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粪站旁边，开着一家弄堂理发店，没有红、白、蓝三色转筒，也没有招牌。一扇用白铁管焊接而成的铁门虚掩着，小屋里氤氲的热气正往外蒸腾，乍一看，还以为时光倒转，回到了老虎灶时代。她路过的时候，刚巧老板娘端着一脸盆水往外泼，她急忙一闪身，差点折断了两只高跟凉鞋的细跟。老板娘也不觉得，更不朝她被打湿的、趾甲涂得红红的脚趾头看，只一味盯着她的脸，啊哟一声：“你看上去介年轻！跟当年在我店里做脸时没多大差异。”说这话的时候，老板娘一张粉脸笑嘻嘻的，挤出的笑纹跟两道画出来的黑眉毛打起架来，额头上面用发胶黏牢的圈圈像小鸟儿那样一跳一跳的。
她受了恭维，勉强一笑，说：“侬腾（取笑）我。”
她不能说出来，其实她已经出三万块拉过一次皮，脸上的皮已经有点僵了，每个月还注射进口肉毒素……
稍稍敷衍了几句，她“笃笃笃”地快步走到小弄堂的中间地带，心里一阵懊恼，虽然不敢低头看自己的两只脚，她感觉得到，自己走过的地方，想必是一长溜湿湿的鞋印了。
到了自家楼下，一阵“哗哗哗”的流水声接续着她对湿脚的想像。灶披间旁边，一只用砖头砌起来的水泥水斗的上面，自来水大龙头开了直冲，似乎代替着人的一双手，洗一只木脚盆里浸满的箬叶，噢，又裹粽子了。在她依稀的记忆中，往年的端午节前，她的母亲总是包许多粽子，换两部公交车，送给她的婆家之余，还叫她拿到单位送给领导的。有一回，她的母亲拿粽子敲开她领导办公室的门，送上粽子，连声恳求领导多多关照她。
自己裹粽子，花同样的钱，可以多吃几只。粽叶便宜，糯米也没几个钱，身怀裹粽子绝技的女人们，打点打点绿叶、糯米，文火煮上四个小时，不费多少钱，就整成一件上门礼物了。这里人过日子的算盘真精啊。
水门汀上铺着一块木板，上面堆着洗好的粽叶，她一眼认出这是楼下老阿娘家的。以前每到夜里，各家各户拿出一块来搭在弄堂里吃饭。吃得不好，拳脚相加，第二天就没事了。她家孤儿寡母的，打架打不过人家，所以她养成了卑微的外表。谦卑是生活教会她的。
这条小弄堂被淹没在周围林立的高楼当中了，许多老邻居还住在这里。从这里走出去似乎非常难。就是那份难让母亲央求她的领导照顾她的。好久没来了，几乎找不到自家后门，忽听有人在唤她的小名，在“哗哗哗”流水的水斗旁边，一张眼珠灰白的老脸在冲着她笑呢。
“我老早看见侬进弄堂来了。”老阿娘坐在一把竹椅子里，傍着灶披间的门，背靠木门的铰链，瞳孔泛起灰白色，精神依旧矍铄，穿一件老式棉布方领头衬衫，浅蓝色小碎花，扣上了头颈下面第一粒扣子，肩膀两边和胸部两侧各打了一个褶。她也许已经忘记自己多少岁数了，岁月增寿，只有让她活下去的意思。两只手骨节粗大，长长的手指，干净的手腕伸出衬衣的两只袖子，手上的皮肤照样有弹性，宛如一个弄堂精灵。
“哦，对不起，我没看见你，我看看前面有什么。”她急忙掩饰，既不显得她失礼，存心不理睬她，又不让老阿娘觉得她迷了路。
“弄堂里哪里来的闹猛。”老阿娘的语气，好像在纠正一个小孙辈。
老阿娘静静地坐着，疏落的阳光穿过晾衣竹竿上的衣裳的缝隙洒下来。石库门两边高墙顶上长出野草，是她唯一看得到的绿。两只脚探出灰布中式裤的裤管，一双圆口布鞋里，有一双天足。
