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700～765)和岑参(715?～770)乃是盛唐时期两位齐名的大诗人，都以边塞之作蜚声文坛，一向相提并论。他们两位共同的朋友杜甫有诗云：“海内知名士，云端各异方。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宋代著名诗评家严羽说：“高岑之诗悲壮，读之使人感慨。”(《沧浪诗话。诗评》)选取他们两位作品的精粹合编为一集，有着充分的依据，甚至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高适，字达夫，《旧唐书》本传说他是渤海�县(今河北景县)人，《新唐书》则说是渤海郡人，这些都是所谓“郡望”，亦即历史上该姓氏出过若干显贵高官和文化名人的地方，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籍贯。实际上他是洛阳人，一个低级官僚的后代。高适青少年时代曾随他父亲到过现在的广东、福建一带；二十岁时到首都长安寻找出路，当过一段“京漂”以后，发现没有成功的希望，就回了故乡；不久东迁至宋(今河南商丘)，躬耕于梁园废墟，其间曾多次外出漫游，到过现在的河北、辽宁、山东、安徽、江苏的许多地方，混迹于渔樵、士兵、隐士、赌徒之中，也同不少中、低级官员往还；后来又曾一度寓居于淇上，仍然经常外出漫游，与李白、杜甫以及一批地方官均有交往，但他本人始终没有体制内的正规身份。一直混到五十岁，高适才得到一个陈留郡封丘县(在今河南)县尉的职务，总算是进入了官场。
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什么人来管他，高适养成了热爱自由、不拘小节的作风。以及关心弱势群体、敢说敢骂的侠士豪情。他当了封丘县尉以后深感不能适应，逢迎长官欺压百姓这些事他做不来，遂作诗大发感慨道：“我本渔樵孟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乍可狂歌草泽中，宁堪作吏风尘下!”(《封丘县》)
高适是一位草根政治家，很喜欢高谈政治，尤其善于从战略角度考虑重大问题，有所谓“王霸大略”(《旧唐书》本传)。一个专注于宏观问题的人，一般总是不耐烦也不善于处理微观琐事，而县尉恰恰是专门要做琐事的，所以干了不长时间，高适就从这里逃离，跑到陇右节度使(驻鄯州，今青海乐都)兼河西节度使(驻凉州，今甘肃武威)哥舒翰将军的幕府里去效劳，在河西呆了三年。
唐代的节度使可以自行征辟僚佐，不少士人由此开辟自己的道路。到边疆去干事业找出路，在盛唐时代很有吸引力，哥舒翰当时声望很高，杜甫也曾希望到他手下去工作。
高适的不少作品涉及大唐王朝的东北、西北两处边塞。先前他在开元十八年(730)至二十年(732)期间曾北上蓟门、营州，在燕赵一带漫游多时，很可能还直接从过军，虽然没有能够找到合适的出路，但大大增加了他对东北边塞，对那里的军队特别是其下层的了解。天宝八载(749)至十一载(752)担任封丘尉期间，因为送兵的关系，他又去过幽州边塞，高适边塞诗的代表作如《燕歌行》等等，大抵与东北边塞有关，关于西北边疆，入河西幕府后高适也写过不少诗篇。
高适比岑参年长十多岁，成名较早，在殷�编选的当代优秀诗歌选《河岳英灵集》(以天宝十二载为下限)里，高适的边塞诗代表作已经入选，而岑参还没有写出什么边塞诗来，他这时还只是以描写风景和其他题材见长。
安史之乱的爆发给唐王朝带来史无前例的大灾难，却给了高适一个施展其政治才略的机会。他先是辅佐哥舒翰守潼关，兵败后追随玄宗入蜀，与这位已经老糊涂了的皇帝直接对过话；稍后他“南出江汉”(《谢上彭州刺史表》)，北上彭原行在，向新上台的肃宗皇帝汇报情况，面陈机宜，在抵制诸王分镇、防范永王�谋反这些重大问题上立了大功。当时加强中央集权、统一军事指挥是完全必要的，高适的意见切合时宜，非常地符合国家的利益和肃宗的心愿，于是他被破格提拔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驻扬州)，一下子进入了高官的行列。
