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氏朝鲜建国伊始，奉行对外“事大以礼”、对内“抚下以仁”的方针，抑佛崇儒，尊儒学为国学。作为新兴文体，小说在朝鲜时代发展起来，不能不受到意识形态的复杂影响。尽管主流意识对小说以否定为主，甚至一度加以打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实学的兴起，关于小说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意识形态与小说意识的交互作用，促使朝鲜时代的小说创作走向繁荣。
[关键词] 朝鲜时期 ；意识形态 ；小说意识
[中图分类号] I312.074[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007（2014）03000110
[收稿日期] 2014-03-04
[作者简介] 1.金健人，男，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韩国学，文艺学。（杭州310000）2.杨蕾蕾，女，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韩国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韩国学。（济南250014）
一、儒学确立为国学
高丽末期，内外交困，恭愍王被大臣洪伦所杀，养子辛禑被立为君，即高丽禑王。1388年4月，禑王以“狩猎”为名，发动对明朝的军事进攻。武将李成桂在这一外附“事大以礼”、内合“抚下以仁”的机变情势下篡位成功，建立了李氏王朝。
李成桂登基后，把对华关系当作头等大事来抓。因为千百年来的国际关系史已经清楚地表明，要在朝鲜半岛上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与中国维持“相安无事”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条件。同时，他“犯上篡国”为王，需要得到国际、国内对其合法性地位的承认。因此，他在登基之后，立即派贡使前往金陵向明太祖通报，请求明太祖承认他的新王朝，并对其予以册封。当李成桂接到朱元璋的“圣旨”后，不胜感激，立即派人赴京谢恩，起誓即使粉身碎骨也要事大以礼。当年11月底，李成桂召集耆老百官商议国号，拟“朝鲜”与“和宁”，乞请明太祖圣裁，明太祖选取“朝鲜”。自此，开始了朝鲜半岛历史上长达500多年之久的朝鲜王朝时代。
李氏朝鲜建国之初，太祖李成桂奉行事大保国的对华国策，明太祖也奉行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对外政策，这些都为朝鲜国内社会发展、民生安定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这种相安无事的两国关系，到明成祖朱棣和朝鲜太宗李芳远时代又有了一个重大进展。洪武二十六年（1394）朝鲜贡马，李芳远随朝鲜贡使前往南京，在北平与燕王朱棣私相会见，两人性情相投，相谈甚欢。1395年4月，明太祖要人“去教李成桂长男或次男亲自解来”，李成桂随即派遣他最有才华的第五子李芳远前往朝觐。明朝洪武年间，李芳远几次往来于中国，显然对他后来的治国方略产生了重大影响。经“戊寅靖社”和“庚辰靖社”两次宫廷政变，1401年李芳远终于登上朝鲜王位，受到明惠帝的册封。1402年，当朱棣在“靖难之役”大获全胜登基后，李芳远立即派使臣进京朝贺，深得朱棣欢心。然而，这两位统治者一个是从弟弟手中夺取了王冠，一个是从侄儿手中抢得了帝位，所以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即如何使他们篡位夺权的非法行径合法化？
不论李芳远还是朱棣，他们都非常重视从“圣人经典”中找到对自己有力的理论根据。朱棣打下南京后，命令明惠帝最亲近的大臣方孝孺拟一份即位诏书。方孝孺为建文帝（明惠帝）穿孝服当庭大哭。朱棣对方孝孺说自己不过是效法周公辅佐周成王。朱棣登上皇帝宝座，声称不是继承朱允炆的帝位，而是继承明太祖朱元璋的帝位，废除建文年号，建文四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朱棣还令尽复建文所改的一切太祖皇帝制定的成法和官制，以表明其起兵目的在于恢复祖训。相映成趣的是，朝鲜半岛上的李成桂和李芳远也都是犯上篡位，他们也同样要从圣人之道中找到理论根据。“王氏高丽垮掉之后，继之而起的李氏朝鲜，不过是在这个大方向上，往前跨出了一大步。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李成桂巧妙地利用了高丽王朝的反佛崇儒运动以及明太祖对‘先王之道’的提倡来展开夺权活动，终于成功地建立了他的王朝——其实，他始终是一个崇信佛教（甚至是佞）的人，根本不懂儒术（更休谈儒学），因此，从来就不相信儒学。他所努力的，是利用儒术作为夺取政权、改朝换代的意识形态而已。在这一点上，两个太祖是大同小异的。”[1] （321）李成桂和后继的李芳远，这父子俩人都认识到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只有大力提倡孔孟之道，他们的家天下政权才能得以维持，半岛的局面才可能被掌控。李芳远完善了其父的“科田制”，没收了大量“私田”、“别赐田”、“寺院田”，颁布了《功臣田传给法》；创立了官员向国王个人负责的“六曹直启制”；改革行政区划，把高丽时代都护府的五道两边改为八道；有感于两次王子之乱的教训，废除高丽私兵制，并实行统一的府兵制，集兵权于中央；在文化建设方面，修订了《经济六典元集详节》、《续集详节》、《璇源录》等书籍。儒学在朝鲜半岛也一教独大、压倒佛教而成为指导及规范朝鲜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可以说，太宗国王在内政和外交上的许多重大措施，构建了朝鲜王朝四五百年的发展框架。
但是，李氏王朝的意识形态，与同时期的明朝相比还是有着很大差异。早在高丽末期，朝鲜半岛就掀起了一股反佛崇儒的浪潮，一场“儒学复兴运动”悄然兴起。
朝鲜初期的汉文文学面临着几项重大任务。首先，新罗以来儒佛混合，致使文学沾满佛气。它需要净化为儒教文学。新罗时期自不待言，高丽时代亦是以佛教为国教，国民信仰统一于佛。那些汉学者们自然也不能脱俗，他们皆以儒家身份而学佛。而同时僧侣们却常好文，每有碑刻多有僧人题撰。例如，以事大主义者史留其名的金富轼便作有圆教国事碑文、般若寺元景王师碑文、惠阴寺新创记等佛界文章；牧隐李穑是朝鲜一代最受汉文学者推崇的人，但在他的文集中收有许多与僧侣往来的记录和颂佛文字。这种现象在朝鲜朝为学者所难容忍， 他们往往将此类讥称为佞佛。朝鲜在开国同时，确立斥佛崇儒为国是。开国功臣兼道学家郑道传曾撰写公布《佛氏杂辩》、《心气理篇》等煌煌大文，从理论上阐述斥佛之道理。这样，到了朝鲜朝初期，佛教已如深秋之黄叶，萧萧瑟瑟，生气尽失。这时的汉文文学凭添气势，锋芒闪动，一扫高丽时代儒佛混杂旧文学，呼唤着纯儒教文学新面貌。[2]（158～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