她在一只小矮凳上落了座，赤了两只肉脚，搁在鞋面上，伸得长长的，乘机舒展穿高跟凉鞋的疲累。涂得红红的十只脚趾甲竖起来，正好让老阿娘看得见。老阿娘的两只眼睛照样望着弄堂口，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她裸脚上的十点红趾甲。
老太太不注意她的漂亮，她倒也没有觉得太大的委屈。好久不见了，她对这个弄堂的活古董好奇起来，趁着寒暄，她问了一句：“阿娘今年高寿啊？”
老阿娘微微一笑：“我不记得了。”
“阿娘今年九十六岁了。”水斗边转出老阿娘的媳妇，胖胖的，穿一件蓝色横条子的短袖汗衫，有点包。她答着话，头也不抬起来看女邻居，只顾把一双肉手探进木脚盆，给浸在水里的箬叶翻了个身。
“哇！高寿呀。”
老阿娘听着这话，就跟没听见那样，脸上依旧带着先前的微笑。
面对一个高龄妇女，她流露出小女孩一样的神情，用食指和拇指捻起头颈里鸡心坠子的镀银项链，说：“阿娘，我这条项链从泰国买来的，花了六千块人民币呢！”
“哟，嘎好看。”老阿娘柔和的眼神转向她的颈项，瞥了一眼，照样带着微笑。
老阿娘戴的那条廉价的小珍珠项链当然不在她眼里，尼龙细线串起来的，很小又不规则的珍珠。二十年前，刚刚时兴珍珠时，她也有过几串，现在给洋娃娃戴都不值。
“你姆妈好吗？”老阿娘开口问，语气客气异常，也许是冲着她的丈夫。当年，她嫁入一家有着打蜡地板、落地钢窗的人家，弄堂里人一直讲了好几个月，虽然从来不知道她家位于上海的哪一只角，但对用金条押来的钢窗蜡地房子总有一种神秘感、敬畏感。
“伊在养老院里。”
“哦。”老太太微微蹙眉，皱纹堆里的眼珠子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怪异，很快又换上一副笑容，“叫她来住，跟我说说话。”
“养老院蛮好的，还有老人说说话。”她没有错过老阿娘的诡异表情。
“我说，到此地来，跟我说话。”老阿娘的语气里近乎执拗。
“我家住得高，不方便呢。”她总算找到一个不来的理由。
老阿娘抬起头，朝木板厢房的格子窗，还有那个晒台小屋望一眼：“是啊，我住楼下，为了进出方便。”老阿娘好像一心要对人说这话，只是没有逮着机会。
老阿娘的媳妇是个闷葫芦，头发烫过，直了一半。倒是乌黑的。
“咦，你头发真好。”她想听听媳妇说头发染黑的，就跟她自己那样。可是，媳妇只微微一笑。
她抬头望见破败的石库门房子雕花的门楣，恍如置身于某一个旅游景点，不觉暗暗欣赏。从小到大都忙于生存的那点事情，竟然没有注意身边的文物了。
电线上挂满了睡衣、睡裤，男人的汗衫马甲，女人的三角裤，胸罩多用海绵的，也有几只古今牌子的布罩混迹其间，暗暗炫示着主人长得不瘪。洗好的夏天衣服在脚盆里，放在地上，媳妇举起长长的丫叉头，把一只只衣架挂上电线。 刚刚挂好最后一条洗干净的湿短裤。
电线旁边那个方格子窗下的阳台上，木板鸽子笼的油毛毡门突然打开，扑棱棱飞出一群鸽子，原本狭窄的天空突然灰暗下来，无数的灰纷纷而下，扑得人眼睛也睁不开，她慌忙退进灶披间，连连咳了几声。
媳妇好像什么都不觉得，似乎也习惯了。她收起丫叉头，回到灶披间，“啪”地一下，泼光脚盆里的水，坐进一只电饭煲的内胆，里面满满的，净是湿漉漉的淘洗过的糯米。
台式煤气灶有两只灶头，左边那只上炖着高压锅，煮着一锅粽子。右边那眼灶头上，铁锅刚炒出一盘蕹菜，锅底向空中散出油烟气。黑色油腻的木头盖子翻过来放在充当灶头的破旧写字台上，
