阅西洋各种说部，以其思想新，章法妙，每出一种必购阅”[3]。综上所叙，再结合英氏其后的相关言论，基本可以勾勒出他的小说观念：思想内容上要注重表现“新知”，“以维持世道人心为主，不弄那酸文假醋”；章法结构上要灵活巧妙，富于“意趣”；此外，语言表述上还要“言浅意赅”，追求“雅俗共赏”。[4]而在英氏眼里“泰西小说”最符合以上几点要求，故《大公报》在其主持期间以翻译小说为大宗就不难理解了。
该报第一篇翻译小说为《猫鼠成亲》，纯用白话，末段译者点明题旨，意味深长：
不禁的看着可怕，像那些鼠辈不知道自立，强颜倚靠人的，还不警醒吗？
显然，编译这篇寓言小说是告诫国人要自强自立，时刻警醒，不要到了为人鱼肉时才后悔莫及。类似的翻译小说还有《乐师》，从乐师与狼、狐狸、兔和樵夫的交往中，道出与人交友的原则和方法。其它还有《某翁》、《缶鼎问答》等翻译小说。这些小说往往都接上一个说理的尾巴，阐释一些生活的经验或人生的哲理，以期起到“牖民智”的预设目的。
而到了1909年前后，《大公报》开始刊载大量的国外侦探小说和探险小说，如《尼罗河同舟记事》、《饮刃录》、《黑手党》、《锁金箧》、《毒蛇血》、《冤狱》、《海外冷艳》等，这些小说显然有别于前期的寓言小说。之所以发生这样的转变，除了英氏个人偏好之外，还有其深层的原因：
其一，介绍西方思想和文化知识，这是英敛之初创《大公报》时便定下的一条原则。而侦探小说和探险小说的译者为了吸引读者往往“取与吾国政教风俗绝不相关之书而译之”[5]，这其中必然包含了不少西方的新知识，而且在信息量上也肯定要比前期的寓言体小说更为丰富，也更具时代气息。特别是侦探小说，常常杂糅着不少化学、物理、医药等现代科学知识和法律、伦理等人文科学知识；而探险小说对地理、人情风俗知识的介绍也必然是题中之意。如《黑手党》中，对镶以黑边的书信，提示读者说“西例此为丧家所用”；又如《锁金箧》中，告诉读者欧洲的婚俗与国内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至少“一夫多妻之制欧洲风俗无论如何必不能行”等等。
其二，从经济角度看，这也不失为吸引读者的一种好手段。《大公报》创设初期，主要由天津紫竹林天主教的总管及几位法国人出资筹办，并承诺“集股本逾万元，甘为赔垫”[6]，意即不计赔赚地由英敛之放手经营。但1906年后英敛之与法国人的分歧日渐增大，随后不少股东撤资，《大公报》也被迫离开法租界并筹建新馆，这就需要扩大报纸的发行量来缓解眼前的经济压力。而刊载流行小说是当时报纸吸引读者惯常祭出的法宝。恰好侦探小说此时正当鼎盛时期，最受国人青睐，小说家兼办报人吴趼人对此风潮有着直观地感受：“近日所译侦探案，不知凡几，充塞坊间，而犹有不足以应购求者之虑。”[5]因此，《大公报》此时连载为数不少的侦探小说，既不违背一贯的办报宗旨，也顺应了时代潮流和读者需求，并且在经济上也有所进益，当然是何乐而不为了。
在英氏主政期间，该报编发的原创小说虽然不多，但也有些值得关注之处。英敛之对假维新派那套做法颇为不满，以至语多批判，他在《大公报》创刊次日便发表文章批评那些假维新“不过稍袭皮毛，欺饰耳目，藉以塞责。若是者，仅得谓之变名而已，非变法也。”[7]若说这些批评尚属委婉的话，那么该报编发的系列原创小说，其讽刺揶揄就要辛辣得多了。例如《烂根子树》中，败家子贾家四兄弟，其名分别为“贾维新”、“贾振作”、“贾自强”、“贾能事”，“贾”即“假”之谐音，其讽刺可见一斑。又如《笨老婆养孩子》讽刺的是当时食洋不化的治国者，盲目维新，生搬硬套，不仅不能强国，反而误国，颇具警醒意义；而《游历旧世界记》则对假维新派进行了辛辣讽刺和批判。
二、后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小说
1912年清朝垮台，坚持保皇的英敛之深受打击，而与之不共戴天的袁世凯还当上了临时大总统，更是让英氏心灰意冷，干脆退隐报界，委托樊子镕、唐梦幻为其主持《大公报》业务，直到1916年9月将报馆转卖为止。这四年多不妨称之为“《大公报》的后英敛之时期”，因为英氏早期定下的宗旨、价值取向和“敢言”风格都基本得以坚持并有所延展。但樊、唐二人在小说观念上更强调“讽喻时事”的功能，而翻译小说在讽喻的贴切性和采编的便利性上显然不如本土的原创小说，故此时期该报小说以原创为主，其主要归结为两大类：寓言体小说和传记体小说。
寓言体小说共计43篇。其主题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对时局黑暗面的揭露和官场人物的嘲弄。《大公报》作为民办报纸，与官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往往能选取一个旁观的视角，发出自己的声音。特别是对宿敌袁世凯那一套玩弄共和的把戏，该报更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批判。此阶段第一篇原创小说《新民国剿匪记》，讲述的是某国一名为“天理良心”的人率领众人要推翻新政府，但失败被捕，大总统对他说：
