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以李亚、王凯、王甜、裴指海、朱旻鸢、卢一萍、曾剑、西元等为代表的“新生代”军旅小说家逐渐在文坛崭露头角，已经当仁不让地成为军旅小说创作的主力军。“新生代”军旅小说家大都出生于1970年代以后，他们的军旅生涯伊始，恰逢我军新军事革命浪潮开始涌动，军队从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到部队人员构成、知识水平都发生了全方位、历史性遽变。军旅生活的新变带来了文学经验的更新，新生代军旅小说整体上亦呈现出有别于前辈作家的独异风貌。
“新生代”军旅小说家更愿意将自己的文学目光聚焦于高强度压力环境中的个体，表现逼仄空间内小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命运轨迹；在取材上，他们更善于挖掘日常生活中人物丰富而驳杂的生命情态和生活经验，对细节进行放大甚至夸张化处理，探索柔软敏感的人性与人的内在心理，外化到文本层面便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伤痛痕迹。“新生代”军旅作家普遍具有独特的审美追求，具有重构日常生活之诗学理想的文学自觉；在叙事内容上，他们倾力展示平凡个体与世俗现实之间的种种纠葛，揭示新型高素质军人面对军营与社会的急速变化所遭受的各种尴尬的精神处境和命运遭际。
作为一个日渐活跃的写作群体，他们以独特的视角关照着当代军人的现实生活、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为和平时期的军旅文学创造了新鲜的思想和经验。作为“新生代”军旅作家的代表，李亚、王凯、王甜、西元这四人的小说统而观之宛若重奏，各具特色却又协和互见，为21世纪初年的军旅小说开拓出了新的面相，增添了别样的风景。
一、李亚：诗性托举的智性叙事
曾经长期身为职业编辑、业余作家的李亚，2009年推出了长篇小说《流芳记》；此后相继发表中篇小说《全家福》《电影》《武人列传》、小长篇《李庄传》、中篇小说《将军》、短篇小说《姚连瑞女士在等待中》；调入海军文艺创作室之后，又出版了小说集《亚丁湾的午后时光》。这些作品被很多选刊转载，广受好评，其创作态势可谓厚积薄发。李亚的小说十分讲究语言的神态，且善用民间土语方言，如《武人列传》里的“鸟孩子”、“学捶”，《玫瑰送终》里贯穿全篇的“个婊子儿”等等。这些土语方言的自然流淌，使得小说散发出一种浓厚的地域特色与幽默风情。
中篇小说《将军》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现实主义军旅题材力作。整部作品在回忆与想象之中遨游，打通了现实与梦境的界限，将现实与回忆完美对接了起来，饱含了对先辈军人的体谅、深情和敬意。李亚用一个中篇的篇幅写出了长篇的厚度，可以说是以虚写实，写出了大虚大实。这样的作品应该会被读者的记忆长久地收藏，对于当前的军旅中短篇小说创作亦是一种很好的借鉴。如果说《将军》彰显的是李亚对现实主义叙事方法的探索，其精巧的小说结构令人赏心悦目的话；那么长篇小说《流芳记》带给我的则是一段超然于故事之外而具有独立审美意义的“纯文本阅读体验”：从内心深处腾跃而出一份激动，一重被封闭于文本之内的纯粹的阅读快感，不含杂质，清澈如水，直指内心。或许，只有这种直逼心灵的触觉才更能印证小说于我的真实存在。
长久以来，我渴望触摸到小说文本内部的深层肌理，或光滑如丝，或粗粝如石；然而泛滥的故事、俗艳的传奇，以及作者强加于文本之上的戏剧冲突壅塞了我的视听。当故事重新踞于小说的核心地位，并在消费文化的推动下变得越发不可一世的时候，叙事的本体性正在消亡；当故事等于或正在大于小说本身时，写作和阅读的耐心都在逐渐丧失。不觉中，我们已经习惯于从故事中获取廉价而平庸的快感，读者在消费小说，故事也消费了读者。由是，我便近乎偏执地期待着一种升腾着诗性光芒的智性叙事。如果说“智性写作”是以想象力的飞扬、现实经验的拓展和形而上思考的深度来标榜自身的文学趣味与审美品格的话；那么李亚的智性叙事，依然有别于时下流行的以科学的复杂和神秘为内在支撑的“智性写作”，而是到处氤氲着浓重的烟火气息和浪漫诗意。
