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个必然”到“两个决不会” 1. 以“两个决不会”补充和完善“两个必然”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发展趋势，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最基本的一条原理。这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受共产主义同盟委托起草的、国际共产主义政党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中得出的重要结论。它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而在一年以后的1848年，也就是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将自己的研究方法从一般转向个别，开始着眼于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运动过程。他在1858年11月-1859年1月撰写的《序言》中作出了“两个决不会”的结论。这是对资本主义一般发展趋势所作出的一个重要的补充。这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这纠正了他和恩格斯在参加1848-1849欧洲革命时的一些不正确的想法。恩格斯后来在《马克思导言》中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远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这时，马克思、恩格斯既看到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又清醒地看到“取代”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这将他们原先在《共产党宣言》中的认识大大推进了一步。
“两个决不会”不是对“两个必然”的否定，而是使“两个必然”有了更坚定的理论基础。后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多次犯急性病的错误，都同只看到“两个必然”而没有看到“两个决不会”有关。
2. 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
马克思将唯物论运用于历史学研究时得出“两个必然”结论，是基于“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共产党宣言》第一章一开头就指出，自原始公社解体以来，“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个阶级同归于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分支，用唯物史观来研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但要得出一个科学的结论，只从一门学科、一个视角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一种科学理论如果要形成体系，必须从各个领域、各门学科、各个侧面去揭示它、回答它，才能比较系统地回答一系列基本问题，而不至于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当马克思在运用另一门学科政治经济学来研究资本主义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又得出了另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就是:“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3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任何一种社会形态的更替都是以“两个决不会”为基础的，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更加科学地论证了“两个必然”的理论。
3. 不能把“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割裂开来理解
把“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结合起来学习�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是科学社会主义产生的两块基石�抽掉其中任何一块，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大厦就矗立不起来的缘由。唯物史观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一种现有的社会形态必然会被更先进的社会形态所替代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而剩余价值学说则指出了这种发展趋势必经的具体历史进程。只有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结合起来考察资本主义，既指出它的历史趋势，树立和鼓舞革命者的信心和勇气，又考察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转化，认识资本主义矛盾的激化、缓和、对抗和冲突是一个历史必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没有结束之前，资本主义还不会灭亡，必须具备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从《宣言》提出“两个必然”到《序言》里得出“两个决不会”，马克思、恩格斯经历了10年的研究时间，这是一个理论从提出到完善所必经的实践积累和经验总结的过程。
那么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通过“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还是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会出现一些社会主义的因素，然后这种因素不断地扩大，最终由量变引起质变?对此恩格斯晚年发现了“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观点。
关于“私人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变
1. 马克思断言资本私人占有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它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和危机的总根源。这一矛盾，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阶级关系上，则表现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的日益激化。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即是一种私人生产，私人资本要扩大生产规模，要面对市场竞争，必须有更大的资本才能有扩大生产的能力和竞争取胜的筹码。资本家就会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资本积累的结果导致工人贫困的积累。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和一般的规律。“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私人资本表现为社会资本，基本矛盾对立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畴内有了新的表现
1894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到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原来由自己使用的私人资本在这里就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从这对基本矛盾不可克服，“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到“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至少恩格斯已经看到，在一定范围内这对矛盾是可以调和的，只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这种调节空间也没有了，那么这个外壳就会炸毁;只要这个空间和余地尚存，资本主义就还会在体制范围内设法进行调整，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还不会敲响。
当私人资本表现为社会资本以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形式已经有所变化，已经不是私人资本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对立，而是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对立。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股份公司有过高度评价，他指出:“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行这种剥夺是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519、52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二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维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而在第三卷中却认为这种生产方式的目的，最后是要剥夺一切个人的生产资料。从认为丧钟敲响了，到承认这种新形态，这是对资本主义认识在股份制出现后的一种深化。在这里，马克思预见的资本主义的丧钟并未敲响，是指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内私人资本与社会生产之间对立的形式有了改变，旧的对立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化解，矛盾在新的形式内逐步累积和扩大。
3. 股份制出现后，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如何评价股份制，江泽民同志在《论“三个代表”》一书中，有一段论述值得关注。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主席，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恩格斯在《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针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出现了股份公司经营和托拉斯的情况，提出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不再是私人生产，而看支配和垄断着整个工业经济部门的托拉斯，那里也没有了无计划性。”(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
有计划与社会生产是马克思认为的社会主义的特征。有的文章说，股份制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作了物质与精神上的准备。本文认为，既然马克思曾认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作了准备，那么认为在资本主义后期出现的股份制是为合格社会主义作准备也不为过。尤其是我们现在普遍倡导股份制，更可以认为这是发达资本主义为我们准备好的成熟的有效的社会主义企业的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2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这里恩格斯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两种形式，一是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用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专政，另一种是资本主义在其生产关系内部，将个人资本联合起来作为社会资本，客观上为向社会主义过渡作了物质和精神的准备。
