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中，好酒之人颇多，其中以酒为号者更是大有人在。自王绩、贺知章开始，直到李白、杜甫、高适、岑参、孟浩然、王昌龄、白居易、李贺，再到晚唐的皮日休、温庭筠等人，无一不嗜酒贪杯。正因为他们嗜酒好酒，饮酒几乎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主题之一，从而在他们的诗中也常常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酒的各种礼赞。诗从酒出，酒添诗兴，在他们身上可谓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人们在品吟他们诗作的同时，也引发出对他们笔底名酒的垂慕。其实当时不少名酒之所以名，就是借着这样的宣传才得以走出深巷、海内知名。山西的许多酒，尤其是汾酒也不例外。
唐代时，来过山西、品过汾酒的大诗人很多。这些文豪在漫饮乾和时，酒促文思，写下了不少千古名作。酒添诗兴，诗传酒名，二者相得，引得更多诗人学子、迁客骚人驻足留连，饮酒尽兴。而乾和、甘露等山西名酒也随着他们的吟唱口传飘香宇内。唐时品饮汾酒的文人中以李白、杜牧名声最著。
有“诗仙”之称的李白(701―762)作为那个时代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不仅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其好酒、嗜酒的程度也罕有人敌，故而被人称为“酒仙”。杜甫的《饮中八仙》即仿当时豪饮名士酒后醉态而作。在描写李白时，杜甫有“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诗句，活脱脱将李白醉酒后的癫狂与洒脱、才华的高致与横溢、性情的豪爽与傲岸写得入木三分。李白在遍游全国、饱览各地风情之余，也曾主动品饮过当地美酒，美酒伴诗、诗颂美酒，因而成就了其酒仙的美名。在长年的行程中，山西作为李白短暂的栖息地，为诗人的生活曾添注过无限的回味，并因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
开元二十二年(735)，李白的友人谯郡(今安徽亳州)参军元演要到太原探视时任太原府尹的父亲，便邀李白同行。而李白此时恰有意要一睹燕赵之地的北国风情，于是二人结伴从东都洛阳启程，历经半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来到了北都太原。当时的府尹、元演的父亲元老将军虽为虎将，但雅好文士。而从游的李白不仅是元演的好友，而且也是当时文誉颇著的当代奇士，因而元老将军对李白可谓待若上宾。美酒佳肴自不必说，李白因此得以畅游了太原附近的许多名胜古迹。多年以后，李白对元老将军的盛情款待仍感念颇深：“君家严君勇貔虎，作尹并州遏戎虏。行来北京岁月深，感君贵义轻黄金……”
作为与东都洛阳、国都长安并称的三都之一，太原以唐代的发祥地、龙兴之地尤为引人瞩目，同时作为军事重镇，太原的侠风义骨亦为三都所独有。在这里，周朝的经年古柏和周成王“桐叶封弟”的唐叔虞祠，还有唐太宗亲笔题写的《晋祠铭并序》碑等都使李白发思古之幽情，留连忘返。闲暇时，风流倜傥的李白与元演还邀请几个歌娘舞妓同舟伴游。在泛舟晋祠时，清清流水，悠悠歌舞，如此的良辰美景，赏心乐事，激发了诗人无尽的游兴。以至二十年后，诗人仍情难自禁地回味着当时的乐事，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时时出向城西曲，晋祠流水如碧玉。浮舟弄水箫鼓鸣，微波龙鳞莎草绿。兴来携妓恣经过，其若杨花似雪何!红妆欲醉宜斜日，百尺清潭泻翠娥。翠娥婵娟初月辉，美人更唱舞罗衣。清风吹歌人云去，歌曲自绕行云飞……”从这首诗中，不难看出李白在太原寓居时，红妆高歌，罗衣伴舞，饮酒赋诗，过得十分畅怀。
李白在太原盘桓了两个来月，不觉已到秋天。当江南尚是风和日丽之时，太原已西风乍起，花叶飘零。离家数月的李白思乡情切，心中挂念起远在湖北安陆的妻儿来。他的《太原早秋》更将这种浓重的思情离绪透露得非常明确：“岁落众芳歇，时当大火流。霜威出塞早，云色渡河秋。梦绕边城月，心飞故园楼。思归若汾水，无日不悠悠。”由于元演父子的执意挽留，李白盛情难却，暂时打消了回家的念头，并留下来同元氏父子一同秋黄打猎。作为文人，李白很少参与这样的行动，而火热的打猎场面以及元老将军的英姿勃发，使诗人豪兴万千，赋诗一首：“太守耀清威，乘闲弄晚辉。江沙横猎骑，山火绕行围。箭逐云鸿落，鹰随月兔飞。不知白日暮，观赏夜方归。”元将军专门驯养的鹰也引来李白一片赞誉，并留有诗曰：“八月边风高，胡鹰白锦毛。孤飞一片雪，百里见秋毫。”真情的赞美、由衷的感叹无一不散发着文士李白的万丈豪情。
