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了《博览群书》2011年第11期上揭露有些拍卖行和文物贩子的劣行的文章后，深有同感，因写此文。 几千年前赵高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对秦二世指鹿为马，是仗势弄权、颠倒黑白的极端事件；而几年前几位文物权威把一件明显不值几文的新制金缕玉衣随便鉴定为价值24亿的顶级文物，堪为当代文物鉴定界的指鹿为马事件。赵高敢于和能够指鹿为马，是因为其拥有极高的政治权力；而文物权威敢于和能够指鹿为马，则除了辉煌的头衔，还由于长期以来人们对作为文物鉴定方法之一的“眼学”的神化和迷信，此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是也。
传统标型学的局限
一些文物鉴定专家，拿了人家的钱，把假东西鉴定为真东西并且毫无根据地评估出天价，其道德甚至法律问题是不言而喻。但是，问题并不仅限于此。其实，权威们的失误并不完全是利令智昏，他们的“智”本来就有问题(即使他们做到“富贵不能淫”也未必一定不会作出荒唐的鉴定结论)，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他们横行天下的“眼学”的核心鉴定方法――传统标型学具有与生俱来的庸俗性和去文化性。
历代传统的标型学鉴定方法有三大要素：一是以标准器为鉴定参照物，二是以鉴定专家的见识经验为依赖，三是主要考个人的眼睛来判断(也加上人的其它感官)。这就难免发生这些问题。
首先是作为参照标本的标准器本身就是个变数：不断被发现、被证明、被公认的新的文物在不断加入标准器的行列，同时有些以前认为是标准器的东西例如博物馆里的陈列品被质疑、被否认、被清除出标准器的范围。其次传统标型学以鉴定专家的个人经验为支撑点，而任何专家的个人经验对于浩如烟海的形形色色的文物来说，只能是沧海一粟，在传统标型学独步天下、一锤定音之时，那些存在于鉴定专家经验之外的奇珍异宝随时会面临被专家枪毙的厄运。再次，作为传统标型学鉴定方法实施的主要载体的人的肉眼的功能，却必然随着专家的老迈而逐渐削弱：当史树青、杨伯达等古稀老人步履蹒跚地围着金缕玉衣打转并力不从心地捕捉几米外的模糊影像时，你还能指望他们能够得出多么精准的鉴定结果么?
我无意看轻传统标型学鉴定方法在以前没有放大镜、显微镜的时代的决定性作用和目前仍然具有的重要作用，收藏家的丰富经验确实有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奥妙。正如文艺创作中的灵感思维，文物鉴定的“眼学”确也有某种犹如明代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所云的“非关理也，非关书也”的“别才、别趣”，鉴定专家的慧眼也确为常人难以企及。问题是，时代在前进，造假方法利用现代科技而今非昔比，仅仅依靠传统“眼学”、抵制科技检测手段甚至迷信乃至神化“眼学”，就肯定会不可避免地上当受骗甚至发生“24亿天价金缕玉衣”的离奇事件。
媒体栏目神化“眼学”
一些对于我国收藏、文物鉴定具有导向作用的强势媒体的收藏、文物鉴定类节目在传播有益信息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过度神化“眼学”。例如，北京卫视王刚主持的《收藏秀》和央视的《寻宝》栏目，确实向观众传递了不少乐趣和有益的信息，像王刚的左右逢源、翟建民的趣闻逸事、卞亦文的聪明伶俐和金运昌的酣畅大气等，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不过，作为我国强势媒体的文物鉴赏节目，其传递的文物知识的正确性、准确性和对文物鉴定的正确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而上述节目中的鉴定专家几乎都是火眼金睛立辨真假的神人，显然过度夸大了“眼学”的作用，不仅影响节目的质量，而且误导广大观众，不利于我国文物事业的健康发展。