“好端端一个人，为什么取这万恶的名字，本大总统最恨的就是天理良心，你偏偏字字触犯忌讳。你自己想该死不该死？就使本大总统饶了你的性命，国中谁能容你得下，倒不如死了干净。”
最终，唯有“知廉”和“知耻”两人逃得性命——因为“各都督早把廉耻忘了，中央政府也把廉耻忘了”，其讽刺之直露辛辣由此可见一斑。另如《无须官》、《龙王大鹏商量拉人入党》、《梦游新世界》等皆属此类。
其二，对革命党人的嘲讽。英敛之是坚定的保皇立宪派，他既与维新派保持距离，也不赞成革命党人的暴力革命。他认为革命并不能使国家独立自强，革命党人的“所谓排满者乃自排，所谓‘革命者’乃‘革汉命’也”[8]。英氏这种反对革命的理念在樊、唐主持的《大公报》身上仍然得以延续。例如，小说《花果山》将《西游记》故事延伸、改写，以寓言的方式或隐或显地对孙中山、黄兴等人及其革命事业大加嘲讽；再如《共和》（四）、《帽国革命记》等，都反对暴力革命，感叹战乱给普通百姓带来的伤害。
其三，破除迷信恶俗，开化社会风气。《大公报》始终以“开我民智，以化我陋俗而入文明”[9]为己任，其刊发的小说对此也多有表现。如《神权谈话会》写自从“社会开通破除迷信风”后，诸神香火冷淡，生计无着，只得盘算如何自谋生路；还有《玉皇尝异味》、《财神太太之魔力》等，这些小说都是在嬉笑怒骂中将众神拉下神坛，赋予凡人的七情六欲，并进行揶揄嘲弄，从而有效支持了破旧俗开新风活动的开展。
传记体小说计有21篇，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传主多为一些具有某种典型性特征的小人物。如《牛皮大王传》、《中立先生传》、《饭桶先生传》等，仅从题目就能看出传主的个性特征，字里行间也透出作者的嘲讽和批判意味。第二类，传主多为奇人异士，其言行举动往往有过于常人之处。例如《寿头传》塑造了一位知乐达观，可敬又可爱的老人形象；《彭铁匠》塑造了一位有勇有谋、大义凛然的壮士形象。相类的另有《瓦将军传》、《无肠公子传》（署名梦觉）等。
除此以外，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创小说。例如，《焚券》叙写了一个纯真感人的爱情故事，藉此传达真情挚爱要高于金钱虚名的价值理念；而与此恰成反衬的是《嘉禾章》,对那些只重金钱名利、寡情少廉的人物，作者用漫画化的调侃手法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另有《发财诀》、《鳏鱼梦》等，在表现世态人情方面，皆有可圈可点之处。
三、 《大公报》小说的艺术新变
由以上对早期《大公报》小说的简单梳理可见，该报也会迎合读者的阅读口味，刊发彼时风行的翻译小说，为“开风气，牖民智”做出积极贡献。但笔者认为，这并不是其亮点，甚至还算不上看点，因为跟同时期的其它专业小说报刊相比并无过人之处，反而是那些看似“逆流”而行的寓言体小说和传记体小说，在其他报刊争先恐后编发新小说的风潮中显得颇为特出，而其富于时代特征的一些新变之处更是值得好好研究。
与先秦时期大盛的寓言故事相比，《大公报》的寓言小说有一些明显的区别。
从内容特点上看，先秦寓言多以深刻的哲理思辨和瑰丽奇幻的想象见长，但一些篇章也因此被认为“皆空语无事实”[10]。而《大公报》的寓言小说则更为贴近现实，其隐喻的对象常常直指时事。例如，民初政局的混乱最为《大公报》所诟病，特别是所谓的民主选举，“以指派之代表，妄称全体，以少数之选举，武断公权”[11]，为此该报编发小说《驴议员》对之加以嘲讽。又如，1914年前后袁世凯推行祭天活动，为自己的“皇帝梦”大造舆论。《大公报》对此亦是冷嘲热讽，刊发《玉皇尝异味》、《祭天趣话》等寓言小说，巧妙地选取玉皇大帝的叙述视角展开情节，嬉笑怒骂间充满了批判意味。
若从讽喻功能的实现方式上看，《大公报》的寓言小说则可归为三大类。
其一为转借，即直接搬用现成的寓言小说，“洋为中用”或“古为今用”，借以讽喻时事。例如，面对国家积贫积弱而不少国人却仍麻木冷漠的现实，该报的《猫鼠成亲》无疑是在唤醒国人要自强自立。又如，清代艾衲居士的《豆棚闲话》共存小说十二则，而《大公报》单单选载其中的第七则《首阳山叔齐变节》，显然是在影射袁世凯称帝闹剧中那些营私变节、呼应鼓吹者。