自来水大龙头冲的那些箬叶也已收拢在脚盆里了。媳妇在糯米面前岔开腿坐定，拿三张绿色长条的箬叶错开叠成一张宽叶子，照着自己小肚子的方向卷成一个空心圆锥体，左手握着，右手拿一个瓷调羹往电饭煲里舀米，眼看白米装满了左手虎口里的那个绿叶锥体，媳妇放下调羹，右手轻轻拍打，高出的白米一点点地沉下去，和锥口齐平。说时迟那时快，媳妇撩起圆锥口剩余的箬叶兜头盖过去，左手像捏泥人似的摊平食指、中指架起这只未成型的粽子，拇指、无名指加小指相向地把粽子挤压扁了，让手里的粽子从一个正圆椎体变成一个直角三角形椭圆锥体。这时候，刚刚被兜过来的粽叶缓缓地从右侧绕过锥心，再从左侧绕上来，经过正前方的斜面绕到贴近媳妇肚子的位置，压在左手大拇指底下。再用右手拿起第四张箬叶，从锥心出发来个大抄底，第一折在三角的直角位置，第二折经三角的锐角向左前方绕过三角椭圆锥体的锥角，翻上三角椭圆锥体的斜面，逆时针绕一圈，给三角粽子竖起的直角边打一道“箍”之后，绕到粽子的右侧，拈起一枚打包针，就像古代美人梳起云鬓之后横插一根簪那样，从右往左刺进粽叶，穿过里面饱饱的米，再从左侧的粽叶里穿出。之后，拿起“打箍”剩下的粽叶的梢梢头，像做针线那样，穿进打包针的针眼，把打包针从右往左一拉，打包针稳稳地把粽叶的梢梢头引到粽子的左侧。
“啊哟，多么玲珑的一只小脚粽啊。”老阿娘看着粽子的成型，坐在她的竹椅子里面啧啧有声。
诚如老阿娘赞叹的那样，一只结结实实，形似三寸金莲的粽子，不用一根绳子，单凭那道用箬叶梢梢头打的“箍”就成型了。
“我看它还像一个古装女子用簪子梳成的发髻。”媳妇说。
老阿娘的脸上漾起笑意，微微抬起青筋突暴的手掌，在膝盖上几乎打出了拍子。
箬叶不够了。媳妇站起身，打开旧冰箱油漆斑驳的盖子，取出一捆变花了的箬叶。
“霉了。”
“没办法，小菜场粽叶三块五一斤，水里浸烂了。开水烫不起，又不好包。”媳妇说着，丢开一张叶进垃圾畚箕。这让住惯公寓的女邻居不习惯。敞开的垃圾畚箕，不是故意引苍蝇、蟑螂、老鼠吗？
油腻破败的灶披间，古董似的碗橱架在圆桌上面。她的领导喜欢古董，可她不方便问，免得人家起了疑心，以为她要大赚一把。老房子的人贪，不好惹，省了这份心吧。虽这么说，她还是朝古董碗柜一连看了几眼。
属于她家的八仙桌上堆满了老太家的什物。“不好意思……”老阿娘媳妇绷紧的脸上这才挤出一丝微笑。她假装没有听到。她家的煤气灶蒙上一层灰尘。老阿娘家的煤气灶台式的，不像她家公寓楼里面是嵌入式的，有点令她不屑。她想：“这个地方，应该用乡下人的大灶头才合适些。”她模糊地记得自己曾在这个灶披间烧泡饭，可那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了。
她坐在一把矮矮的竹椅子里，丈夫背靠八仙桌坐在长凳上。他们一路换坐地铁再两部公交车来的，也该歇会儿了。
陋巷周围林立着高楼。这里是都市内的一个村落。
“快动迁了？”之类的话，她没有问。都已经说得太乏了。口水说干了，耳朵磨起了茧子。
她虽没说，沉默寡言的媳妇这会儿倒是先开了口：“我就等动迁了。孙子的户口已经落到这里。一动迁，两个儿子就有房子了。不过，是郊区的。”她企盼的声音里多了些许遗憾。