《收藏秀》在“去伪存真”的大旗下，用“生死合同”将持宝人的宝贝的命运掌握在三位专家的手中：或金牌褒奖或粉身碎骨，全看专家意见如何。在公平合理的层面上说，仅凭专家所谓的“底足有明显作旧痕迹”、“呈现代化学彩的色彩”、“胎质疏松”、“画工不够精美”等见仁见智的纯个人主观的判断，就一锤子砸了人家的宝贝，难道不过于轻率么?――做旧痕迹和使用痕迹如果不借助显微镜等仪器往往很难用肉眼看清；清代的洋彩其实也是化学彩；疏松和致密是相对而言的，何况疏松的不一定就是现代仿品；古代的画工往往并不比现代仿品精美。
对于《收藏秀》这样的节目，也许取消作为节目命根子的“护宝锤”难以被节目组接受，那么是否在“生死合同”里加上这样的条款：那些被砸毁的瓷器的持有人如果对专家鉴定有异议，可以经由合法途径提请对瓷片作比较公认准确的(特别是元代以前的瓷器)有损热释光测定(反正已经毁坏了)或法定专家组鉴定；如果测定结果是仿品，持宝人心悦诚服(被砸了宝贝的持宝人在节目中拂袖而去、勃然大怒的情景已经发生)；如果测定结果或法定专家组鉴定结果是真品，那么，节目专家公开道歉并且退出，节目组至少按持宝人原报价赔偿。把“去伪存真”进行到底!何乐而不为呢?
专家也有走眼时
我承认专家的经验要丰富一些，见识要深刻一些，但他们也是肉身凡胎，所谓对瓷器的真伪判断能像“分清男女”那样一目了然，那只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神话。专家有时走眼是正常的，而从不走眼才不正常。
央视《寻宝》的“走进长春”节目中，耿宝昌嫡传弟子、“原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丘小君先生称一件乾隆篆书款的瓷器是仿品，理由是“乾隆的篆书款的‘制’字左上方有五竖而仿品只有三竖”，说完还和边上的蔡国声先生会心一笑。我对此君之说怀疑，特地查阅台北故宫博物院近年出版的《华丽彩瓷乾隆洋彩》，结果是：作为台北故宫博物院顶级宝瓷的“乾隆洋彩玲珑转旋瓶”(P216)、“乾隆洋彩黄地洋花方瓶”(P118)、“乾隆洋彩黄地蕉叶美人花觚”(P122)、“乾隆洋彩红地锦上添花胆瓶”(P134)等12件无可置疑的乾隆官窑瓷器的篆书款的“制”字左上方均为三竖!
丘先生不明白篆书“制”的不同写法早在乾隆年之前就已经存在，左上方写五竖或者三竖都是可以的，二者在审美意味上的微妙差别属于高雅的文化情趣，和鉴定乾隆瓷器真伪无关。这种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上(他称曾经过眼几十万件瓷器)并且缺失逻辑思维、去文化化的鉴定方法在文物鉴定界不乏市场，且在央视文物鉴定节目中推广，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我的上海老乡和中学时代的同校学长蔡国声先生可谓敢说敢当，尽管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在文物鉴定方面经验丰富、见多识广，可惜在央视《寻宝》中在“眼学无敌”的耀眼光环下，也有语出荒唐之时。他对着一尊犀雕佛像质问持宝人：“佛教是反对杀生的，怎么会用犀牛的角造佛像呢?所以你这个肯定是假的。”(犀雕佛像司空见惯；用犀角雕怎么等同活杀犀牛?)他指着一件莹润精致并且布满亚洲水犀牛所独有的清晰甘蔗纹的犀雕，竟说：“这是非洲犀角。非洲犀又叫水犀牛，因为非洲犀是从水上丝绸之路运来的，所以非洲犀就是水犀牛!”(事实上，正如我 国的水牛生活在水中而黄牛在岸上，喜欢下水的、角质特别莹润的亚洲爪哇、苏门答腊犀称水犀牛，不下水的、角质相对沉闷的印度犀为火犀牛，而角质粗脆的、清代多从广州进口的非洲犀角称白犀、黑犀或广角，和“水上丝绸之路”风马牛不相及。)最近在“走进苏州同里”节目中，蔡先生拿着一组他认定是清早期制作的象牙牌，说上面雕刻的是北京颐和园、圆明园的风景。(而颐和园、圆明园是清代中期才建成的!)