由于受到小人的谗毁，高适在扬州没能呆多久。后来他改任太子少詹事、彭州刺史、蜀州刺史，迁西川节度使。在四川，他直接介入和领导了西南边境对吐蕃的斗争。分析宏观的政治问题，充当高级智囊，高适确有他的一套，而处理具体的军政事务则非其所长，这就是《旧唐书》本传说的“言过其术”。强烈的人道主义思想让他更多地顾及弱势群体的当下利益，而对于国家长远利益的思考有时则不免会受到干扰。
高适自知不善于做具体工作，要求调回中枢，遂入朝为刑部侍郎，转散骑常侍，进封渤海县侯，唐代诗人中担任高官并且封侯的，似乎只有高适一人。可惜他回长安不久就在永泰元年(765)正月去世了。赠礼部尚书，谥曰“忠”。
岑参祖籍南阳(在今河南)，出生于江陵(今湖北荆州)，新旧《唐书》皆无传，而他的家族背景却要比高适显赫得多。在并不算远的先辈中，岑家先后出过三位宰相，除了曾祖父岑文本以外，其伯祖父、堂伯父两代宰相都在残酷的宫廷斗争中栽掉了；岑参的父亲虽然当过两任刺史，但死得过早，所以到他这一代，家族的中衰之势已十分明显了。岑参背着一个沉重的家族包袱，非常热衷于重振家声，光大门楣，在他的作品中感慨家世、希望升迁的调子唱得很高；这同高适那种热爱自由、张扬个性的格调颇有差异。
岑参于天宝三载(744)进士及第，出仕为右内率府兵曹参军。这样冷冰冰的闲散微官同他的人生设计相去太远了，不久他就弃官出走，到边疆去寻求远大的发展：他把家属留在长安郊区的家园里。
岑参先后两次出塞，前一次在天宝八载(749)，他抛弃无聊的小京官，跑到老远的安西四镇节度使(驻龟兹，即今新疆库车)高仙芝幕府去，呆了近两年；第二次在天宝十三载(754)再次出塞，到北庭节度使(驻庭州，在今新疆吉木萨尔之北)封常清幕府去，呆了将近三年。岑参走得比高适要远得多了。他那些优秀的边塞诗主要是他后一次远赴天山北路时创作的，
岑参第一次出塞时，官职比较卑微，又不大适应边疆地区的气候和生活，此时创作的诗中虽然也生动地描写了前所未见的自然景观。同时也多有思乡之泪，佳作不算多。第二次就不同了，封常清将军先前曾与岑参一起在高仙芝幕府任职，其人文武全才，升迁很快，对老同事相当礼遇；岑参本人的官职遂颇有升迁，此时他不但已能适应边疆的生活，且情绪相当高涨。其时北庭辖区内形势稳定，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战事，却不断取得某些对于外族小小的胜利，于是岑参不仅情绪高昂，而且得以在比较宽松的环境中饱览天山南北的大好风光，写出了更多极富特色的边塞诗，其中充满了奇异的景色和浪漫的豪情，《走马川行》等一批佳作成了“盛唐气象”的著名代表作。
安史之乱爆发后，封常清被调回去保卫长安，他没有带军队，回到内地后临时招募了一些新兵，这样的乌合之众自然不堪一战，兵败后封将军作为一只替罪羊被玄宗诛杀。失去依附的岑参不久也回到内地，因老朋友杜甫等人的推荐，得以进入尚在流动之中的肃宗朝廷，担任一名谏官、等到肃宗回到长安、局势稍稍稳定之后，太喜欢提意见说真话的岑参很快被外放为虢州长史。他先前设想过的在边疆或朝廷建功立业、实现人生理想并获取高位的金光大道是走不 通了，不禁大为失望，常常在诗里提到打算归隐，但这不过是发牢骚的意思，岑参是不可能归隐的，只不过觉得当一个州郡佐吏实在无聊之极罢了。
后来岑参被调回朝廷，多历沉浮，最后当过几任郎官；永泰元年(765)出为嘉州刺史，由于当时蜀中发生了崔旰之乱，一时无法到任，于是就在朝廷派往蜀中解决问题的杜鸿渐将军幕府中呆了不少时间，杜鸿渐位高而无能，岑参在这里没有做成任何事情；稍后他到嘉州就任，期满后没有得到新的任命，想回长安家园又回不去，悬在半空中备受煎熬，大历五年(770)初病逝于成都客舍，享年不到六十岁。
岑参重振家声的目标没有实现，在诗歌创作方面则取得很高的成就，陆游甚至说他是“太白、子美之后，一人而已”(《渭南文集》卷二《跋岑嘉州诗集》)。这在他是不幸还是幸运?