媳妇给老太半只小脚肉粽当了午饭。媳妇请她婆婆吃饭说的话，是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婆婆坐在门口的椅子里吃着，说：“年纪大了，吃不多了。”
“你们沐浴怎么办？”她俨然一个来自成套公寓的人，语气里有点居高临下了。
媳妇一努嘴：“喏，那里的灶披间。”
“这里是灶披间。”她有些要纠正的意思。
“不是的，这里是厨房间。”媳妇的语义显得不容置疑。
眼看不能再说下去，再说下去就要吵相骂了。她识趣地站起身，准备上楼去她家的那个晒台小屋。她知道，媳妇要把他们所在的这个地方说得高档一点。有些人家的厨房是披出来的，就像披一件大衣，所以有把厨房间唤作灶披间的说法。可媳妇家的厨房，是正儿八经的房子，不能被叫做灶披间。
媳妇叫他们吃个小脚粽，她的丈夫连声说不饿，早饭吃得晚，推掉没有吃。她只笑笑，没有多说一个字。她知道，她的丈夫嫌这里腻腥，吃不下去。
她的丈夫在前，她依然跟随着那件格子衬衫，走进一条更加阴暗的甬道。左手边一扇敞开着的狭窄木门，大白天还亮着灯，她好奇地朝里瞥一眼，门边放着一张小床，铺着被褥，床脚固定着一台老式电视机。小床的旁边开着一扇小窗，从小窗望出去，正好是灶披间老式冰箱的背脊，散热的部位。“这就是后客堂了。”她想着，微微摇了摇头，马上掩鼻，不让吸进后客堂里散出的霉味，“老阿娘睡在里面，夜里跟厨房的老鼠、蟑螂做伴，和旧冰箱的背脊骨通气。”她油然升起一种悲哀。老阿娘当了一辈子理家务巧手，没有劳保。六个子女，都有房有车，每个月来看她一次，给她一点钱，媳妇照顾老阿娘了，就不给钱。她不明白的是，为啥到现在，老阿娘还睡在这么一个连狗都不愿意住的后客堂里？好像老阿娘是一样家什，老也老了，就让她自生自灭吧。这些，家长里短的，他们都知道。哟，人家的事情，去想它做什么？
直陡又黑暗的楼梯就在后客堂的后面。她走惯了的，走在前面的丈夫磕磕碰碰，她伸出两只手，扶着丈夫日益肥大的臀部，还不时地指点着，这里一格，上面还有一个，再上面，左转弯上了前楼的平台。 一道木珠帘，线绳串起一挂淡黄、咖啡色的木珠。木珠帘里面，是前楼，南北通的，整幢房子当中最好的房间。儿子结婚前，这里是老阿娘的卧房。
“来啦！”木帘子的缝里面闪过一个赤膊男人穿阿罗裤的影子，传出一个沙哑的声音。
透过木珠帘，看得见吃饭用的方桌子已经摆出，两双筷子，两只饭碗。儿子媳妇正准备吃饭。传来媳妇上楼的脚步声，伴随着木盘子和楼梯扶手的磕碰声，还有梅干菜烧肉的香味，炒蕹菜，还有米苋混蒜泥特有的香……
她听到丈夫的肚子里“咕咕咕”响了几下，便含笑说道：“我们等一歇去吃新雅大包。”
前楼房门旁边有一架狭窄的楼梯，又被纸板箱、筲箕、塑料面盆、废报纸等杂物占去一半的空间。他俩扁着身体，抓着扶手，吃力地一格格往上登，天似乎一点点亮了起来，他们好像行进在山洞里，登上去一步，就接近洞口似的。待走完楼梯，一步跨上去，他们到了晒台上，再向前一步，就对着那扇红漆斑驳的，从晒台上搭出来的，低矮的，比小窝棚多了层黑瓦片的小房子了。
这间小屋是她出生，长大，和母亲相依为命的家；这间在公房租用凭证上被列作“晒台搭建”的小房子有七个平方米的样子，占据了晒台三分之二的空间。
两只羊眼上下合起来，当中穿一把挂锁，丈夫打开锁，低下脑袋，钻进门框后，也没有站直身子，好像他已经习惯猫着腰那样。他的秃脑袋几乎碰着小屋斜披的天花板。
