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重读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Disgrace），不由得想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现状，在关于“羞耻”这一问题上，有些作家作品真的让人瞠目结舌，可以说在他们的辞典里找不到“羞耻”这两个字。文学总是与社会生活、时代气氛有所关联的，从这些作家作品背后，可以看到一个社会变通的羞耻感的淡化。当你看到一些曾经让人面红耳赤的言行如今在有些人那里却泰然处之，认为理所应当，甚至当作“旗号”，这时候，你不禁会疑惑：为什么有些人不再“害羞”？
对此，有些哲学家的分析显得更为深刻一些。马克斯・舍勒在《价值的颠覆》一书中曾把“羞感”当作人与动物相区别的一个特征：“动物许多感觉与人类相同，譬如畏惧、恐惧、厌恶甚至虚荣心，但是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察都证明，它似乎缺乏害羞和对羞感的特定表达。”①舍勒认为：“真正的羞始终建立在对肯定的自我价值的感受之上。……在身体羞感上，则是针对一切身体的优点和美。在保护感的功能上，羞感只能指向肯定的自我价值；因为只有这类价值要求并需要呵护。生命朦胧地感觉和意识到自己越高贵，它的羞感就越强烈；龌龊的东西对它的威胁越大，天性为它最高贵的核心所设的那层天然保护罩就越牢固。羞涩只指向个体的肯定的自我价值，这就是一种本质联系。因此，另一方面，羞涩的发现也始终是‘美’的发现”。②
帕伦伯格在《良知、自我意识与意义意识》一书中也认为：“与羞耻感伴随的是更强烈的、明显的自尊（self-reference）；羞耻感不仅与个人自身的自我及真正命运相关，而且与自我(ego)的个体性有关。”③
也就是说，羞感其实是一种更高的“文明”的表现。但是这种“文明”却自近代以来明显地弱化，舍勒曾这样说：“在近代史上，羞感的明显衰减绝不像人们肤浅断言的那样，是更高级和上升的文化发展的结果，而是各族退化的一种确凿的心灵标志；对羞感的评价每况愈下则是诸如此类价值逐渐占统治地位的众多表现形式之一，通过毫无节制的数量增长和由此导致的对上层的排斥，那类卑贱者制造了那些价值，并且善于将其逐步强加于残余的上层”。④
哲学家的话也许深奥了一些，但指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就是羞感的退化意味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被破坏了，“美”、“优美”、“崇高”等词汇渐渐失却了原来的意义。本来在中国传统审美观那里，“害羞”才成其为美，白居易《瑟琶行》中“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琵琶女形象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但在当代中国某些作家笔下，这些因其“羞涩”而显得“优美”的形象已荡然无存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反叛一切既往经典价值观念的冲动，引发了传统伦理规范的混乱与危机。王朔所谓的“反崇高”姿态，可以看作是这一时代向羞耻感挑战的“无畏”宣言。在文学作品中，最明显的征兆是出现了“色情化”描写的倾向，如果说90年代初《废都》等小说刚一出现让人们大跌眼镜，惊呼当代文学中怎么会有明清艳情小说的“遗韵”；后来的所谓70年代出生女作家如卫慧（作品《上海宝贝》）等人却以其“前卫与放肆”，而让她们的“前辈”显得保守而又拘谨。卫慧在小说中这样说：“所以我们的生活哲学由此而得以体现，那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冲动，服从灵魂深处的燃烧，对即兴的疯狂不作抵抗，对各种欲望顶礼膜拜，尽情地交流各种生命狂喜包括性高潮的奥秘……”(《像卫慧那样疯狂》)对于欲望的此种无节制满足，令卫慧们所有先天及后天的羞耻心理防线都“崩溃”了。此种风潮愈演愈烈，不断涌现出一批与商业合谋的女作家如棉棉（作品《糖》）、九丹（作品《乌鸦》）、春树（作品《北京娃娃》）等。有人如此吹捧道：“如果说九丹代表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剖析者，卫慧是70后的裸露商标，那么春树，代表80年代出生者叫道：我来了，我自白，我征服！”⑤一部所谓自白的长篇小说，都将无耻当成勇气的展现，把无耻同真理故意混为一谈。
社会处在转型期，在“一切都变了”（叶芝）的时候，保持一点儿“道德羞涩感”，也许会在价值混乱的年代让人们变得清醒一些，给自己留一份做人的尊严。
（作者单位：北京语文出版社）
①②④马克斯.舍勒《价值的颠覆》，罗梯伦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③帕伦伯格《良知、自我意识与意义意识》，载《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中卷，刘小枫主编，杨德友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6月版。
⑤李师江《谁比谁更酷》，《珠海特区报》2002年6月1日“读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