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近代小说“新闻化”现象的研究，已有不少学人做出贡献，而近代小说“新闻化”的成因分析也多有建树，但多侧重在时代风潮、技术革命等方面。本文将从中国传统小说自身的特质，来探讨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内在动因。小说从古代社会发展至近代，具有“新闻化”特征的“实录”与“教化功用”，并不是仅仅来源于近代社会风云突变的各个方面的影响，而是传统小说中早已孕育着的因素。
关键词：近代小说;新闻化;内在动因
作者简介：龙桥波，1987年生，女，汉族，籍贯：成都，毕业于四川大学，就职于四川师范大学成都学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32-0-02
1992年出版的《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一书中，作者袁进指出近代“新小说”作品有“文章化”和“新闻化”的倾向。“新闻化”是近代小说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小说，也区别于现代小说的一种特点，此前已有不少学人对这一特殊文学现象进行了研究，关于近代小说“新闻化”的成因分析也多有建树，但多侧重在时代风潮、技术革命等方面。本文将从中国传统小说自身的特质，来探讨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内在动因。小说从古代社会发展至近代，具有“新闻化”特征的“实录”与“教化功用”，并不是仅仅来源于近代社会风云突变的各个方面的影响，而是传统小说中早已孕育着的因素。
一、基于事实的创作，古已有之
《世说新语》中记载：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儁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甚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
南朝梁刘孝标注这段故事，引《续晋阳秋》云：“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后说太傅事不实……自是众咸鄙其事矣”。
东晋裴启的《语林》，是一部品评当时知名人物语录的书，由于《语林》的标新立异，为时人追捧，甚至形成风靡一时的“裴氏学”。但这部书却因为所记的谢太傅谢安的语录，遭到谢安本人的否认，被认为“太傅事不实”，而“众咸鄙其事”，可见当时对小说 “实录” 的追求。
无论作品是否全为事实，小说家至少都会强调自己的作品有根有据。东晋干宝撰《搜神记》，本多记民间神话传说中的鬼神之事，但作者却在序言中说：“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可见，干宝是以史学家“实证”的态度，将“鬼神之事”作为真实来记述的。
小说发展至唐代，始开白话小说先河，而以搜奇记逸闻名的唐传奇，也有实录之作。如唐传奇代表作品《李娃传》，文末作者白行简就道出了自己做这个故事的渊源：“予伯祖尝牧晋州，转户部，为水陆运使。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群其事。贞元中，予与陇西李公佐话妇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汧国之事。公佐附掌竦听，命予为传。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引文中所说的“生”即是《李娃传》中的男主人公，“三任皆与生为代，故谙群其事”，可知小说故事来源于发生在作者身边的真实故事，基本为事实。
明代凌濛初在《初刻拍案惊奇》的序言中说：“今之人但知耳目之外牛鬼蛇神为奇，而不知耳目之内日用起居，其为谲诡幻怪，非可以常理测者固多也。”作者抨击时人多爱鬼怪小说，认为小说应把注意力放到日常生活中来，刻画普通琐碎的真实生活，也大有可为。
“睡乡居士”为又一拟话本短篇小说集《二刻拍案惊奇》作序说：“今之小说之行世者，无虑百种。然而失真之病，起于好奇。知奇之为奇，而不知无奇之所以为奇。舍目前可纪之事，而驰骛于不论不议之乡，如画家之不图犬马而图鬼魅者，曰：‘吾以骇听而止耳。’……即如《西游》一记，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
这一段话，认为小说“失真”是“病”，而大赞《西游记》的“幻中有真”。接着，“睡乡居士”还指出，凌蒙初的《二刻拍案惊奇》“其所捃摭，大多真切可据”，强调、宣扬作品中的“实录”成分。
《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一书提及：“中国古代小说早期创作十分注重语出有凭、事出有据。小说家一般不敢凭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受虚构结撰作品，而更多是借前朝或前辈的事件创作，于中表达自己的思想。”可见，“实录”在传统小说的创作观念中早就存在，近代小说求实求真，反映当时当世的社会现实，也不过是继承了这种传统观念。
二、舆论教化的功用，古已有之
文学发展至明清，传统的文学主流——诗文——走向衰落，小说作品开始大量产生，并在民间以传阅、传抄或演绎、说唱的形式，得到大众的青睐。《金瓶梅》、《红楼梦》等作品的诞生，更在宣誓着小说更多的可能性，定位着小说全新的高度。而近代小说则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由“大众之爱”，走上了“精英之旗”的发展道路，不少仁人志士、学者文人开始关注小说、肯定小说，并致力于小说创作，甚至创办专刊小说的杂志。自然而然地，小说的地位被抬升至了空前的高度，走出“小道”的低等定位，开始继承传统诗文“经世致用”的严肃使命。
而事实上，小说这种针砭时弊、引导风气的功用，古已有之，历代批评家都在强调小说的“功能性”：
对于“稗官”，颜师古引如淳之话，注为“细米为稗。街谈巷说，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者，使称说之。”可见，最初搜集这种街谈巷语的目的，亦是为君王知晓民情来服务的，相当于君王治理国家的资料依据及舆论参考。虽然班固引述孔子的话，认为小说是“小道”，“刍荛狂夫之议”，甚至还将其放在低于其他九家的地位：“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然而不能否认的是，小说家的存在，是带有功利目的性的，是为政治服务的。虽然《汉书·艺文志》的“小说”概念与后世小说大有不同，然而这种强调政治舆论功能的思维方式，影响深远，也是孕育出白话小说的文化土壤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者十分明确，自己是为“儆天下逆道乱常之心”，“观天下贞夫孝妇之节”，迎合“春秋之义”，才创作这篇小说的。强调的是小说的舆论教化功能。
再如白行简《李娃传》开篇便说：“汧国夫人李娃，长安之倡女也。节行瑰奇，有足称者。故监察御史白行简为传述。”
近代小说发端之前，明清小说已然蔚为大观，佳作频出。而这个时期的小说，仍然没有摆脱《汉书·艺文志》中的思维方式，还是力图在寻求小说的功用。
与金圣叹认为《水浒传》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的娱乐之作的看法不同，明代李贽撰评点《水浒传》的《读<忠义水浒全传>序》，指出“《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将《水浒传》的创作动机，与古代先贤韩非子进行类比，还进一步指出读《水浒传》的政治社会功用：“故有国者不可以不读，一日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君侧矣。贤宰相不可以不读，一日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在于朝廷矣。兵部掌君国之枢，督府专阃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读也，苟一日而读此传，则忠义不在水浒，而皆为干城心腹之选矣。否则，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此传之所为发愤矣。”
终上所述，这种自小说发端就已根植的特征，已经渐渐深植于小说之中，成为中国小说倡导的特质。而中国小说这样一种特质，刚好迎合了时代需要，也与新闻的特征不谋而合，于是小说在近代一变，更全面、更典型、更深刻地呈现出了成熟的“新闻化”特征。这是近代小说会发生“新闻化”的内在性的、根本性的渊源及动力。没有中国小说自身的特质，就没有近代小说“新闻化”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
[1]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6月版;
[2]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3]干宝《搜神记》，中华书局出版社，1979年9月版;
[4]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卷第十第四百八十四》，中华书局，1961年9月新1版;
[5]凌濛初编著《初刻拍案惊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
[6]凌濛初编著《二刻拍案惊奇》，陈迩东、郭隽杰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