其二为改写，即对原有的作品进行改造或续写。例如《花果山》、《梁山泊改组记》、《福尔摩斯之门徒》等都是改写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改写并非率性而为，而是尽可能地保持和延续原著的某些特征或精神内核。例如唐僧做了宋朝的南渡王，“他的性格儿，仍是懦弱，耳朵儿仍是软的，无荣无辱的过了一生”；吴用仍然是精干机智的“军师”等。可见作者的这些安排遵循了人物一贯的性格逻辑，以便营造某种真实感，获得读者的认同；同时，作者又在原著的基础上发挥合理想象，注入了较多的主体意识，从而有别于原著，以一种“重新讲述”[12]的方式重点突出和强化讽喻的艺术功能。
其三为新创，相对转借和改写而言，这些新创的寓言小说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都远胜于前。概而言之，或写狐妖鬼魅，或叙奇梦幻境，或讲动物植物，或谈奇闻趣事，作家皆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强烈的主体意识，运用暗示、谐音双关、影射、隐喻、象征等艺术手法，于嬉笑怒骂间对时事政治、世态人情进行了或温婉或辛辣地劝诫、讥刺和批判。
《大公报》的传记小说跟历史传记相比也独具特点。
首先，这些传记具有很明显的虚构性，与史传家们孜孜恪守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截然不同。甚至，这些作品不仅不会“不虚美，不隐恶”，反而会故意张大其“美”或“恶”，以突出人物的某种典型性性格特征或强化某种艺术效果。例如《新无肠公子传》中，作者运用超现实的传奇手法，形成反讽效果，突出对无能无德、满身铜臭的无肠公子的批判。又如《非常先生传》，作者以仿拟的手法，句句皆嵌入“非常”二字，不断强化“非常先生”的“非常”性格，从而刻画出人物的“非常”形象，文字诙谐风趣，令人忍俊不住。显然，像这样的人物，无论是在历史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不可能找到某一对应的个体，他们不过是作者运用了虚构的方式和夸张的手法，抽象现实后塑造出的一种概念式人物，具有符号性和隐喻性。此类传记的另一特征可以进一步印证这点：跟历史传记中的“显要”人物不同，这里的传主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人物，甚至无名无姓，或云“先生不知何许人也”，或言“未详其姓氏”，或干脆假托为“某人”——作传者竟然不知传主的姓名籍贯——显然，作者并不是真的想要正儿八经地为某人立传留存，只不过是借此表述某种思想倾向、价值观念或道德评判罢了。因此，这类“务虚弃实”的传记只能划属为文学体系下的小说类，而不能进入历史传记的群体。
此外，这些传记文也并非仅仅是为人作传，有时也为“物”作传，承担着类似释名的功能。如《黑美人传》，以黑美人“迷娘”暗喻鸦片，介绍了鸦片的历史和对国人的毒害。类似的还有《共和先生传》、《滑稽先生传》等。这些传记多以拟人手法，虚构一些简单的故事情节，也能粗略地塑造出某些人物形象，因而具备了小说的诸种特征。而借用小说形式进行释名的优点也显而易见：一些抽象的概念或事物的本质特征经过这样的敷演和阐释，变得鲜明生动，通俗易懂，让普罗大众乐于也易于接受。
四、 《大公报》小说观念的滞后与前瞻
《大公报》创办之际，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转变过渡的关键时期，那么处于历史大潮中的《大公报》的小说观念是怎样的？对推动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1902年“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为文学之最上层”且具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13]的小说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报刊刊载新小说也成为当时的流行趋势。但相比之下，《大公报》的小说观念则相对复杂。
虽然英敛之本人酷爱小说，并且对小说也有自己的认识，但从小说刊登的情况看，该报对小说的独立性地位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最初的《大公报》并没有常设的小说栏目，小说主要被安插在“附件”（后为“杂录”、“杂俎”）或“白话”栏中刊出（有时也会置于“笑林”或“滑稽谈”等临时栏目），而这些都是大杂烩类型的栏目（除小说外还包括文牍、广告、短评、奇闻等）。此外，小说刊发的时间既不固定，编发的数量也不平衡。例如，创刊当年发表小说两篇，1903年刊发小说七篇，而随后的1904年至1908年五年间刊发的小说寥寥不足十篇。若跟同时期的《新闻报》、《申报》、《时报》等大型日报比较，这些都显得相对滞后。以上状况直到1909年才开始有所改观：
