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先秦时期，认为小说是“君子弗为”的，这种轻视“小说”的观念，对汉代班固等人产生不小的影响。班固虽然勇敢地在宏文大册的史书内著录小说，但又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也已。”把小说从“可观者”队伍排除出去，这实际上比《论语》“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的说法走得更为极端。小说既然在“诸子”中微不足道，那么其小说家自然不能与“可观者”的儒家、道家、墨家等诸家等量齐观，平起平坐，于是小说家在士中地位总体低下，受士人的歧视、排挤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所列举“小说家”类的作品不一定符合现代小说观念，但是，班固等人对小说及其小说家的说法，一直界定古代小说为“小道”以及小说家为士之末流的含义。小说被视为“小道”，“是以君子弗为也”。“君子”，特指那些作为道义的楷模、品德的榜样和知识的表率的士人，其精神地位格外崇高。君子不为小说，那么作小说的小说家自然就不算是君子。在古代，既是小说家又是士大夫的其实为数不少，但是事实是：不管其现实身份和政治、经济地位多么高，也改变不了小说家在精神上受到士人整体的歧视。士大夫和小说家处于两种不同的评价体系中。古代小说家既然不是“君子”，不是“道”的拥有者和发表者，其小说表达的仅是“小道”，自然地，就在精神上低“君子”一等，处于士的底层。古代士风历来重道统，因此小说家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受到政统的“势”看重，也无济于事。古代小说处于文学的末流，地位远不如正宗文学诗文，遑论与经史子相较了；古代小说家作为士的末流，也遭受鄙夷，不能登大雅之堂；正统之士一般不会染指于小说，他们万一操觚，就会寻找各种理由来为自己辩护、遮羞；比文言小说家地位更低的白话小说家，甚至拱手出让作品的属名权，羞于在“小道”上留下其“大名”。
自汉代班固等人对小说家定性后，从汉代一直到清代，歧视小说和小说家的论调不绝如缕。这种论调加强并巩固了古代小说家在士中地位低落的局面。试举例说明。
魏晋小说家张华可谓是小说家遭受歧视和压制的第一例。张华被称为“博洽之士”，历任魏、晋官职，撰有志怪小说集《博物志》。《拾遗记》卷九记载：
张华……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诘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远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宜更删翦，无以冗长成文!昔仲尼删《诗》《书》，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怪力乱神；今卿《博物志》，惊所未闻，异所未见，将恐惑乱于后生，繁芜于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
晋武帝为维护其统治利益，勒令张华将四百卷《博物志》“删翦”、“芟截”，删成十卷，理由是《博物志》言怪力乱神，“多浮妄”。这在盛行鬼神怪异风气的魏晋时代，如此对《博物志》的指责真可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小说家在统治者的粗暴干涉面前，其作为士的尊严毫无保障。“这是后世禁毁小说的先声”。
南宋小说家洪迈(进士、端明殿学士)，因撰写志怪小说集《夷坚志》而被正统之士斥为徒费心力，荒谬可笑。“《夷坚志》……大凡四百二十卷，翰林学士鄱阳洪迈景卢撰。稗官小说，昔人固有为之矣，游戏笔端，资助谈柄，犹贤乎已可也，未有卷帙如此其多者，不亦谬用其心也哉!”宋人陈振孙的这一说法，显示出正统之士对小说的轻视和对小说家的劳动成果不以为然。
明代小说家瞿佑的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则遭到朝廷禁毁的厄运。顾炎武《日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记录此事：
《实录》：“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从之。”
把“好古博雅”的小说家瞿佑贬为“俗儒”，将其小说指控为造成了恶劣后果，罪名是“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乃“邪说异端”。正统之士疾言厉色地斥责小说家及其小说，完全出于维护统治者利益的需要。他们认为，当人们“知正道，不为邪妄所惑”后，才能俯首帖耳地遵守忠君孝亲的“正道”，才能使统治者稳坐江山。这种焚毁小说的言论虽然由个人提出，却反映出士的集体意识，朝廷自然会遵照执行，“从之”。焚毁小说，可以说是士之集体对小说家所展开的一场正面、直接打击，致使小说家在士中的地位岌岌可危。当李时勉提议焚毁《剪灯新话》时，瞿佑已去世了九年，幸好小说家在活着时没有受到小说的牵累。但是清代小说家丁耀亢(拔贡、知县)却命运不济，其章回小说《续金瓶梅》因“多背谬妄语，颠倒失伦，大伤风化”，又有许多不利于清廷统治的违碍语，因此小说遭到禁毁，小说家被抓捕入狱。
与《剪灯新话》相牵连的另一位明代小说家李昌祺，也因小说受到牵累。《菽园杂记》卷十三载：“《剪灯新话》，钱塘瞿长史宗吉所作。《剪灯余话》，江西李布政昌期所作。皆无稽之言也。今各有刻板行世。闻都御史韩公雍巡抚江西时，尝进庐陵国初以来诸名公于乡贤祠。李公素著耿介廉慎之称，特以作此书见黜。清议之严，亦可畏矣。”李昌祺“素著耿介廉慎之称”，曾任广西左布政使，却因撰小说不能入乡贤祠，其小说即使“敦尚人伦节义风”@也无济于事。古代小说家遭受士人歧视，由此可见一斑。
名位俱显的士大夫投入文言小说创作，其作尚不被士认可，更何况那些来自民间的、士大夫很少染足的白话小说，则更被士所蔑视。古代白话小说家比文言小说家更名不见经卷，更遭受士的歧视。现存古代白话小说家的资料远比文言小说家的少，就是白话小说家遭受更严重歧视的一种表征。
白话小说产生于民间的这一“低贱出身”，使绝大部分士瞧它不起，于是古代白话小说家相比较文言小说家，在士中的地位则更为低下。不可否认的是，白话小说家由于有知识，又负起简明的道德宣教义务而跻身于士之行列，但是，他们却被正统之士挤压到士阶层的最下层、最边缘了。白话小说家承受整体士人的白眼。可观道人为章回小说《新列国志》作序，虽然对具开创之功的《三国演义》和忠于史实的《新列国志》有所称赞，却对其它历史演义一棒子打死：
自罗贯中氏《三国志》一书，以国史演为通俗演义，汪洋百余回，为世所尚。嗣是效颦日众，因而有《夏书》、《商书》、《列国》、《两汉》、《唐书》、《残唐》、《南北宋》诸刻，其浩瀚几与正史分签并架，然悉出村学究杜撰，仫(亻罗)磖磼，识者欲呕。
可观道人认为，白话小说家是“村学究”，其作品“仫(亻罗)磖磼，识者欲呕”，由此可见士对白话小说家的鄙薄之深。
不但士对白话小说家鄙薄，就连白话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