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私塾以前，在家里父亲教我《论语》，《孟子》和《千家诗》一类的书，从来不叫我读小说；进了私塾，朱华老师教我们读四书五经，不准我们看小说。我父亲虽然不叫我读小说，但也不完全反对我看小说，只要规定的功课做完了，看点小说并不禁止。母亲喜欢听故事，却不识字，要佩芬姐姐读小说，讲给她听。在私塾里，我不能看小说，一回到家里，可以参加听姐姐讲故事，有时功课没有做完，忍不住偷偷地看些小说。我最初接触的小说是手抄本《粉妆楼》和《儿女英雄传》，以及油光纸印的《七侠五义》等。
看《七侠五义》，使我入了迷，几乎废寝忘食。俞曲园称此书“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我入迷的并不是因为“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是由于所写的草野豪杰，游行村市，除暴安良，为国立功。这和我当时家庭贫 困，目睹社会上种种不公平的现象，对豪杰行为甚为羡慕，很希望有人出来“除暴安良”有关系，因此在我内心引起共鸣。这以后，还看了《说岳全传》和《东周列国演义》等书。
但给我影响较大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水浒传》的劫富济贫，替天行道，我颇为欣赏，希望有这样一伙英雄人物出现，改变社会上贫富悬殊的生活。每当我们家里靠典当还不能度日时，就希望能碰到“及时雨宋江”。当然，世态炎凉，不大容易碰见宋江的。对《三国演义》里的卧龙先生我十分倾倒，对他料事如神，指挥若定，才华盖世，非常敬佩，可惜他壮志未酬，饮恨终身。
十岁那年，我找到一部插图本的《红楼梦》。我这个十岁孩子是不了解这本书的。能够“解其中味”时，已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接触五四运动以后的第一本新小说是郁达夫的《沉沦》，接着又看了鲁迅的《呐喊》与《彷徨》和茅盾的长篇小说，但看的更多的是外国小说。中学的英文课本大半是英美短篇小说。我课外特别喜欢看旧俄的小说，不管是屠格涅夫的，果戈里的，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安德涅夫的，还是托尔斯泰的，只要有，都拿来贪婪地看。
一九三三年考入上海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做为英国小说的课本是奥斯汀的《骄傲与偏见》，萨克雷的《名利场》，狄更斯的《双城记》和哈代的《卡斯特桥市长》等作品。老实说，做为课本来读小说，并且听教授讲授小说发展史和每一部作品的背景、主题，结构和人物等，并不曾引起我多大的兴趣。因为那些本国的和英国的教授本人并不是作家，自己没有创作小说的经验，不过根据《小说概论》这一类书来上课。我喜欢自己选择小说看，这时的兴趣转到法国小说了，最初吸引我注意力的是短篇，如都德的《最后一课》和莫泊桑的《羊脂球》等。这和我处的时代有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的时刻，和当年普法之战有些类似，容易引起共鸣。
除了短篇以外，我读得比较多的是大仲马、福楼拜、雨果、司汤达、左拉、梅里美、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等法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每次从图书馆里都借来十本八本这些作品的中译本或者英译本，特别是巴尔扎克的作品，不管是长篇，中篇或者短篇，只要能找到，我都借来仔细地阅读。
小说看多了，肚子里有话要说，对旧社会不满的情绪要发泄，希望变革，自己并不是“君子”，就想学着用小说的形式来表现。大概是一九三五年吧，把我幼年和少年所知道的一些贫困生活和社会不乎之事，用短篇小说的形式写了出来，怀着不妨试一试的心情，投给杂志，居然先后在《文学丛报》(聂绀弩、马子华、田间和我等编辑)、《小说家》(欧阳山等编辑)《人民文学》(《文学丛报》遭到国民党禁止发行以后，改名《人民文学》出版，创刊号也遭到禁止发行)和《东方杂志》(商务印书馆刊行)等刊物发表出来了，算做“
芦沟桥一声炮响，敌人侵略的铁蹄从华北进入华东，战争的烽火在上海燃烧起来了。上海不久成了孤岛。一九三八年夏天，我离开孤岛，经过香港，转到武汉，到当时抗战圣地延安去了。
国民党当局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要求之下不得不对日抗战，红军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亦称八路军)，但他却调派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边区人民过着极度艰难困苦的生活，缺吃少穿。但困难吓不倒共产党人和边区人民。中共中央发出大生产运动的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的党、政、军、民、学一齐动手，参加生产运动，开荒种地，纺线织布。我也参加了劳动的行列，学会种地、播种、收割、纺线。我于是写了《开荒者》、《播种篇》和《秋收篇》，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有的发表在延安出版发行的《文艺突击》半月刊上。
一九三九年秋天，我参加第十八集团军总政治部所组织并领导的文艺小组，和鲁藜同志一道随总政治部干部队，在三五九旅的一个连的护送下，一天一夜行军二百一十华里，越过敌人同蒲路的封锁线，到了远在敌后的晋察冀边区。
晋察冀民主抗日根据地是华北敌后的坚强堡垒之一。敌人每年定期有两次大“扫荡”：秋季大扫荡和冬季大扫荡，至于平时的大小战斗就不计其数了。我在晋察冀军区部队里工作，一年几乎有一半左右时间行军打仗，即使不打仗，特别是到军分区和团部里去的时候，随时都有发生情况的可能，不是打起来，就是要转移。在游击区，一天晚上睡觉，常常要换两个到三个地区，一有情况，便要转移到二三十里外去宿营；刚睡到炕头上没有多少时候，发生情况，又要转移，好在睡觉不脱衣服也不脱鞋子，一听到紧急集合的通知(当时不能吹集合号，怕被敌人发觉。)，站起来就走，倒也行动方便。这样的军队生活，自然不能写小说。