在寓居太原的一年多时光中，李白对当地人人称羡的美酒也有着无限的向往。汾州的乾和闻名当地，附近一带无不以为贵品。以酒为生、以酒为尊的李白更是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为解思饮之渴，李白曾专程携客前往杏花村探访。乾和的醇厚、清香及绵长使得李白开怀畅饮的同时，诗兴大发，留下了“琼杯绮食青玉案，使我醉饱无归心”的由衷赞叹。醉后的李白陶然忘返，乘兴观瞻著名书法家虞世南所书的《郭君碑》。由于豪兴遣怀，李白对碑传的内容不仅非常感兴趣，而且还细细校点了一遍，从而留下了太白“琼酥玉液漫夸奇，醉中细校郭君碑”(《汾酒曲》清・曹树谷)的千古佳话。此外据《新唐书・李白传》、王琦《李太白年谱》等记载，李白在太原期间还有义救郭子仪的一段故事。当时郭子仪数次在军中犯事，幸亏李白出面才得以免受惩处。郭子仪因李白之故而得以在军中立足。郭子仪在安史之乱中得立奇功、被封汾阳王，可以说也有李白的一点影响。尽管这段历史，有学者曾进行过考证，认为“盖出自诸家稗说”，但以郭子仪日后在李白获罪之际敢于挺身而出来说，恐怕并非虚事。李郭二人的短暂相交想必亦是一番惺惺相惜、酒逢人饮的逸事。
在并州盘桓了一年多后，开元二十四年(737)初秋，李白辞别了元演父子，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太原。此后，李白仍时时感怀这段生活，想来太原的风貌、太原的故人以及太原附近的名酒无一不是诗人眷恋的原因。
与李白几乎同时的另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712―770)早年漫游全国时也曾过访山西。开元年间，杜甫为了增长见识、了解社会、结识名流以提高声誉，曾游历过许多地方。此时山西作为杜甫壮游的一站，也为杜甫的游历生涯增长了一些经历。在路经诗人宋之间的故乡汾阳时，杜甫不禁想起宋之问虽文著一时却下场飘零的旧事，感于人事际往，他提笔写下了《过宋员外之问旧庄》：“宋公旧池馆，零落首阳阿。枉道祗从人，吟诗许更过?淹留问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识将军树，悲风日暮多。”虽然杜雨对十当地美酒的载誉无从于诗中窥见，但诗人到过汾阳却是个不争的事实。同李白一样，杜甫本人也嗜酒如命，在怀才不遇时更是纵酒啸歌、无所顾忌。其与酒相关的吟咏，以《饮中八仙歌》为最：“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蛐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 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在此诗中，杜甫传神地细描了当时一些著名的饮中名人酣然醉态，同时也透露出杜甫本人对酒也并无厌嫌的欣赏得意之声。由此似可推知，对于一位豪放嗜酒的诗人来说，杜甫到了汾阳却对当地享负盛名的美酒视而不见当不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盛唐文人的杯中酒积淀的是旷达或散淡的心绪，那么晚唐文人在酒中品尝到的却是万般的辛酸和苦涩。这从杜牧的《清明》诗中表现得最为透彻。杜牧(803―853，字牧之，陕西西安人)本生于高门世族，但由于父亲早逝，年轻时被迫流落为牛僧儒的扬州幕府。公务之余，杜牧常以一副贵公子的派头，出入歌楼酒馆，饮酒狎妓，寄情酒色。相比于李白来说，杜牧不仅承受着满腹雄才大略无法抒展的寂寞，同时心灵上也承受着乱世风云、身世浮沉带来的无望消沉。在出游各地、遍访民情时，杜牧也曾悄然旅道山西。此时的诗人事业并不如意，生活也落落寡欢，因而孤身赶路的苦楚让诗人备感身世的不平，而清明时节、一人独自在外的情景也触发了诗人无限的离情别绪，在“行役苦吟、思醉遣乏”之机，酒让他暂时找到了心理的慰藉，并因而写下了家喻户晓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时过千年，当人们重新品读这首勾起无数中外名人感同身受的诗作时，更引发了人们对于诗中美酒的无限遐想。因诗中提及的杏花村，有南方池州杏花村和北方汾阳杏花村之分，故而对于杜牧笔下的美酒是汾酒还是池州酒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论。有关池州说的证据以杜牧曾于会昌年间(841―847)在池州当过刺史，而当地也有杏花村的地名，因而推断为池州杏花村。他们认为清明时节一般为阴历三月，山西地处北方，在气候上并不具备细雨纷飞的条件而否认北方杏花村之说。然而据刘集贤、文景明的考证，认为杜牧诗中提及的杏花村当属汾阳的杏花村。关于此说的依据主要以诗境而发：杜牧二十多岁时曾在遍访各地时到过山西，而且当时的杜牧身世浮沉，心情落寞，于清明时感念人生苦楚亦属情理之中。同时根据历史地理学家考证唐时的气候比现今温度稍高的事实及对当时山西的自然生态环境考查，认为清明细雨在山西不消说唐代，就是现代仍有很高机率。因而仅依据气候否认北方杏花村之说立论并不充分。杜牧诗中的情景亦为当时北方所有。此外杜牧的一首《并州道中》更为此说提供了可信的依据。在《并州道中》，杜牧曾这样写道：“行役我方倦，苦吟谁复闻?戍楼春带雪，边角暮吹云。极目无人迹，回头送雁群。如何遣公子?高卧醉醺醺。”从这首诗的意境可推知此时作者的心情和《清明》一诗应该比较吻合。而且据当时的各种文载可知汾阳自古即名酒产地，可知杜牧《清明》诗中所吟咏的酒以汾阳杏花村酒说更具说服力。