破旧木门的左边，一只生锈的铁盆架上坐着一只破旧的搪瓷面盆，面盆的口上现出犬牙似的黑底，面盆当中有一圈黄，她伸手去摸，毛糙糙的，不知是最后半盆洗脸水干涸后的痕迹，还是常年使用落下的水垢。脸盆架的上方，从左到右相距半米长的墙上钉着两只生锈的铁钉，串一根废电线，挂着条旧毛巾，硬硬的快要折断的样子。紧靠着墙，是一张塌了一半的四尺宽木床，占据了整个墙面，床上堆满了包袱，床底下横躺着一只高脚痰盂罐。木床的旁边，相对于脸盆架的位置，开着一扇小北窗，只有四个方格子，下面两格子被掏空后，嵌进一只窗式空调，三洋牌的。空调机底下的角落里，一只纸板箱上面铺一块三夹板，旁边一只小矮凳，这是她放学后做功课的“书桌”。“书桌”边一只方凳。没有饭桌，只有一块搁板，从墙上放下来，吃完饭再放回墙上。
“房子不错，也是坐北朝南的了。”丈夫打趣说。
她朝丈夫一瞪眼，没有说话。
她走到木床边，打开包袱的时候，腾起来的灰尘把她迷了眼，连连咳嗽着，嘴里好像塞进了一团烂棉絮一般。她蹙紧眉头，往喉咙里咽下一口唾沫，把包袱的四只角都解开，摊平的时候，破烂堆里滚出一卷碎布，蓝底小白花，还是用布票买来，母亲套裁成三四条平脚短裤，她去安徽插队时穿的。
回城之后一时吃闲饭。窗子外面是黑黑的瓦片，她曾无数次地坐在方凳上面遐思，都一样的人，为什么她没有别人所有的？落地钢窗、打蜡地板，她也要有啊！她要出人头地，这里简陋，太阳照不到她位于北晒台的家。后来，她找到光亮了，就在婆家。
包袱的底部露出另一捆边角衣料，红色小圆圈外，不对称地重合着深蓝色的小三角，这是她曾经的睡裤。
上只角。一条建于上世纪30年代，足以让两辆奔驰车交会而过的宽弄堂里，一栋连体二层洋房带花园的底层，打蜡地板，主卧室带凸出的钢窗，天花板很高。毗邻餐厅一扇门里藏着一个不带浴室的小卫生间，马桶上面的斜面，是楼上人家的楼梯。出门右侧那扇门，通独用的大卫生间，客厅里，有壁炉可生火。曾几何时，房子里多了一个叽哩喳拉、整天穿着睡裤满弄堂跑的小女人。那一天，她穿睡裤去买菜，正好给婆婆撞见，婆婆斜着眼睛瞧着她，用带着官气的普通话：“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上街去？”
她满不在乎地笑着答：“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婆婆怔住了，脸色铁青。
当天晚上，丈夫下班回家，当着婆婆的面，丝毫不理会她摆了一桌子的好饭好菜，叉开五根手指头，左右开弓劈手扇了她两记大手耳光。
抚摸着火辣辣发烫的面颊，噙着两行酸泪，没有办法，也不好赌气不吃饭。饭后，也不得不擦桌子、洗碗，擦干净灶头。收拾完厨房，她才找回属于自己的时光。她悄悄地推开灶头边的门，门外是一个一平方米的天井，头顶上有星星，时不时一架闪亮着红、绿信号灯的民航班机从头顶飞过……她要飞，要飞，要飞得很高，她发誓要做一个比丈夫、婆婆更高级的人。怎么做呢？就跟天上的飞机那样做。飞机里有外国人。她呢，在娘家晒台小屋的家里，趴在那个纸板箱上面的三夹板上，学过英语。第二天下班后，她不回家做饭，而是坐上26路电车，上夜校读英文去了。几个月后，她进了美国公司的商社，在弄堂的小姐妹面前，感觉和外国人在一起很高档的样子。可是，她老过不了试用期，常常三个月换一次商社。打字，英文通不过，她回到娘家的晒台小屋，哭了。又过了几个月，她用有限的英语吃上了公家饭。虽然在外企混事的本事欠缺点，但凡卑微听话，在公家那里捧到一个不错的饭碗也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她朝丈夫瞥了一眼，丈夫什么都没觉着，兀自摇晃着快要跌落的房门，内侧是纸板做的。不知是要扯掉它，还是寻思着换一扇新的。
