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野草》杂志开始以连载的形式推出谢方儿的长篇小说《1983年的成长》。这部二十万字的小说，以1983年作为起点，讲述了李敬海和石志坤两家人在近20年中的经历；其中石坚定与李红英两个人的成长经历，构成了整部小说的主线。故事的发生地点，是一个江南小城，“在这座古老的小城中，一条条古朴整洁的小街小巷，用青石板把这座古城梳理得井然有条，淡然的温暖和柔软流淌在街头巷尾。这里有许多品质各异的大小台门，有阁老台门、尚书台门、状元台门、翰林台门，还有徐家台门、顾家台门、虞家台门、李家台门等等的，它们像一个一个深居简出的大家闺秀，含蓄地透露出她们的典雅和灵气。李家台门就是一个不大不小不深不浅的老台门，里面住着十多户人家，但姓李的只有一户人家。李家台门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台门，中央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天井，大块平实的青石板，整齐有序地平铺成路。这个大天井，是李家台门最大的出气场。”这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有文化底蕴的小城，让人不禁对之心生向往。与这种独特、唯美的江南气息形成对比的是，小说里那些人物的人生，充满了动荡与不安，充满了苦难。石坚定和李红英的人生，更是如此。
李红英原本是一个天真无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也是小说里比较有亮色的人物。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遭受了许多的磨难。有一天快要下雷雨时，她的邻居、年纪比他大十多岁的石坚定突然到她家里来借脸盆接漏。这让在浴盆中洗澡玩耍的李红英惊慌失措，从浴盆中跳了出来，慌乱中又被脚下的小凳子碰倒在地，磕伤了身体。看到此情此景的石坚定惊呆了。就在他抱起赤身裸体的李红英时，她的父母回来了。尽管并没有足够的证据，但他们还是认定石坚定是个流氓。恰好在这时候到来的严打运动，使得石坚定无法逃脱厄运，被判刑二十年。后来，他虽然因为举报他人而获得十年的减刑，但这长达十年的牢狱生涯还是给他的心灵造成了很大的创伤。来自外界的非议，也使得李红英不敢去上学，甚至不得不改掉自己的名字。这些非议，却没有因此结束，而是如恶毒的蛇一般，如影随形。她后来的几次恋爱经历，也是因为这些闲言闲语而以失败告终。
回想起来，李红英和石坚定遭受厄运的开始，不过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偶然事件，命运借此和他们开了一个并不怎么好玩的玩笑。然而，深究一下我们就会发现，最终给他们的命运造成悲剧性影响的，还有许多的历史因素在内。李红英的父母李敬海、常杏花之所以固执地认定石坚定是个罪人，除了眼前的那些证据，还因为李家和石家之间有一段宿怨。李敬海的父亲解放前是个商人，有不少产业。解放后，李家的实业被公私合营，房产归了国有。石坚定一家住着的房子，原本就是属于李家的。常杏花的父亲则是一个地主，解放后虽然因为之前做过一些好事而没有被镇压，但所有的财产都被没收了。李敬海和常杏花在文革初期之所以会走到一起，成为夫妻，和这种阶级身份不无关系。这种阶级的差异，早已为两家人的斗争埋下了导火索；也正是有了这样的旧恨，新仇才更为显眼。因此，这两个家庭后来的长期敌对，有很深的根源。小说在对这两个人成长历程的书写中，也融入了一种阶级话语、政治话语。这使得两个人的成长之路变得更为复杂，也更具历史的意味。
虽然小说主要将笔墨放在李红英和石坚定的成长史上面，但是发生在中国当代史上的那些政治运动对人性所造成的伤害，在小说里依然可见一斑。常杏花原本可以过着很好的生活，却因为政治运动的冲击，不得不在菜市场里干起打扫、搬运垃圾的工作。这种生活上的落差，工作上的不如意，使得她后来对居委会的徐主任有了一种很复杂、暧昧的感情。小说里写到，这位徐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批斗过常杏花丈夫的父母，也批斗过常杏花自己的父母，抄过他们的家。正是抄家时的惊吓，让常杏花丈夫的父亲生病了，不到半年就郁郁而终。备受惊吓的常杏花，也因此而流产，好几年都没有怀上孩子。这样的创伤记忆，是不会轻易地抹去的。如果它能被抹去，那正好说明历史和现实，比我们所想象的，还要残酷。常杏花和徐主任之间的关系，不能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交易，却又谈不上是爱情。