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5年前中央提出和谐之意，决意与“唯GDP论”说再见；当我国的经济一路超越，只剩美国，十七届五中全会把民生提到了“十二五规划”的首位。挥别GDP崇拜，把幸福送到大家的家门口，有了全新的开始。
这是因为环境已经巨变。欧美带来的危机不但打击了我们长期信赖的出口导向战略，也打破了西方的某些发展模式，新兴科技转型中中国面临新的压力，资源环境的制约前所未有，消费的拉动长期乏力，外贸失衡引来负担，国民收入的步伐总赶不上GDP的速度，大部分人的消费能力不足，贫富差距逼近0.5，危及社会。
所以，在中央的文件中，“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保障和改善民生”成为了 “十二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社会建设明显加强”被定为今后五年的主要目标；“开展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准备调整居民收入分配，进而拉动国内居民消费，缓解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成为“十二五”规划中的具体方略。当整个国家从关注GDP增长转向真正关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意识到，这次的“十二五”，真的史无前例。
嗅觉敏锐的外媒注意到，“让人民幸福”成为了今年“两会”的主题。继科学发展、和谐社会之后，“幸福中国”承载了人们对于未来中国提升发展质量、规避发展陷阱的深深期许。
全国“两会”开幕前四天，温家宝总理与网友在线交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幸福的标准是什么?”“让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温总理将幸福归纳为“四心”，而此前一年他强调的是民众的“尊严”。
这一次，我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幸福不仅仅是梦想，幸福真的来敲门了。
幸福不是GDP
过去40年，经济学家一直对一个悖论迷惑不解。这个悖论使人们对GDP作为全球国家主要成功指标的角色产生了质疑。
调查显示：在1946年――2004年的将近60年间，美国人的平均幸福指数几乎没有大的波动；日本则更加典型，从1958年到1991年，日本的人均收入翻了两番还多，但其平均幸福水平却仍然维持在1958年的水平。
我国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形，根据盖洛普公司自1994年开始在中国进行的消费者调查，在1994年――2004年的10年间，中国消费者的总体满意度先升后降，与GDP的增长变化并不同步。
这就是所谓的“幸福悖论”现象，这个悖论就是，富国国民似乎并不比穷国国民更幸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学家伊斯特林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证明人均GDP与国民申报的幸福水平有关系。它引起了人们对经济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反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GDP只能衡量一国商品和服务的价值，而人们对于富足的感受，还有很多因素是GDP无法衡量的，例如福利、健康、婚姻、生活环境、安全、教育与休闲等。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开始寻找能够衡量幸福的经济指标。2009年9月14日，由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领头的委员会，提出了厚达292页的报告，呼吁各国放弃GDP崇拜，建设真正的幸福社会。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P・萨缪尔森提出了幸福公式：幸福=效用/欲望。一方面中国人的幸福预期被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抬高，也随着政府的承诺而提升，分母不断加大；另一方面，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积累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的效用不可能无止境地增加，总会有一个边界。
因此，幸福感以民生为基础，但不应止步于民生。
幸福感应更重视主观层面，因为幸福、尊严等精神层面的东西，需要每个人发自内心的去体会、感受。因此，在一些专家、学者的眼中，“幸福”的外延中就包括经济生活质量、政治生活质量、文化生活质量、社会生活质量、生存环境质量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寻求突破，是提升幸福感的应有之意。
那么，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第一，收入与幸福的关系并不是绝对的正相关，而是呈倒U形曲线。也就是说，存在一个临界收入水平，在达到临界值以前，收入增长对提高幸福水平有重要作用，而一旦达到或超过这个临界值，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于提高幸福水平或无效或效果很小，甚至有反作用。
第二，经济因素虽然是影响幸福的重要因素，但并不是惟一因素，如果过分关注经济因素，以至于忽略甚至牺牲了其它许多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比如亲情、友情、健康、环境等等，是大大有损人的整体幸福感的。
第三，相对收入水平比绝对收入水平更能影响人的幸福感。因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常有一种心理倾向，就是把自己的收入跟他人相比较，比较的结果能够反映出个人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这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的幸福水平。