高、岑以边塞诗著称而且齐名，但他们两位颇有异同。
相同的是，高适、岑参二人都亲自到过边疆，有着丰富的见闻和深厚的生活积累，遂与过去那些仅凭想象写边塞诗的人完全不可同曰而语。
在东晋南朝的诗坛上，也曾有人写过边塞诗一类的作品，那时南方的汉族政权举行过几次北伐战争，取得过若干胜利，也吃过若干败仗，舆论上总是常常会谈到收复中原这一话题，诗人们自然不肯放过这样激动人心的题材，试略举两首来看：
羽檄起边庭，烽火入咸阳。征骑屯广武，分兵救朔方。
严秋筋竿劲，虏阵精且强。天于按剑怒，使者遥相望。
雁行缘石径，鱼贯度飞梁。箫鼓流汉思，旌甲被胡霜。
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马毛缩如猬，角弓不可张。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殇。
――鲍照《代出自蓟北门行》
关山三五月，客子忆秦川。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
星旗映疏勒，云阵上祁连。战气今如此，从军复几年?
一一徐陵《关山月》
这些作品看上去很美，其实缺乏坚实的生活基础，只是发挥乐府旧题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已，例如《出自蓟北门行》一向是要“言燕、蓟风物及突骑勇悍之状”(《乐府诗集》卷六一引《乐府解题》)的，鲍照一生未尝到过燕、蓟，写这样的题材只能就传统加以敷衍，尽管他具有很高的才华，作品比较概念化一般化仍然是免不了的。《关山月》的传统主题是“伤离别”(《乐府诗集》卷二三引《乐府解题》)，所以徐陵这一首的着力点就落在“思妇高楼上，当窗应未眠”这两句上，其他全是陪衬；徐陵虽然出使过北方，但走得并不远，秦川、疏勒、祁连等地对他来说只是书本上的概念，是几个没有什么感性内容的边塞符号而已。
与这些纸上谈兵的老前辈不同，高适和岑参亲自到过边防前哨，他们写东北、西北边塞的生活、战斗、矛盾和风光，都有就近的观察，切身的体会；其作品同过去那些只凭想象的篇什相比，意味和深度都完全不同。像高适的《塞上》、《营州歌》、岑参的《火山云歌》、《轮台歌》等等，没有亲临其地的人是根本写不出来的。
殷�评诗人崔颢(与高适、岑参大体同时而年辈略高)云：“晚节忽变常体，风骨凛然，一窥塞垣，说尽戎旅。”(《河岳英灵集》卷中)崔颢的边塞生活经历远不如高、岑那样丰富深入，已能取得不俗的成绩，此事颇可深长思之。包括崔颢以及王之涣、王翰、王昌龄等在内的盛唐边塞诗人，全都到过边塞，而以高适、岑参二人呆得最久，诗也写得最多。
高、岑的共同点还在于，他们都有高昂的爱国热情，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对于人生的信心。试看他们热烈的诗句：
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不顾勋。
――高适《燕歌行》
自逐定远侯。亦著短后衣。近来能走马，不弱并州儿。
――岑参《北庭西郊候封大夫受降回军献上》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
――高适《塞下曲》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一岑参《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高适和岑参都是中国国力最强大的盛唐时代的诗人，又都持积极入世的态度，有些相同之处是十分自然的。
