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底层写作”、“诗歌道德伦理”的发展看待创作，那么，深圳诗人谢湘南应当是一位越来越凸现其意义的诗人。从最开始作品崭露《诗刊》遭致“是否为诗”的质疑，到一度成为“打工诗歌”的范本，谢湘南的写作始终实践着一种直面自身的写作，这既是其写作愈发受人瞩目之处，同时，也是其可以不断逾越过去，创新写作的生长点。
毫无疑问，异乡的漂泊和城市与生俱来的孤独感，是谢湘南诗歌的重要主题之一。在那些寂寞难耐的夜晚，“收音机是我的亲人/打开她我才睡得踏实”（《一台收音机伴我入睡》）的诗句，既是“少年长大成人，他在异乡”之现实，也是“孤独的城市”能够赋予诗人安静状态下唯一真实的感受。而在另外的时空状态下，比如《星期天，在邮电所集合》中，城市带来的“距离感”则体现为“邮电所离家最近/离父亲的胃病最近/离弟弟的学校最近”。或许，谢湘南始终不过是一位现代行吟诗人，对故乡的思念和精神主体的确证将成为他保持灵魂自省和越发孤独的宿命之一。城市的欲望和自我的孤独意识造就了谢湘南诗歌及其本人常常陷入一种近似于“二律背反”的心境：他一面渴望融入城市，一面与城市格格不入，或许，这种“背离”本身就是一种空间构成。在《深圳早餐》中，“我想到念青唐古拉山上的鱼骨和马里亚那海沟的黑炭”，正和“我拖着疲倦的躯体走出工厂大门看一轮太阳升起/然后花一枚镍币买一碟炒米粉和一勺子白菜汤”，构成一种生命想像。谢湘南渴望遥远的宁静甚至遥不可及的空间，但周际的现实却使其未能免俗，正如他反复憧憬着“你听说过唐朝吗”这样的梦想，而在杜甫梦想的“高楼大厦”的唐朝背后，仅有一个年青的漂泊诗人守望着“诗圣”的“梦想成真”。
显而易见的，谢湘南不是城市中沉沦的一代，他是城市的步行者，同时，又是一位不断通过关注山峰、落日以及自我冥想，来完成心灵的创作。这最终使其城市抒情诗在具有空间意识的过程中从不匮乏文化的普泛意义，并直至从置身其中的喧嚣声中超拔出来――
在一首名为《步行者――给深圳所有的打工者》的诗篇中，步行者是向着黎明奔跑的形象，同时，步行者也在走向一种“类别归属”中成为放逐深圳之打工者的整体隐喻。步行者并非不知自己的结局，但在“夜与夜的合围中”，步行者从不停止自己的脚步和向往，他用自己的光芒烛照黑夜，这种直面生命和切入当代生活的行为方式，使其并不仅仅在城市中步行，还包括着对所有打工者的一种启谕和呼唤，而最终，“步行者”虽“终将倒在路上”，“但他用身体架起了一座桥梁”，“倒下时仍没忘记用双手将路”“拉近一尺”。
针对世纪初诗歌的“道德伦理”现象，其实一直隐含着一种真实性的诉求。对于写作者本身而言，写作的伦理首先在于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真，而后，才是“批评之伦理”所涵盖的“平等的态度”，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始终不能构成批评本身的道德意识；当然，作为一种写作本身的伦理，都容易造成上述现象归结到“文如其人”这一传统的命题之上。由这一视角看待常常被用来佐证的谢湘南的写作，比如《一张简历的三种不同填法》等作品，其“伦理性”或然就在于写作本身期待的真实和直面。
谢湘南曾言：“在诗歌中，直接就是一种力量，语言的简捷是一种美。均匀的力量的分布在于语言的节奏。”这种强调“刀子”般的“力与美”的主张，事实上，是以一种语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而作为一种观念的表达，谢湘南的“真实”与“直面”就在于一种语言和现实的结合――“终极性关怀与当下生活现状应该在现代汉诗中结合起来，在诗歌中它们不应该是两个矛盾的对立体。它们之间有一座桥梁，就是语言，诗性的具有磁力的语言。其实这两个问题就是具体写作中如何寻找切入点和如何提升作品的灵魂的问题，既要把诗写得透彻、澄明、有现代意味。使人乐于接受，又要使作品上档次、耐琢磨、有回韵、经得起时间的掂量，这一切全靠诗人对语言的把握，对自己所掌握的诗歌元素在一首诗中的合理安排。”
无论按照谢湘南自我的认同，还是他者的眼光，谢湘南那种跳跃的、充满现代感的语言都生动地体现了一种“口语诗”的风格。口语是谢湘南赖以生存的诗歌语言，同时，也是诗人能够将诗歌与生活混淆不清的重要前提。他以一个外来者的眼光，一路从远方呼喊而来，现代都市的融入和隔阂，接纳与反抗，都是其诗歌空间建筑的重要质素，尽管，这一切会由于置身其中和过度张扬都市空间而显得仓促和“平面化”，但那种妄图把握时代脉搏和气息的精神，却使其在逼近“城市上空”的时刻，具有了大气磅礴和俯视整个城市空间的征兆。当然，无论就打工过程中的“惨淡经营”，还是所谓“身份的权利”，谢湘南造就的自我都与一种生命体验有关，他的语言以及写作本身是以“真”为基础，而由此衍生、折射出的焦虑感、意义的张力则是确立其诗歌空间边界的重要标志。
人们或许在那种彼此并不具有意义相连的意象中，看到一种“跳跃”的状态：在“空间”、“生活”、“真实”成为叙述中的关键词之后，可以震撼读者心灵的并不是生存的困境甚或可怜与可悲，而是如何呈现一种生存的状态。以底层的生活对应潜藏的城市繁荣，以琐碎的意象回应那些与世界无关的喃喃私语，其行为本身就具有鲜明的道德意识。
至此，关于谢湘南笔下的“空间地理”及其逻辑空间大致可以清楚地勾勒出轮廓了。“空间地理”是后现代时期的文化产物，也是现代都市文化的伴生物。谢湘南从底层的角度表达城市空间，既是世纪初诗歌写作回潮的结果，也是告别“内窥式写作”张扬写作伦理的必然旨归。由此引申诸如“城市意象诗”的命题，空间不但给写作带来的全新的感受，也为诗歌赋予了立体式的思维，这是文化、生活与诗歌意义上的“多面效应”――无论对于谢湘南，还是一种可以建构的诗歌批评，其意义价值都将在指向未来的过程中引发新的言说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