西方开启幸福指数
终结GDP崇拜后，各国都把幸福的目光投向了“幸福指数”。所谓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去测量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
2010年，“盖洛普世界民意调查”发布世界最新幸福指数报告。他们在2005至2009年间，访问了来自155个国家及地区的数千名受访者，让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满意程度，以1至10评分，从而得出幸福指数。指数高的人属“生活如意者”，其它则为“处身逆境者”及“饱受折磨者”。
研究人员根据各国“生活如意者”所占百分比得出排名。此外，受访者又被问及之前一日的幸福程度，如是否休息足够、受尊重、远离病痛及是否有益智消遣等，得出“每日体验”幸福指数。以丹麦为首的北欧国家，在“全球最幸福的国家和地区”中占头5位，中国大陆位列125。前5个幸福地依次为丹麦、芬兰、挪威、瑞典和荷兰，盖洛普指出这些国家的国民基本需要得到较大满足，所以比较幸福。
盖洛普又指，国民收入虽和幸福有密切关连，但心理和社交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也是幸福关键，这正好从“每日体验”幸福指数得到反映。例如哥斯达黎加虽然国民收入不高，但在调查中排名第6，正是因为社交网络紧密，国民常常感到幸福。该国的“每日体验”幸福指数为8.1，比丹麦还要高。
今年1月17日，在西半球的德国，一个名为“经济增长、幸福和生活质量”研究委员会的机构宣布成立，这个由德国联邦议会成立的委员会将在未来两年半的时间内研讨是否把教育、环境、生活品质等更多人性化指标融入到现有的经济发展情况统计当中。委员会有17名正式成员，来自议会的各个党派，此外还有17名相关各领域的专家协助配合此项研究。委员会的目标是找到一个仍以GDP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修改和完善的新统计指标。德国有分析人士指出，根据新统计办法的目标，德国未来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时，GDP这个传统的经济定量标准还将继续使用。不同之处在于，新办法将同时引入在环境、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统计指标。
德国不是西方发达国家中首先提出要将国民“幸福指数”引入社会经济发展考核指标的国家，却是迄今为止提出了最具体的研究方案并给出明确时间表的国家。在此之前，法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已经开始了相关研究。
早在2008年初，法国总统萨科齐就邀请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领衔一个专家委员会，设计将“幸福指数”引入衡量法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统计方法。2009年年底，该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出将物质条件（收入、消费和财富）、健康、教育、职业、政治参与度、社会关系、环境以及经济和人身安全性作为衡量幸福的指标。
英国《卫报》2010年11月15日的一篇报道称，英国首相卡梅伦计划请国家统计局制定出衡量国民“总体幸福程度”的方法，以评估英国居民心理上和身体上的幸福感，卡梅伦政府打算把依据新方法得出的评估指数置于未来决策过程的核心地位。该报道还称，加拿大、美国和日本等也已着手调查引入“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案的可行性。
“不丹模式”影响全球
坐落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面积只有不到5万平方公里，人口不到80万。不过，凭借上世纪70年代独创的“不丹模式”，不丹日益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关注对象。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丹模式”更让西方侧目。
2008年11月，在西方世界陷于金融海啸的浪涛中难以自拔时，几十位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官员来到不丹，试图从“另类的不丹模式”中找出如何避免危机和走出危机的答案。
内陆山国不丹虽然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经济也不那么发达，但是国民幸福指数之高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不丹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幸福指数”引入社会经济发展统计的国家。说起来，不丹从1972年起就放弃了国内生产总值等传统统计办法，开始用“国民幸福指数”来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不丹人认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应该是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也就是gross national happiness，而不是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不丹把国民幸福指数具体化为四大支柱：社会经济均衡发展，保护自然环境，保护传统文化，实行善治良政。
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为了追求公平发展，不丹全民提供免费医疗福利和教育福利；为了保护环境，它不进行急功近利的开发，并对入境游客的人数有严格限制。近几年人数上限在逐渐提高，但最新的规定依然相当严格：每年不超过2.8万人。