社会教育之中尤以小说之功居多。论者谓一国善良之习惯，多由一代小说家造就之。无怪欧西人士，以小说一门为专门名家之学也。……其转移社会之力极大。[14]
当然，这些论述都没有突破梁启超、夏曾佑、王无生等人的小说观念，但能有这样的认识亦属难得，更重要的是能将之付诸实践：自此专设“小说”一栏，“每日随报附送一版”[14]，小说数量也随之逐渐增多。
从小说内容和类型上看，英氏主持时期的《大公报》小说与近代小说发展的主潮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辛亥革命前政治小说一度成为小说主流，也是影响最大的小说种类之一。而《大公报》本身又具有相当浓厚的参政议政色彩，按理说政治小说应该是非常适合该报风格的小说类型。但该报对政治小说的热情似乎并不高，因为辛亥革命前发表的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小说数量很少。
真正将小说与政治联姻，则是英氏退隐之后，樊、唐主政时的《大公报》，这段时期内发表的小说大多与政治时事有关。但樊、唐“讽喻时事”的小说观念也并无多少进步之处，因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将小说纳入了时评的范畴，或说是为时评开辟了一块新的领地。最典型的表现是，时评之后往往会紧跟着刊发相关内容或思想倾向的小说。比如，1914年12月下旬，《大公报》发表了大量抨击和讽刺袁世凯立孔教为国教的评论，随文也连续刊登了《复辟梦》（一）、《复辟梦》（二）、《玉皇尝异味》、《祭天趣话》等多部小说。这些小说无疑是对时评的一种策应，并且使用的都是通俗的白话文，显然是在照顾文化水平不高的读者，以扩大受众群体和影响力。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是：与“以文载道”的传统文道观念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而直接影响则来自当时流行的谴责小说，同时也沾染上了报载小说的“新闻性”。当然，它们在“开启民智”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对传统的寓言体小说和传记体小说的推进和突破也有不小的贡献。但其中的一些小说也沿袭了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相去亦远”的弊端，造成审美上的“感人之力顿微”[15]，少数篇章甚至有降格为“黑幕小说”之嫌。而新闻般的“时效性”和“功利性”，又使小说的生命力短暂，行而不远。故而，其中的不少小说“启发民智”尚可，要想从中挖掘出多高的艺术价值，无异于缘木求鱼。
但是，若从小说的语体观念上看，《大公报》则要率先于时代，具有相当的前瞻性，成为该报小说的一大亮点：白话文运动发展史上，《大公报》作为最早的推手之一，功不可没。
其实对白话文的鼓吹推广，稍前的裘廷梁、陈荣衮等人的文章已有所涉及，但真正付诸实践者并不多。而《大公报》创办之初，英敛之即大力提倡白话文，并专辟白话文专栏“附件”。随后，更是开设直接以“白话”为名的栏目，成为华文报纸的一大创举：“中国华文之报，附以官话一门者，实自《大公报》创其例”[16]。如前所叙，《大公报》小说的绝大部分就被安插在这两个栏目中刊载，从而为白话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实践的舞台。1903年，该报还明确指出小说使用白话的优点和重要性。这白话有什么好处呢？一则雅俗共赏，一说了然；二则言浅意赅，感人最易。这新闻纸上，最不可没有白话的。[17]而对警世劝人的寓言小说，英敛之更是强调要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将“旁引曲证，寓真理于浅白言语中”[18]当成稿件取舍的审美向度。《大公报》对白话文的积极推广，也产生了正面反响——“各报从而效之者日众”[16]，就此意义而言，该报的努力无疑为推动中国白话小说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若是细究还会发现，《大公报》在刊发大量白话小说的同时，其实也刊发了不少的文言小说。