为了配合进行反“扫荡”，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石印的子弟兵三日刊暂时停刊，改用油印机出版油印小报，发行到连队，鼓舞斗志，和敌人进行拚搏。我为油印报写火线下通讯，每当行军休息，或者宿营以后，没有桌子，就坐在地上，并起双膝当桌子，放上一本书算是桌面，便写千儿八百字的火线下通讯，都是真人真事，发表出来，传到连队，却起了一点微末作用。一个反扫荡与另一个反扫荡之间，往往有一段比较平静的时间，遇有空闲，便写一两篇短篇小说。
在我过去数十年业余写作生活中，有机会集中时间写点小说，只有两次；一次是一九四二年冬天从晋察冀边区回到延安，组织上安排我住在桥儿沟山上的窑洞里，给我时间写作反映敌后战斗生活的小说，与艾青夫妇和杨朔同志住在一起。当时作家原来大部分都住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里，因为开展整风运动，绝大部分都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去了，只留下我们三个人从事创作。白天，大家在自己窑洞里写作，晚饭后休息，聊聊天，种种菜。我种的是西红柿，艾青夫妇和杨朔他们好象除种西红柿之外，还种了茴茴白，就是洋白菜。
这段时间不久，大约三四个月的光景，整风运动深入发展了，我们也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虽然当时杨朔他们还没有入党，但也和党员一道学习了。
另外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到香港后，从事文化界统一战线工作，日常工作不多，每天有半天以上的时间可以写作。在三年左右时间里，我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中篇和一些短篇小说，这就是《白求恩大夫》、《燕宿崖》和《西流水的孩子们》等。
从一九三五年开始写短篇小说，到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写出最后一个短篇小说：《冶河》，估计不过写了三十篇左右的短篇小说。为什么说“估计”和“三十篇左右”呢？因为一九三七年以前所写的短篇小说全部散失了，即使在刊物上发表的，这些刊物也不大容易找到了，很难统计出一个准确的数字。
我所写的中、短篇小说，虽然有的被选入《短篇小说选》或者《解放区短篇小说选》，甚至也有的被翻译介绍到国外发表、出版，但我以为都是习作，并没有编辑印行。一九四四年冬天，我到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参与编辑中国共产党机关志《群众》半月刊，这时，著名导演焦菊隐先生主持世界编译所工作，承他垂爱我的习作，约我编一本短篇小说集交世界编译所出版发行。对于他的厚意我是感激的，但要我编辑短篇小说集单行本，却愧不敢当，禁不住他一再敦促，不得不勉为其难，收集八个短篇小说，名为《第十三粒子弹》交卷，于一九四五年九月出版。这是用土纸印的，虽然个别的字不大清晰，但在战时首都重庆，抗战刚刚胜利就能印出这本小书来，确实很不容易。在这儿我要感激已经谢世的著名艺术家焦菊隐先生，如果没有他的垂爱和敦促，我的短篇小说集不会较早问世的。一九四六年四月，此书改名《春荒》由上海华夏书店印行。
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九年，我在香港工作，除了创作了上述小说以外，应新中国出版社之约，为他们编辑了一套《北方文丛》，向港澳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介绍解放区的文艺作品，每辑十本，有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和文艺论文等。我的两个短篇小说集《高原短曲》和《翻身的年月》曾经收在《北方文丛》里。一九四九年初，全国即将解放，文化工作者和作家纷纷离港，我也和一百多位各界知名之士以及他们的家属买舟北上了。《北方文丛》因此就没有再编辑下去。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我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二十七日上海全部解放。有一天，我碰到光华大学老同学赵家璧同志。抗日战争前，他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和中国新文学大系，颇获好评，蜚声文坛。良友文学丛书和美国的现代丛书(ModernLibrary)大小开本一样，装潢也差不多，所收作品为一时之选，甚受读者和作者的欢迎。新中国成立后，看上去，他颇想重整旗鼓，再在出版方面干一番事业，着手编辑《晨光文学丛书》，编辑内容与开本和良友文学丛书差不多，已出版的记得有巴金的《寒夜》、《第四病室》和老舍的《四世同堂》等数十种。他约我编小说集列入晨光文学丛书。遵嘱将《翻身的年月》和《高原短曲》交他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约我出一本短篇小说选集，我便从手头有的一部分短篇和中篇小说(因为有些短篇小说不在手边或者遗失了)中选了十篇，加上两篇报告文学，一共十二篇，题为《山谷里的春天》交出版社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
过去一共只出了五本中、短篇小说集，部分还有重复的，可见我写的短篇小说之少，质量我更不满意。
新中国第一面红旗升起以后，我一直在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和文化部担任工作，比较繁忙。但我始终忙里偷闲，见缝插针。古人惜寸阴，我是分秒必争，每天尽可能挤出一点时间来读书和写作，宁可牺牲睡眠和休息时间。这时我业余的主要精力化在创作长篇小说上，即《上海的早晨》，因此就没有时间再写短篇小说了。
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