“这个，借出去之前，要弄一弄。”他说。
男人催她赶快把晒台小屋出租了，现在物价高，每个月刨进千把块钱也好。
她说：“不急。我忙。我要弹钢琴、练声乐呢。”
退休前，她跟同事们出去为公家办事，总要进最好的茶楼品最香的茶，之后吃饭，唱歌，她争强要面子，总要拿出一副嗓子。她进社区业余大学进了声乐班……
“你不租？”丈夫有点急。
“我要去欧洲了。等回来再租出去吧。”她淡然地回答。
男人不说话啦。
“这可是你最后一次公费旅游。”过了好一会儿，男人扔掉烟头，这才找到这句话。丈夫的声调有点酸涩。
她拿起一件白色西装，做商社那会儿穿的。那时候的日子不错，光换兑换券也够吃香喝辣的。就算后来回到公家那里，她也干得不赖。除了写好听的话给领导看，她还管单位里女同事的各项事务。有些事情，还非得她去才搞得定。女人们给她面子，因为她谦卑，总不抢别人的风头。她生得不是太好看，也不难看，女人们总能从她身上找出若干缺点来突出自己的长处，所以和她相处还算不太委屈了自己。她办事有条理，又乖巧听话，这样的人，最适合领导调度。她貌似没什么心眼，却知道说人好话，别人才接受她。她模仿婆家大弄堂里说话做事的样子。她要被人看得起，要变得高档。 拿起第三块紫绛红的布，丈夫笑着说：“当年你妈妈给我家打扫卫生，就用这个颜色的揩布。”她听着这话，两颊一阵热。做揩布的是穿旧的方领衫，眼前的是裁剪下的边角料。
她淡淡地唔了一声。心想就算当年高攀了你家，谁知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转不由人。丈夫不活络。随着公爹的离世，丈夫的贵胄身份慢慢掉了价，家里头，光靠她拿来的兑换券换人民币的差价也够开销了。余钱攒起来，买热水器、添置电器，慢慢地，原来的弄堂房子结构好，却害白蚂蚁，他们卖掉使用权房买进产权房。换上高楼电梯房，把母亲接来一起住了。
她的今天，都是自己挣来的。
几年后，她的母亲做不动家务了，被他们塞进养老院。
她娘家的晒台小屋还没有动迁。现在，丈夫还想着她家的动迁款。
丈夫突然想起什么，有点讪讪地：“你妈在养老院打饭，跌一跤，屁股里打进一只钢钉。倒不如让她来这里住，跟老阿娘作伴。”
她轻声哼了一下。
这户人家和兵营脱不了干系。先时是阿公。后来又是儿子，进了兵营似的大学住读。等儿子大学一毕业，在他们夫妻买的另一套高层公寓里结了婚，母亲随即住进了兵营似的养老院，跟大学生一样每天自己去食堂打饭吃。
她坐在波音767的翅膀上了，她坐经济舱靠前面一点的座位。
飞机的三分之一座位被她的单位包掉的。
飞行高度一万两千米的时候，多数人睡得稀里哗啦了，她有点晕。松掉安全带站起身的时候，两只脚还飘飘的。她穿过后舱，到尾部的乘务室要一杯水，见有咸花生，没好意思说给全团，只说一个小组有十二个人，拿了十二袋。回来的时候，见领导大睁着双眼出神，趁机给了他两袋，把剩下的十袋揣在包里。