高、岑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写诗都十分真率自然，不屑在锻句炼字中讨生活。宋人刘克庄说：“高适、岑参，开元天宝以后大诗人，与杜公相颉颃，歌行皆流出肺肝，无斧凿痕……其近体亦高简清拔。……郊、岛辈旬锻月炼者，参谈笑得之。词语壮浪，意象开阔。”(《后村诗话》后集卷二)苦吟当然也有它的妙处，但写起来费神，读起来吃力，在盛唐时代的豪迈之士看来，大约一定不如痛痛快快有话直说为好。
但高、岑边塞诗的内容取向和作品风格也很有些不同，前人早已注意及此，明人王世贞说：“高、岑一时不易上下，岑气骨不如达夫遒上，而婉转过之。”(《艺苑卮言》卷四)清人王士祯说：“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师友诗传续录》)如此等等。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高适的边塞诗写景无多，他习惯于采用夹叙夹议的手法，对观察所及的现象和问题发表意见，时时流露出政治家的风采。他对当下政治、军事、社会的得失看得比较清楚，对底层的民众和士兵怀有深厚的同情，一再见之于诗篇。过强而直露的理性往往容易使诗味受到损伤，幸而这样的情形不多，高适善于融理于情，其风格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质朴雄浑，悲壮慷慨。
岑参最看重的是自家的“世业”和个人的前途，他对民间疾苦一向不甚关心，更没有什么“王霸大略”。相对于高适的严肃深刻而言，他相当潇洒风雅。如果说高适是诗人兼政治家，那么岑参则只是一位诗人。岑参诗一向以写景为多，“语奇体峻，意亦生奇”(《河岳英灵集》卷上)，他风格也可以用八个字宋概括：壮丽峭拔，奇特新颖。
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五引《吟谱》云：“高适诗尚质主理，岑参诗尚巧主景。”这样的比较论可谓知言。
换一个角度看，高适师法汉魏，尤尊建安，杜甫称颂他“方驾曹(植)刘(桢)不啻过”(《奉寄高常侍》)；而岑参则更多地接受六朝的文学遗产，“时议拟公于吴均、何逊”(杜确《岑嘉州诗集序》)；杜甫称颂为“谢跳每篇堪讽诵”(《寄岑嘉州》)――谢跳、吴均、何逊都是齐梁时代的诗人，而且以写景著称。既然高、岑对过去的遗产有着不同的师法取向，那么岑诗气骨略逊而以婉缛见长，就是很自然很可以理解的了。
高、岑两位诸体兼擅，但亦各有专长，高适长于五、七言古风，五古占了他作品的一半，名篇则多出于七古，例如《燕歌行》、《邯郸少年行》、《封丘县》、《人日寄杜二拾遗》；岑参最长于七言歌行，他第二次出塞时写的那些描写天山南北风光风情的名篇，如《轮台歌》、《走马川行》、《白雪歌》、《热海行》等等，大抵用这种形式，其章法和用韵都大有讲究，形成所谓“岑嘉州体”(严羽《沧浪诗话，诗体》)。
高适和岑参也都能作近体诗，高适的五、七言绝句和岑参的七律、七绝都有脍炙人口传诵很广的名篇。只有诸体兼擅才能成为大家，当然这并不妨碍诗人们各各有其特长。
值得注意的是，高、岑虽然一向以边塞诗出名，其实这一方面的作品在他们的集子里只占少数。岑参的边塞诗是最多的，现存七十来篇，也只占他全部作品的五分之一弱：高适的边塞诗还达不到这样的比例。他们两位的诗作涉及到广泛的题材，诸如山水、时政、赠答、送别、行旅、登临、怀古等等，无不毕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