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传在张家口地区的戏曲种类很多，像京剧、评剧、晋剧、河北梆子，包括地方小戏二人台等。但是，它们都不发源于当地，全是外来的剧种。真正张家口地区土生土长，而且确实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地方剧种，应该说是蔚县秧歌。
秧歌这两个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往往使人以为是些散漫的小调和没有固定程式的民间舞蹈。其实，蔚县秧歌已经远远超出了山歌小调和民间舞蹈的范畴，早就完全具备了一个独立地方剧种的一切条件。如果从它的唱腔、曲牌、表演程式，乃至于剧目的丰富程度来看，甚至比被列为独立剧种的二人台更为完善和成熟。
蔚县秧歌在很早以前，大约从清朝成丰、同治以来，开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别具一格的板眼和唱腔程式。它基本上属于北方梆子腔的声腔系统，既具有河北梆子的高亢，又兼备晋剧行腔运调的流畅，但又与这两大梆子迥然有别，在激越中见悠扬，于嘹亮中寄细腻，具备着一种特别的韵味风格。蔚县秧歌的唱腔板式，有尖板、导板、头性、二性、三性、拖腔、滚白、八嘹子、训调等等。头性音色清越，声调嘹亮，一板三眼，旋律悠扬，感情细腻，富有开阔的田园风味，长于抒情。二性快慢适中，高低相错，一板一眼，最适宜于述叙。三性有板无限，行起腔来，欢畅明快，听起来非常活泼。滚白、八嘹子用于哀伤和悲恸，拖腔可把气愤的感情推向高潮。由于蔚县秧歌的唱腔板式丰富多彩，变化灵活，喜怒哀乐之情寄于音中，溢于声中，表现力相当强，故而有“看戏动心，听唱落泪”之说。
蔚县秧歌在音乐上，也特色独具。它的曲牌有60多套，不同的曲牌，烘托不同的气氛，刻画不同的动作。在曲牌上还讲究联缀配套，把许多曲牌有机地组成引子、过曲和尾声，用来表现场上人物复杂动作中披露出来的不同的细腻感情。文场以笛子、板胡、二胡、三弦为主，武场有锣、鼓、单皮、梆、板等。锣鼓点就有80余种，而且各有讲究。音乐上最突出的个性，与其他梆子腔不大相同的，它不是以板胡为主，而是用曲笛主奏。笛音宽阔悠远，加以笛膜故意贴得稍松，吹奏时频频运用花舌，出来一种颤而华美的低音。过去在农村野台上演出，顺风十里地就能听清楚这悠扬的笛音，它伴着你赶路，仿佛吹进你心坎里的一曲农家田园乐，实在是美极了。
行当是衡量一个剧种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蔚县秧歌行当齐全，不仅生、旦、净、丑一个不缺，而且，划分得相当细。生又分老生、小生、武生等，旦又分老旦、花旦、刀马旦等：丑有花旦丑、花脸丑等等。各行当都有自己的一套科介和基本身段，在表演上是很讲究的。
蔚县秧歌的剧目也很丰富，经初步统计，约150多出。像《花亭会》《九件衣》等，一直脍炙人口。它的剧目也与河北梆子和晋剧很不样。一是成本大套的戏少，占很大比重的是小戏、折子戏。可以看出，它不是以情节见长，而是在短短的篇幅中充分发挥演员的表演功能，以精湛抓人的表演艺术和优美动听的唱腔见长。另一个是，剧本的生活味特别浓，像《借冠子》《送枕头》《观灯》《赶脚》等节目，生动活泼，风趣横生，意味隽永，与农村生活特别靠近，很富于所谓的“人间烟火”味道。更值得一提的是蔚县秧歌拥有数量相当的现代剧目，大约30多个。这些剧目，也很受群众欢迎。说明蔚县秧歌不仅能反映现代生活，而且反映得很不错。
在戏剧史上，一个小小的县，能单独创造、形成和发展起来一个具有自己个性，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地方剧种，确实是不简单的事情。1958年时值我在张家口艺术专科学校戏剧系学习，我系赴“大众剧场”陪同郭沫若同志观看蔚县秧歌《花亭会》的演出，郭老说：“蔚县秧歌，可谓百花丛中一点红。”
源远流长
蔚县秧歌，产生于张家口地区的蔚县，是在民间歌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蔚县秧歌最初并不叫秧歌，而叫做“赛”。“赛”的意思，有如南方的“赛歌”，是农民们在田间劳动时，你一句我一句，相互问答唱出来的随意的山歌。至今，在蔚县秧歌的唱词和声腔里，还能找得到明清民歌的一些痕迹，像《羊坡羊》《挂枝儿》《四块玉》等。
当然，这些即兴的山歌小调，离形成一种地方剧种是很远的。直到清代初年，甚至到距今天二百四十年前的乾隆年间，蔚县(当时叫蔚州)，确实还没有出现什么地方戏。乾隆年问的靳荣藩，写过一首《蔚州观剧》
“红氍绿烛两相鲜，羊酪烹来代锦筵。
为听丝竹成旧谱，回思出塞已多年。
梨园子弟歌珠少，雪面参军舞袖穿。
赢得霜裘都未湿，亏他不是帝京弦，”
诗里所谓的“为听丝竹成旧谱”，当然不是指现代的蔚县秧歌，而是指清初还在流行着的昆腔、乱弹之类的戏曲。下面的“雪面参军舞袖穿”一句，更证明指的是从明代就流传下来的旧戏。明代有“参军戏”，也就是“跳加官”。“跳加官”的人，脸上戴着粉白的面具，所以叫“雪面参军”。吴散梓写的《儒林外史》第十回里，就描写过这种“参军戏”或“跳加官”，“戏子上来参了党，磕头下去，打动锣鼓，跳了一出‘加官’。”当时靳荣藩在蔚州看的戏，大概就是这种戏了。