我们只能说，常杏花那种矛盾的心态，是人性在受到伤害、尊严被击垮以后的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产生多少高尚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值得悲悯。这种“居中”状态，让人看了，不能不觉得特别荒凉，特别悲哀。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在讲述李红英和石坚定的成长史时，小说的作者始终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他们的父母，不管是李敬海还是常杏花也好，是石志坤还是钱秀丽也好，其实都是底层百姓。他们的物质生活，他们的精神需要，他们对各自子女的那种维护与疼爱，都是很实际的。牵动他们神经的，也是一些很实际的有时候甚至是很庸俗的利益得失。当历史的风暴到来之际，他们随风而起，却没有能力御风而行，无从把握自己的命运。比如像石坚定这样一个非常听话、一心想通过高考来改变自己命运的人，却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一条让人觉得很不堪的路。常杏花亦同样如此。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同情的。
小说里写到的一些普通人之间的情感，也给小说增色不少。比如钱秀丽与石志坤在知道儿子可能被诬告犯了流氓罪之后的种种努力，那种无能为力的痛感，都令人印象深刻。又比如小说里面写到的钱秀丽变疯了，李红英给她冷番薯和糕点的细节，也是小说里比较有温情的笔墨之一。有些遗憾的是，作者在书写这样的细节时，并没有很好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更多地专注于对事物表象的描摹和情节的起承转合。这种处理策略，使得小说在人性的挖掘上不能走得更深，更远。
小说的很多细节，虽然多多少少能让人看到民间世界里美好的一面。但是，让我们觉得可悲可叹的是，历史之恶得以产生，甚至壮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也离不开这些普通百姓的参与。也就是说，他们身上那平庸的一面，那种过于重视实利的人生观，正是喂养历史之恶的重要养料。因此，仅仅是从民间的维度来构架起整部小说，固然说出了历史当中的部分真实，但是也让小说的精神境界无法得到更高的提升，缺乏必要的张力。在这个世界里，世俗的功利原则与日常生活的需要就是全部。小说所呈现的人性，是单面的，黯淡的。而事实上，我们是有机会让当中的一些人物获得一种精神力量的。比如李红英这个角色，在经历了这么多荒谬的事情之后，她完全有能力、有可能看破俗世里的一些规则，从而更自觉、更勇敢地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即使个人的努力失败，也完全可以对此有些反思的能力。在小说里，她却是一路沦陷，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都匍匐在地。又比如石坚定这个角色，那种含冤入狱所带来的心灵煎熬，那种无端地失去自由的痛苦，也使得他完全有机会飞升，获得一种不一样的观察历史与现实的视角。然而，随着故事的行进，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获得真正与命运进行对抗的力量，而是由始至终按照世俗的法则行事。这是我在阅读这部小说时，感觉特别遗憾的地方。
在平时的聊天中，我知道谢方儿在写作上是有意面向历史的。这是因为，他这一代人经历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言说这段历史，对他来说，似乎是一种责任，也是良心的驱使。值得注意的是，在写作中真正能对历史有所承担的，除了尽可能再现历史的真实，还应该对历史本身有所反思。这种反思，应该是多角度的；需要作者不断地学会移情，学会站在不同的角度上思考问题。这种反思，还应该是有深度的，具有穿透事物表象、抵达事物本质的能力。就此而言，作者的生活经验固然重要，但思考的能力也必不可少。这样的写作，其实是很不轻松的。我觉得谢方儿也应该能够意识到这种难度，更好地调整自己的写作策略和写作思路。由此，他的小说创作，肯定能走向一种不一样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