在贯穿意大利的欧洲之星火车上，她拿出过春节后剩下的肉枣、山芋干、瓜子、长生果，满满地堆了一小桌。领导走来了，打趣地说：“侬有本事把瓜子壳吐一地板。”众人大笑。她识趣地收起瓜子。领导又说：“别别，大家吃。”他带头抓一把瓜子嗑。她这才放下心来。车厢里顿时弥漫着酱油瓜仁的香味，大家把手指头吃得又甜又咸地直往衣襟上擦。
“出来两个星期，我旷课了。钢琴、声乐课都旷。”她隐约感到刚才自己出了一次小丑，连忙引出一个高雅的话题，好让自己在别人面前抬得起头来。她最爱唱电影《渴望》的插曲“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谁能与我同醉，相知年年岁岁”，可是，这里似乎没有发挥的机会。小她十岁的领导爱唱“亲爱的，你慢慢飞”，她暗暗地练好了这首歌，却从来没有机会和领导对唱过。领导老是单唱的。
她跟着众人转了一圈米兰杜莫主教堂，接着，拐进教堂边那个呈十字形有玻璃圆顶的埃曼纽尔二世十字走廊商业广场，在一家餐馆的门外落了座。团里有些陌生面孔。她对铁板的陌生面孔笑，说人家长得精神，期待从人家回答的话语里面探知人家的底细。被问的人面部没有反应，就像根本没有听到她说话那样。她被同事在桌子底下拉了拉衣襟，叫她住口，她也就住口了。吃饭的时候，消化有点问题，大家都看领导脸色。而领导看陌生人的脸色。从领导和陌生人的对话时恳求的语气中，她知道那些人是领导需要仰仗的机关人。
旅行团跑到一个多数人不懂英语的国家。她站在那个著名的广场上，茫然四顾，哟，那里有一幢中世纪大楼在维修啊，脚手架外面罩上了一圈画，画上是那栋建筑原来的样子，不小心看，还真能乱真呢！人家讲究美，哪里像我们这边似的，把难看的脚手架晾在外面。除了建筑好看，人也好看。她喜爱极了小孩子的金发碧眼。她正这么想着，只见右前方走来两个小孩，矮个的小手被一个中年女人牵在手里。她欣喜地一步上前，张开嘴，才说出久已生疏的几个英文字，谁料想那个中年外国女人把头一昂，胳膊肘照着她一甩，拉着两个孩子就走，就像甩掉一个讨饭的吉普赛人那样。她退了下来，眼睛朝周围睃着，唯恐被举着相机，三三俩俩落在各处的同事们看见。
她不气馁，心里在想，若能让领导和这些黄头发、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小孩子们合影，那该多好啊！她用目光搜寻着，呀！有了，前方教堂的石柱底下，三个没有大人带着的，约莫十来岁的一个金发男孩，两个梳着马尾辫、咧开缺门牙嘴傻笑的女孩！她情急生智，从包里取出三小袋飞机上拿的花生米，面带可人的微笑，朝那三个孩子晃了晃，走近他们的同时，她笑着举起手，唤来了领导，同时，麻利地把自己的手机递给一个在近旁的同事。“咔嚓”一下，她手机的彩屏上出现了一张灿烂微笑的照片，她、领导，站在他们前面的三个小孩歪着头傻笑着，每个小孩手里一包黄颜色包装的航空公司咸干花生米。
尝到这一次甜头，她欲罢不能了，不失时机，挖空心思找不认识的外国人合影，也不管对方是谁。可是她的手机突然失去了颜色，急得她双脚跳。她还是小有收获，预备把跟外国人的合影照片放大，配上镜框，挂在客厅里，压死丈夫。