这表明《大公报》对白话小说的推广是一个相对温和的渐进过程，具有一定的实验性和试探性。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迫于彼时的现实语境。一方面，文言小说的刊发，主要是顾及士绅文人们的语言趣味，因为他们才是报纸的主要订户，是报馆“衣食之父母”，毕竟“文言小说之销行，较之白话小说为优”[19]的局面甚至到辛亥革命前夕还是没有扭转。另一方面，作家语言惯性的改进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固有的语言结构，使得用惯了文言语体的作家们常常感叹“用白话体裁，下笔之难，百倍于文话”[20]。这也就不难理解《大公报》为何会时常出现文白参杂的小说语体。特别是该报早期的一些白话小说，虽然“纯用俗语”，反而显得“复嫌冗繁”，倒不如简浅的文言来得爽利，典型如用白话翻译的“泰西小说”《猫鼠成亲》、《乐师》、《缶鼎问答》等，在篇末阐发小说题旨时，作者将通常的“译者曰”改为白话“翻译这段的人说”，读起来甚是拖沓怪异，也难怪有人讥评此类文字“浅俗不堪”[21]。之后，该报编发的翻译小说绝大部分都改用了简浅的文言语体，应该与此也不无关系。而到了樊、唐主持的最后两年多里，《大公报》刊载的文言小说在篇数比例上甚至明显超过了白话小说。早期白话小说语体的不成熟以及白话成长之路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或许，也正是《大公报》推行白话文之路的曲折、反复甚至失败，使得他们的尝试显得悲壮而又富于启示意义：至少，他们证明了文言和白话的彼消此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推进是如此的艰难和漫长，绝不是一次平地突起的白话文“革命”就能毕其功于一役的。
注释：
[1] 本馆特白[N]. 大公报. 1902-6-17.
[2] 英敛之1902年2月18日.方豪编录. 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395.
[3] 英敛之1905年2月10日.方豪编录. 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974.
[4] 烂根子树[N]. 大公报1903-9-18；害人害己[N]. 大公报. 1912-6-4.
[5] 吴趼人. 中国侦探案·弁言[M]. 上海：广智书局，1906.
[6] 英敛之1901年3月10日.方豪编录. 英敛之先生日记遗稿.[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242.
[7] 大公报出版弁言[N]. 大公报. 1902-6-18.
[8] 论革命军必不能达其目的于20世纪之支那[N]. 大公报. 1906-6-5.
[9] 大公报序[N]. 大公报. 1902-6-17.
[10] 司马迁.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M].
[11] 读上海大共和报书后[N]. 大公报. 1912-1-29.
[12] 弗·杰姆逊.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118：“寓言的意思就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重新讲或再写一个故事。”
[13] 梁启超.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J]. 新小说第1号，1902.
[14] 本报增刊小说广告[N]. 大公报. 1909-2-17.
[15]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东方出版社,1996：207、211.
[16] 本馆特白[N]. 大公报. 1905-8-20.
[17] 烂根子树·前言[N]. 大公报. 1903-9-1.
[18] 周雨. 大公报史（1902—1949）[M]. 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20.
[19] 觉我. 余之小说观[J]. 小说林.1908（9）.
[20] 姚鹏图. 论白话小说[N]. 广益丛报. 1905-65.
[21] 说大公报[N]. 大公报. 1902-7-20.
（责任编辑 焦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