在歌咏晋酒的诗人中，山西籍诗人以王绩为著。王绩(585―6447)，字无功，隋末唐初时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早在隋炀帝时，王绩曾以家世被举荐人官，供职秘书省。但王绩本人十分嗜酒，对仕途并不以为意，故而不久即遭弹劾。丢了官后，王绩归隐家乡，唯好道是务，对酒也更加依恋。据王绩对饮酒理解，认为只要“每一甚醉，便觉神明安和，血脉通利，既无忏于物，而有乐于身，故纵心以自适也。”(王绩《醉乡记》)他曾以奴婢所种的黍粮酿酒，并常邀人痛饮作乐。有时出访路经酒肆时，王绩也常常因酒忘归，一住数日。在他的《过酒家》一诗中有：“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之句，道破了他好酒乃是想以酒遣愁，借酒遁世的矛盾心理。唐初时，王绩再度被征召做官，但他好酒的毛病却并未因此收敛。按朝廷惯例，当时京官一般均按日配酒三升。然而王绩的酒量颇大，非比常人，官府还因而破例给酒一斗，他也从此被人称为“斗酒学士”。在做官期间，王绩还做出一件让世人颇为费解的事。起因是王绩听说当时的太乐署史焦革家善酿美酒，为了品饮此酒，他主动请求降职，到焦革家任家丞。尽管这一举动在当时颇引人侧目，但王绩最后还是得偿所愿。焦革死后，王绩仍无意官道，加上他一直有好道遁世的想法，因而不久便辞官归籍。在乡期间，王绩过着潦倒旷达、饮酒求醉的隐士生活。王绩曾自云：“平生唯酒乐，作性不能无。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田家三首》其三)从此不难看出这个落魄官员好酒的程度几乎是不拘贵贱，相邀即访。他的乡人也颇了解他的这种嗜好，因而不时有人请他去饮酒。王绩还一度为被后世尊为酿酒先祖的杜康建祠致祭。闲暇时，他还以焦革的酿酒法为蓝本，兼采杜康、仪狄以来酿酒最佳者人著，写成了《醉乡记》，媲美于前朝嗜酒如痴的酒怪刘伶的《酒德颂》。由于饮酒无度，使王绩练就了一副好酒量，与人对饮时至五斗不醉，因而也被人称为“五斗先生”。王绩具体喝过什么酒，到哪里喝过酒，我们今天已无由得知，但应该有家乡酒却是不错的。仅从他《过酒家三首》中“竹叶连糟翠，葡萄带曲红”的诗句看，他所描写的酒正是当时并、汾之间出产的竹叶青酒和葡萄酒。据此推测王绩饮过汾酒，当并非无中生有。
此外被人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也有一段酒中故事。王勃(649―677)，字子安，绛州龙门人，是王绩的亲侄孙。他年轻时仕途失意，但以才思敏捷深受人瞩目。在他短短的二十七岁生涯中，创作的诗有不少被人广为流传，其《滕王阁诗》和骈文《滕王阁序》尤为人所推崇。王勃的才思敏捷一定程度上得缘于酒并非夸大其辞。因为王勃作文素有一好，即作文前磨墨数升后，即饮酒至醉而拥被高卧。醒来后，即援笔成文，不改一字。这就是人们引为趣谈的王勃打“腹稿”的故事。然而王勃既有饮酒习惯，想来对于家乡美酒也早有所沽，因目前仅见资料孤陋，尚无确切的佐证，所以对此仅作猜测。
盛唐之时，山西籍诗人王维也有“酒神”之称。王维(701―761)，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王维的父亲早先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山西汾州、蒲州小吏，因而王维的少年时代是在河东度过的。早在十六七岁时，王维便抱着建功立业的希冀来到了长安，并常与和他年龄相仿、意气相投的青年才俊聚在茶楼酒肆高谈阔论，吟诗唱和。在这些人中，他以才气、酒气、英气均超人一等而渐为少年游侠之冠，从而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得以步入仕途。从王维的这一段人生经历中，不难发现少年王维不仅才情过人，酒量也乏人比肩。虽然他留存的诗中很少看到他在家乡的影子，但他饮酒的豪量当不是到长安才培养出来的。据此，我们似乎也能看出少年时的王维与家乡酒也结缘不浅。(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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