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原名吴春晗，浙江义乌人，家境贫寒。当胡适在上海的中国公学任校长的时候，吴晗用一根竹扁担挑着书箱和衣被，迈进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如愿以偿在该校读书。后来其父因病卧床不起，经济条件更为恶化，不得不依靠亲友接济，再加上他的勤奋做学问，写稿卖钱来维持学业。在快要毕业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西汉的经济状况》的长文，深得胡适的赏识，并推荐给《大公报》发表了，因此收到了80元的稿费。当时的物价水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开支，只需要4-5元就可以维持。这80元的稿费，实在很可观。他便用来做旅费，只身北上，投奔中国文化中心地的北平。按照他自己的计划，打算直接转学到燕京大学历史系。但是，燕京大学非常重视英语水平，而吴晗在中国公学的英语成绩仅为丙等，更为要命的是，经过考试，他的数学成绩为零。因此，燕京大学拒绝了他的转学请求。在上学无望的情况下，80元的旅费也花得差不多了，他不得不考虑生计问题。经过上海中国公学教授的介绍，他找到了燕京大学中国史教授顾颉刚。在顾老师的推荐下，在该校图书馆谋到了一份工作。在图书馆工作中，他充分利用了该校丰富的藏书资料，苦心研究，终于完成了《胡应麟年谱》。在这项成果中，他竟然纠正了顾颉刚的一项考证错误，并证实了胡适原来的学术假定。此文一出，立即引起轰动，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和好评，才促使清华大学在第二年破格录取了这位以文史见长的偏才学生。这是1931年8月的事情。
但是问题接着又来了：清华大学好是好，可学费从何而来？又是胡适帮了大忙，他出于爱才之心，于1931年8月19日给清华大学代理校长翁文灏和教务长张子高写信，请求给以特殊照顾；为了证明这位得意弟子的学力和潜在能力，还随信附上吴晗的研究成果《胡应麟年谱》。就是凭借着胡适的地位和影响力，再加上信中对吴晗的高度赞扬，翁、张二位立即照办。8天以后，吴晗就被安排做大内档案的整理工作，月薪为25块大洋，除了缴纳学费以外，维持日常生活还绰绰有余。这样，吴晗才可以安心地从事学术研究，并在胡适的指导下，走上了专治明史之路，成为中国有名的明史专家。可以这样说：没有胡适、顾颉刚等许多大学者的慧眼相识、破格照顾，就不会有吴晗日后的一切成就，也就没有这位明史专家的辉煌学术生涯。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全国政权，需要罗致大批人才。特别是像吴晗这样具有较高声誉和影响力的高级知识分子，更为新政权视为珍宝。这一年吴晗正好40岁，恰是年富力强、风华正茂，又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年纪。当他以一个知名的爱国、进步人士步入新政权统治下的北平时，立即受到热情欢迎，并委以重任――北平市的副市长。除了行政职务之外，他还热心从事各项文化事业，如主持出版明清之际杰出的历史学家谈迁的名著《国榷》、标点《资治通鉴》等等。他满以为：在新中国可以大展宏图、大显身手。但是，出乎他的预料，有一个严峻的考验在等待着他。
1954年，毛泽东从支持两位青年（李希凡、蓝翎）对于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批评文章开始，又进一步开展了一场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因为胡适是“五四”以后思想文化领域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当中最具有影响力的领军人物，向来拥有“百科全书式学者”之誉。所以这次对他的批判，已经大大超出了《红楼梦》研究的范围，而是要从文、史、哲、社会、政治等全方位进行有系统、有计划的全面围剿。为了组织这次围剿，动员了几乎所有的著名学者，如胡绳、艾思奇、任继愈、罗尔纲、周汝昌、李达、向达、侯外庐、范文澜、何其芳……，当然也需要吴晗的加入。但是，吴晗和他们都不同，就因为他是受过胡适大恩的人，也可以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
这时，摆在吴晗面前有两种选择：
或者紧跟形势――也就是紧跟领袖的意图，参加到大批判的行列里来。如果这样做，他就可以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享不尽荣华富贵。同时，大批判的组织者也可以收获到特别的宣传效果：瞧！连胡适曾经施恩的吴晗都反戈一击了，可见其不得人心。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双赢”的结果。
或者是牢记师恩，牢记“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原则。这条原则乃是中国人传统道德中最重要、最有价值、最广泛认同的信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忘恩负义”四个字向来是最为人不齿的品质。如果他做如此选择，起码可以这样：拒绝参加大批判，用沉默来表示对恩师的怀念和报答。但是，其后果却是不言而喻，肯定要被领袖视为“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失去一切，包括显赫的名声、重要的职位、丰厚的收入……
以吴晗的为人、治学，应该说都是一流的水平。他的勤奋、刻苦，都是有口皆碑的；他的学术造诣，更是世所公认。但是，在这一严峻的考验面前，他却选择了前者：在射向恩师的密集火力中，竟然有吴晗的一颗子弹！而且从吴晗手里射出的子弹，无疑具有最大、最狠的杀伤力。他做出如此选择，在当时可能有一千条理由，一万个原因，有他的难言之隐，有他不得已的苦衷，据最近所出版的《禅机：1957年》一书的作者胡平所记载，吴晗“曾在朋友中多次流露，胡适的仁爱之心，如同他在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一样，都是难以抹杀的”（见该书第223页）。
从今天的眼光看来，我们不得不认为是一种背叛。他所背叛的，不仅仅是早年的恩师，还有自己的道德良知，和中国人传统道德中最有价值、最珍贵的东西。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吴晗做出了第一种选择，不管是出于痛苦的选择，还是其他的动机，在当时的确收到了一定的回报：1957年春天，被接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的日子里，也曾风光了好几年。但是，好景不长，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关，他仍然受到冲击。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最大罪行竟然就是，听到了毛泽东的一句话，就闻风而动，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迫不及待地写出了《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几部有关宣传海瑞精神的作品。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下场。惨矣，悲夫！
我们看到：1954年，吴晗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因而尝到了甜头。可是在1966年，还是这个吴晗，还是因为紧跟形势、紧跟领袖的意图，却大吃苦头。其中的玄机和奥妙，真是深不可测、妙不可言！
我们从吴晗一生的为人和治学当中，看到的是一个大悲剧，一个大知识分子如何被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惨剧。看了这幕惨剧，真令人扼腕长叹！
再进一步说，被20多年政治运动所裹胁、所扭曲，最后又被埋葬的人又何止一个吴晗？
就在本文结束之际，忽然翻阅我女儿的中学语文课本，发现有一篇《谈骨气》的范文，文章一开头就说：“中国人是有骨气的”，接着作者举出了文天祥、闻一多和不受“嗟来之食”的饿者三位典型人物为例，来证明自己的结论。文章洋洋洒洒，十分精彩。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文竟然就是出自大学者吴晗之手，读后不胜唏嘘，感慨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