同样是乾隆年间，但比靳荣藩稍后一点的贾华平，在一首《蔚州元夕益》里，却给我们透露了蔚县秧歌已开始从田间地头即兴唱出来的山歌小调，发展到有一定程式规范，有较为固定曲谱，并且向载歌载舞的方向推进了。贾华平的这首诗，描绘的是正月十五街头观灯的热闹景象，写到了当时的民间舞蹈和歌曲：
“仙山净土移尘氛，况复踏歌声入云。
拢头一尺盘龙髻，围腰六幅石榴裾。
唱罢种秧唱采茶，一群娇鸟逐娇花……”
“踏歌”是用脚来打拍子，很相似于如今的民间秧歌舞了。所谓“唱罢种秧唱采茶”，这曲调，就是现代蔚县秧歌唱腔的前身和雏形。当时的北方，特别是塞外的蔚州还没插秧种稻子，种的是旱田作物，所以它的民歌叫“种秧”，而不叫“插秧”。当然，当时的这种“种秧”，歌词也还是见景生情，顺口唱出的，相当于现在的“顺口溜”，也叫做“顺调”。蔚县秧歌唱腔中的“训调”，就是“顺调”的音讹。从这一点看，足可以证明蔚县秧歌是从蔚县当地的民歌和民间舞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群星灿烂
在蔚县秧歌的发展和成长过程中，涌现出不少的艺术家。这些艺术家都是当地土生土长，农忙种地或从事其他职业，农闲时，或是有庙会，或是逢着重大的传统节日，便组织起来演出。正是这些民间艺术家们，通过自己一代又一代的舞台演出实践，在音乐、唱腔和表演程式上进行不断地改革、提高，终于创造了这风格独具的地方剧种――蔚县秧歌。
最早的一代蔚县秧歌民间艺人已不可考了。过去官方修撰的《蔚州志》是瞧不起这些民间艺术家的，对他们的活动，根本不予记载。光绪以来的一些秧歌名艺人，由于时代较近，还能从许多老年人的记忆中，多少找到一点线索。
这一时期的民间秧歌艺人，有所谓“四大家”，他们不是蔚县人，就是山西广灵人，都是种地的出身。他们的名字叫什么已经没人知道，但他们的艺名却久久流传在民间。就是现在，一提小红鞋、九斤子、更新子、陈竹子，谁也承认他们是秧歌舞台上 当之无愧的老前辈。这“四大家”，生、旦、净、丑各占一行。据说，唱旦的小红鞋嗓音嘹亮、清脆，长于小花旦的表演，动作活泼而无轻佻之感，表情细腻，内在感情丰富。正是他，把蔚县秧歌的小旦表演技巧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其他的几位，也都在各自的行当中，对秧歌的唱腔和表演程式改革有一定的建树。现在的一些秧歌艺人们，提起他们的唱腔和表演，仍然奉为榜样。
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是蔚县秧歌第三代艺术家们大活跃的时期。在短短的二三十年时间里，这些民间艺术家们，用自己优美动听的唱腔和精湛的表演技巧，把蔚县秧歌的演出水平提到了新的高度。
这一代秧歌艺人，为数很不少。唱胡子生的有王贵、阎恒志、刘海珍。刘海珍的艺名海珍红。据说，海珍红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的唱法与众不同，音域开阔，刚柔相济，行腔运调，丝缕不苟，刻画人物，性格鲜明。群众的评价是：“做起来有模样，唱起来有味道。”唱大花脸的有李贵，观众送了他个外号叫铃子黑。传说他一唱起来大有“拼命三郎”的劲头，半场戏下来，出的汗连外面的蟒袍都会湿透。他的唱腔高亢而宏亮，一声愤怒的呐喊，几里以外都能为之心惊。唱小生的有李巨、徐义。唱丑的有王世宽、席明和郭木。席明艺名沙吊丑，郭木艺名寡白菜。他们在丑角的刻画上，达到了一种丑而不陋，谐而不谑的地步，绝不给观众留下庸俗之感。唱旦最有名声的是徐永泉。他的唱腔委婉悠扬，有“一曲九同肠”的效果。做功尤为精湛，亦步亦趋，一招一式都婆娑多姿，恰入分寸。观众爱看他的演出，爱到了入迷的程度，人们送了他个艺名，叫做宝子。农村里至今还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豁着不吃饺子，可千万别误了看宝子”。
上面介绍的这些秧歌艺人们，都在解放前后相继去世了。现在还留下的名艺人已经寥寥无几。比较有名望、有影响的，一个是文武场上的琴师兼曲谱专家安升玉。他可以说是蔚县秧歌的“百科全书”。他一辈子献身于秧歌的文场演奏和音乐唱腔的改革，对曲谱的收集和整理有很多贡献。经他多年的努力，采集和整理了大量曲谱，计唱腔中60多种不同的唱法，锣鼓点80多种，已经快失传的曲牌和唢呐调240多个。秧歌中最难演唱和伴奏的训调，年轻一代的艺人有许多已经忘光，安升玉却完整无缺地记录和改革了20多首。他对秧歌的传统剧目也了如指掌，能一下子完整地说出100多个。
现在，蔚县秧歌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还排演了新剧目《剪纸谣》，为蔚县秧歌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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