《流芳记》以母亲的55岁寿宴作为结构全篇的时空节点，旁逸斜出，前后勾连出一段苏氏家族的盛衰往事、串串发生在“谯城”这个皖南小城里的风物俗事，并进而演绎为“我”这个无所不在的幽灵对于抗战历史的“个人记忆”与“私语讲述”。各色人物无不天赋异禀，却又葆有一颗浪漫的赤子之心，在历史变迁和人世流转中如孩童般执拗地守望着生活的无常和命运的定数。父亲苏归海神乎其神的医术和医学著作、黄三婶子高超的厨艺与武功、表叔葛九章玄妙的炼丹术、姑父陈竹竿的赌技和棋艺、哑巴苏甲三的灵异悟性、苏茱萸忠贞的异国恋情……小说的主人公们好似涂抹着脸谱的演员，在苏家大院这个封闭自足的舞台上演出着充斥着个性、欲望、浪漫和想象的写意人生。李亚试图对宏阔的历史、世俗的生活和无常的生命进行一番富于哲学思辨意味的重新组合，催动浪漫奇崛的想象，调动丰厚沉实的生活经验，搭建起一个超然于历史世相之上的非现实世界，并且在对现实世界的浪漫审视和诗性关照中，完成对生命可能性的探索以及对终极意义的找寻。
母亲浪漫奢华的55岁寿宴，恍如一个容纳着各色糖果的糖罐，在“我”这个幽灵上蹿下跳的穿行透视间，慢摇轻晃着，透出五光十色的异彩，颠覆了我们对那段黯淡晦然历史的昏黄记忆。小说对日常生活场景、器皿什物、人物神态、言谈举止的细腻白描颇见功力。在李亚的眼中，庸常琐细的日常事象比之大起大落的戏剧情节更能承载历史的真实，因而不惜笔墨地对苏家大院乃至谯城百姓的饮食起居、衣着服饰、方言口语、群体性格、地域文化、自然风物进行了极富耐心的本体性书写。当时下的文学在以视听为强势标榜的新媒体文化面前卑躬屈膝时，当时下的小说放弃了对文学性的经营而渐趋沦为电视剧的故事梗概时，当作家们已经忘记如何写景状物，痴迷于编织故事、营造冲突时，当我们的阅读逐渐远离了丰赡多姿的感官世界而日益干瘪时，《流芳记》对生活本体的书写堪称视觉的盛宴，其华美和绚烂甚至超越了眼睛和耳朵，得以在每一个渴望湿润的心灵间洇染开来。
我曾多次在文章中表达过“诗意的现实主义”理想，我想这既是一种写作风格，更是一种审美追求。真正的诗意并非来自于小说对诸种离奇事件的夸张处理，更不会因为引入了异国风情就魅力无穷，本质上还是存在于作家对文学性的不懈追求之中。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而言，1980年代中期的“实验小说”式微后，文学性便每况愈下并非言过其实；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在文学性的探索层面更是乏善可陈。我以为，中国作家最急需的并非是诸如“底层叙事”所引发的关于题材与生活层面的道德回归，而是应该重新回到文学性的本质场域，这个本质场域的入口就是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流芳记》堪称21世纪初年长篇小说的重要收获，我的判断来源于李亚那华丽得烫人眼球的小说语言。《流芳记》的语言就像它整体风格的诗化一样，富于诗歌的华丽韵味；但诗化本身也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李亚的语言尽得中国古典文学之精神与风采，还有那种味道。小说中精妙的比喻、动人的细节俯拾皆是；当然，还有写景状物、风俗俚语，尤其是人物描写，只用几句话，其音容笑貌已经跃然纸上。作家还有一种超凡的驾驭场面的能力，每个人的话语及表现绝不相同，且写得井井有条，津津有味。对话也写得极好，讲究。在结构上亦极有章法，前面写得很“闹”，接下来就写得很“静”，尤其是小说中多线并行、前后勾连、环环相套的叙事彰显了李亚在结构谋篇方面超凡的大局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