英国学者怀特根据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数据得出的幸福指数中，不丹排名第8，而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人均GDP很高的国家却都排在不丹之后。
世界银行主管南亚地区的副总裁、日本人西水美惠子曾对不丹的创举做出评价：“我长期从事经济发展工作，对由于富裕带来的社会性疾病总感到痛心。这样的问题并不只存在于日本。但是我们决不能悲观。因为世界上存在着惟一一个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作为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之源并取得成功的国家，这就是不丹。该国所倡导的‘国民幸福总值’远远比国民生产总值重要得多。”
我们为什么觉得不幸福
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这30年的发展中从物质角度讲，是奠定了基础，得到了提高。那中国人现在到底幸不幸福？这就相对比较复杂了，原因是：幸福感是心理感受，主观感受，是对物质条件、物质生活环境、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人的主观感受从哪儿来？从两个地方获得，一个纵向一个横向。所谓纵向，就是幸福感的比较，是跟历史来比较，是跟你的过去来比较获得的。你不经历这种变化，你就不知道今天你的幸福。所以我们的幸福感怎么比较？跟过去比较，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横向比较，跟他人比较，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中国社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分化很厉害，以前的时代有一个特点，大多数老百姓之间，工人和工人之间，农民和农民之间，过得都差不多，当然工人条件比农民好些，但差异也不大，互相之间被剥夺的感觉就不强烈。
但是今天的区别在哪里？且不说富豪，就拿有的行业的垄断问题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分化来说，同样是一线工人，垄断行业的工人拿的钱就比普通行业多很多。虽然客观讲我们的工资比以前多了，但是跟别人比心理就不平衡了。
在社会学上有一个词，叫参照群体。按照参照群体的理论，人们的剥夺和满足都是相对的，换句话说，一个人的幸福和不幸福，我们实际不是对那个绝对数(比如你的工资数目)产生高兴和不高兴，而我们是对那个相对数和别人比较后产生的高兴和不高兴。
改革开放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增长了，人民也从这个增长中获得了利益。人们在获得利益的时候，有了判断公平与否的想法。公平不公平不是因为人们付出的多寡、贡献的大小而决定的，而是因为你手中的权利和你所在的位置就决定你拿得比别人多，拿得少的就会觉得不公平，感觉到不公平，这样幸福感马上就打了折扣，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以来为什么我们现在讲幸福感低了？主要原因就是我们跟别人比较觉得我们还没到位，而且所有的人都觉得没到位。穷人跟中产阶层比，他觉得没到位，中产阶层跟大老板比他觉得不到位，那些大老板虽然钱很多，但整天处在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压力下，他也觉得没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就导致了中国人，一方面GDP在增长，但另外一方面GDP的增长，并没有相应地带来幸福感的增长。当人们吃不饱的时候根本就不会想幸福这件事，但是现在吃饱了就来想这件事了，但是可能你越想就越不幸福，因为你对这个东西的挑剔度上升了。影响我们幸福感的最大的原因，是因为社会的不公平让我们产生相对的剥夺感，而且全民中有很多人有相对的剥夺感。
第二点，幸福感缺失跟社会变化太快有关系。即使我们很公平，那我们是不是幸福感就跟GDP成正比了呢？也不一定。在社会变化速度很快时，容易把人们的期望值拉高。如果一个改变是发生在30年中间，你从30平方米住到100平方米，和一个改变发生在10年中间，你从30平方住到100平方米，在哪种情况下，你对住200平方米的期望更大？当然是短时间的。同样我们对工资期许也是一样的。当变迁的速度快时，会把我们的欲望变大。欲望变大，我们的满足感就会降低。这一点不仅仅是中国，只要是发展变化快的社会，人们都不容易感受到幸福。
中国人幸福感何时增长
中国人的幸福感什么时候能增长？对应以上说法：一、中国社会变得更加公平，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更加减少，会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二、随着中国社会变迁速度的放缓，人们静下来感受现有的生活成就的可能性提高，人们对幸福感的品味性会增加。
我们的幸福实际上就如人们讲的知足者常乐，知足很重要，但是今天两点使我们没法儿知足，一是别人比我们有钱，甚至多得多，你让我知足，一不可能，二不公平，所以现在老百姓觉得的不公平就在这儿。怎么样知足？首先要这个社会相对的更为公平，公平没有绝对的，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智力、机遇、努力程度、遗传和继承的差异，就导致人和人不可能完全一样，公平是相对的，这是第―条。
第二条，怎么做到知足，当社会变迁相对稳定时，当我们的GDP的总量越来越大的时候，速度会相对放缓，另外当我们对GDP的看重越来越小的时候，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应该越来越注重人们的幸福的时候，不再把GDP作为首要考量的时候，我们考虑到更多的环境资源的保护的时候，GDP可能就会放缓，国家在战略上也有所调整。到了这时候，人们就会静下来，这时候幸福感就会增强，人们会对自己现在得到的东西更多地怀有肯定，对自己过去的奋斗更多地加以肯定，并且把社会心态调整过来，让人们意识到，不是只有收入才是幸福的来源，当这些因素都综合做到了，我想我们的幸福感就会比现在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