从暴力革命到取得政权的两种方式
1. 马克思曾断言暴力革命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形成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1871年4月12日，当巴黎公社还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致库格曼的信中就提请人们注意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表述过的关于摧毁国家机器的思想。他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99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巴黎公社刚失败，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就明确提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34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
2. 巴黎公社失败后，根据新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革命提出新见解，认为合法斗争才是主要手段
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再次反思，从变化了的形势出发，提出了运用合法手段进行和平斗争的革命形式。在马克思去世以后，西欧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恩格斯在科学总结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在他晚年的著作和书信中，就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方式与道路的思想。恩格斯认为，实行突然袭击，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恩格斯详尽地分析了现代化城市交通建设和资产阶级军队的武器装备改进等情况，认为各种条件对于无产阶级已变得不利得多。如果无产阶级在这时贸然发动武装起义，根本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只会把日益增强的革命力量拼掉，推迟革命的到来。因此，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利用一切合法手段进行斗争，合法斗争是无产阶级重要斗争手段之一。当然，恩格斯还强调在利用普选权和开展议会斗争时，并不是把它看成是唯一的斗争形式。他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利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必须以敌人也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如果统治阶级破坏宪法，借助非法手段把无产阶级政党实际上置于普通法之外，那么，这就不得不使党“走上它还剩下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不合法的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91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在这里恩格斯已经把暴力革命作为一种特例，作为不得已的情况下采取的道路，而不是主要的斗争形式。
3. 两种手段的运用都是有一定条件的
马克思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强调暴力有三个原因:(1)国家本身是一种暴力，资产阶级的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暴力工具而出现的。(2)资产阶级和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一样，决不会自愿交出政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3)在这一时期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巴黎公社都遭到资产阶级国家的暴力镇压。但当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低潮，革命力量处于重新酝酿阶段，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平稳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的统治经验得到了丰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也在逐步完善，这时，马克思提出:(1)暴力与和平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种方式，运用哪一种方式根据具体情况而定。(2)无产阶级革命的形式，要考虑各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等方面的因素，要根据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来决定。(3)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不仅在不同国家不一样，即使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也并不完全一样。恩格斯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669页)
几点启示
1. 任何一种思想都是一定时代和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时代和历史条件的变化，应该补充、修改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总结过去，说明世界，而且更重要的在于继往开来，改造和创建世界，因而其生命力就在于发展和创新。
2. 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以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到发展。一是在革命实践中的丰富和发展。二是在吸收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中的丰富和发展。三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中的丰富和发展。四是在潜心研究中的丰富和发展。
3.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告诫人们，它所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和让人背诵的教义，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对此， 江泽民同志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静止不变，就会变成没有生命的教条。”“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等等。江泽民同志的这些重要思想，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至少也有下面几点启发:
1. 基本理论只是指出一般的基本的东西。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某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变化了的实际生活，基本的理论的实际内容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
2.把理论推断与社会实践区别开来。《哥达纲领批判》所提出的关于共产主义两阶段说，以及社会主义经济必然以产品经济(废除了货币与商品流通)为内容的计划经济说，都是一种基于历史长程研究之上所作出的理论推断，只是提出走向共产主义的理想模式(其中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空想成分)，并不是各个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应当机械遵循的东西。
3. 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提出一劳永逸的方案。1891年，一个名叫康拉德・施米特的德国青年作家写信给恩格斯，说他准备写关于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问题的文章，征求恩格斯的意见。恩格斯回信答复说，这项写作计划要认真考虑，“然而我劝您，放它九年，先不拿出!这是目前存在的所有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恩格斯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实际解决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目前根本不可能，只有待相当时期以后才可望由实践提供某种解决的办法。1886年恩格斯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郑重声明，关于如何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19-42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大约在1848-1850年的时候，马克思曾经说过，实现这样的共产主义大概需要经过若干年，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将同时胜利。然而，直到19世纪结束，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任何一块地方都没有投下它的足迹，原来认为资本主义外壳最容易破裂的地方，运动的浪潮反而沉寂下去了。列宁最初设想从当时俄国的经济水平出发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大概不会超过几十年时间;后来实践很快证明这种设想不切实际。列宁说: “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列宁选集》第四卷，第571、68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但是，这里所说的对社会主义整个看法的改变，只是涉及到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问题，集中体现在新经济政策方面，并不说明列宁对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社会图景作了根本性的修改。虽然马克思指出了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备标志，并且列宁已经有了关于从实际出发初步实现某种社会主义或建立带有社会主义某些特征的社会这样一个想法，但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究竟怎样才算是完备形式的社会主义，由于当时的条件，列宁最后没有也不可能留下什么明确的指示。
之后，每走一步，靠的都是我们自己的探索。
编辑 甘 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