旅行团游到了皇宫。一座金碧辉煌的大殿里，放眼望去，镶着镜子的鎏金浮雕纹饰前站着演员装扮的女皇和她的伯爵情夫。女皇头戴银色假发卷，亭亭玉立，神情庄重，雍容华贵，一袭带裙箍的墨绿色长裙曳地，裙箍直到膝盖才渐次撑开，垂及精致的拼花胡桃木地板上，宛如挂在美丽的枝头的一枚美艳的无花果。女皇颀长项下一件杏黄色霞帔，一只柔荑妙手的腕部露出一段宝蓝色的花边袖口。伯爵一身红、白打扮，金线绣成的骑士装外面套一件18世纪贵族红色披风，右手执一杆精致的雕花文明杖。他的假发上面，红色的拿破仑二角帽上泛起一层白绒。
领导对大家说：“看见吗？女皇和伯爵等着跟大家合影呢。来，大家排个队，一个个上去，公家全买单。”
轮到她了。她上身一件血血红的衬衫，脖颈一个中式葡萄纽，下着一条深蓝深蓝的中裤，胸前一条瓦瓦蓝的丝巾，在胸前反打一个结，只看到一团纠结。看到她迎面走来，两只脚套上了塑料鞋套，伯爵像迎接宫廷贵妇那样，微笑着把左臂弯递给她，她迟疑了一下，好像挽住的臂弯只能是老公的，而不能是除老公之外的其他男人。于是，她在贵族面前一下子忘记了平时苦练的矜持模样，直往空中张开两只手，眼神空洞而卑微，却好像一个跳舞的少先队员做一个天真的“嘿、巴扎黑”的姿势。伯爵的脸部抽了一下筋，以为老太太要摔倒，赶忙抬起拿文明杖的右手，握着文明杖扶起她的右手。照片上，女皇从左边扶着她，伯爵在右。伯爵把眼神掉向一边，尴尬、僵硬地笑着把目光掉向地面。
对着洋摄影师，领导恭恭敬敬地说了声“Thank you”。他从洋摄影师手里拿回他的莱卡相机，一张张翻看着。边说边摇头：“啊哟，侬哪能就是小弄堂样子？不挺起身来。”。他朝莱卡相机低下头去，平顶头最接近额骨的头发还触着相机呢。近视眼镜耷拉在鼻尖。
她赔着笑说：“当然要不一样的啦，领导的风度就是好。”她这么说，大家一致附和着说是呀是呀。领导的脸上漾起笑意。却故意岔开话题：“今天夜里大家不睡觉，看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究竟是个啥样子。”
唉，好好好！她不知道领导说的是谁，反正斯拉夫人的名字都叫什么“司机”什么“车夫”的。不过，领导说出那一长串“司机、车夫”的名字，有学问，很受她敬畏。
明天，有个烧盒饭的外地人要承租她的晒台小屋。她回到了弄堂。
天正下雨，老阿娘坐在灶披间里，眼睛望着纷纷而下的雨帘，打起了瞌睡，直到看到她打着一顶伞，风风火火地进得门来，关起雨伞，使劲地朝门外甩，几滴雨把老阿娘甩醒了。
“来啦。”老阿娘看她打湿的半条深蓝色的中裤，笑着说。
她拿出全部和外国人拍的照片，和三个小孩的，和女皇、伯爵的，和别的不认识的外国女人的照片给老阿娘看。还把飞机上拿的一袋咸干花生米给老阿娘吃。
老阿娘连说：“花生米我不吃，咬不动。哦，出国好，好。有出息。哦，都是外国人呀。外国人，我晓得的。我年轻的时候，隔壁弄堂里住着一个白俄老太，每天拎只破草包，穿过好几条马路去买长棍吃。”
老阿娘九十六岁的年纪，耳不聋，眼不花，从容地朝第一张照片看去，也看到小孩手里花生米的黄颜色包装，她随即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这袋花生米，会意地笑起来。
“啊哟，小囡好白相来，侬的外国亲眷？阿是？”
说着这话，老阿娘笑起来，皱纹里凸起两道犀利的目光看着她，笑得身体发颤。
她没有觉得脸红耳热，却也跟着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