我不会因为丘小君先生和蔡国声先生的失误而否定两人在文物鉴定方面的成就；我要说明的是“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不能迷信、神化建立在个人经验上的“眼学”。
“眼学”独步天下不利于文物事业发展
“眼学”的问题是传统标型学固有的庸俗性、去文化性使然。我们要揭示并且研究不可一世的“眼学”的这些劣根性，让人们意识到文物鉴定领域由“眼学”独步天下是不利于文物事业发展的。
所谓庸俗，就是平庸粗俗，它的反面是“高雅”、“细致”。晋代葛洪说：“庸俗之夫，暗于别物，不分朱紫，不辨菽麦。”(《抱朴子》)他用非常通俗的话表明，对事物的粗疏辨别就是典型的庸俗。因为从本质上讲，任何科学在于区别，文物鉴定特别讲究细致的辨别。如果说，一千多年前的“庸俗”尚且以分辨“朱紫”、“菽麦”为标准，那么，在各种和文物鉴定相关的科学、学科高度发展的今天，文物的科学鉴定就更应当是一个无限丰富多彩、无微不至的文化活动，它可能综合考古、审美、历史、文学、宗教、民俗、法律、医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理等多方面的知识体系，绝不能依赖“囫囵吞枣、立辨真假”的“眼学”，而应当用“痕迹学”、“审美考古学”等多种方法。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多学科的交融向我们提供了文物鉴定更加精细、准确的可能性。新时代要求我们，不仅要鉴定出“是什么”而且还应当解读出“为什么”，才能够使文物鉴定更有文化含量，更接近真理。例如，当我们用放大镜、显微镜仔细观察犀雕作品时，不仅要注意“竹丝纹”、“鱼籽纹”是犀角的重要特征，而且要搞清楚“竹丝纹?、“鱼籽纹”是作为类似头发、指甲的聚合角蛋白的犀牛角所特有的、输送养料的毛细管的纵剖面和横断面(而牛角是骨骼和角质化皮肤的衍生物，因而没有这种毛细管，也就没有鱼籽纹)，我们就不至于信口开河、不知所云，就能够做到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成功的文物鉴定应当是多层次、全方位文化考量的结果。任何文物都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古人审美意识的物化。任何文物鉴定都是对历史信息和审美符号的研究、解读，而不仅仅是个“东西对不对”的简单结论。说“东西对”不能语焉不详，要说清楚“对”在哪里，要争取举一反三地还原出创造这件文物的古人的生态，并且从中吸取有益的精神养料，这才是我们鉴定文物的主要目的和乐趣所在。“眼学”的庸俗性必然导致对文化审美层面鉴定的浮光掠影、浅尝辄止甚至导致因文化内涵的缺失而得出错误的鉴定结论。
前述的以“制”的三竖五竖断真伪，说明对乾隆篆书款的认识停留在感官的层面，而没有作文化的深刻考量。篆书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字体，流行于战国和秦汉，而乾隆崇尚复古，喜欢以篆书为款。篆书中“制”的左边写法历来就不拘一格，既可五竖亦可三竖，而三竖为基本写法。如《康熙字典》标注的“制”字就是三竖。何以时写三竖时写五竖，是个微妙的书法艺术问题，它和款识所占面积大小、器物的造型风格以及书写者的艺术追求和书写时的灵感冲动等诸多因素有关。这就是文化。凭个人经验以“五竖”为标准来鉴定真伪，抛弃了必要的文化思考，这是“眼学”去文化化的典型案例。
当然-，“眼学”专家的经验和方法的精华部分是很好的精神财富，值得认真加以总结、继承。不过，我们如果仍然拘泥于简单粗陋的绝对化“眼学”，不适当调整方法、兼容并蓄而一味只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眼睛，固步自封，就难免沦为去文化化的“庸俗之夫”。这种庸俗化、去文化化倾向被强势媒体加以放大，其影响之巨难道不令人痛心和担心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