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坚持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杰出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如何拯救、改造中国的问题进行着长期的探索。本文主要是对其德育思想的地位和局限性进行分析。以此来研究其对我们现代道德建设的价值。
1 历史地位
梁启超的德育思想是把道德的改造和伦理的启蒙作为重要的武器，来批判封建道德和社会关系的不平等，以重构一个民族独立、国家强大、民生幸福的社会。其国民性改造理论和新伦理道德规范、“新民”模式的提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
1.1 是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的重要一环。梁启超的德育思想立足于“新民”的塑造，其“新民”是参考西方民族国家的新型公民。当西方强国以民族国家之面目向外侵略之时，梁启超从强烈的爱国感情出发，明确地感知到了民族的衰亡、国力衰弊的巨大危险性。梁启超笔下的“新民”，在近代中国第一次被销蚀去了传统依附人格的阴影，摆脱了“部民”、“族民”、“臣民”而以“国民”、“公民”形象出现的崭新形象。这一新形象的塑造对于激发人民的爱国之心，以共赴国难，抵御外侵，反抗卖国辱国的反动政权起了重大作用，是爱国主义由传统的“忠君爱民”向建立在近代国家、民族理念上的新的爱国观念转变的关键一环。
同时其“新民”模式的推出亦丰富了爱国主义的内容，标志着中国人对国情认识的深化。人们对国家现代化的认识从仅限于物质和制度层面到基于现代公民观念的人格素质的塑造。同时，认识到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是完全可以改造和转换的。这对于20世纪的中国人来说，更能自觉地举起国民性批判的武器，以更有效地改造中国，更快地救亡图存，从而呈现出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
1.2 促进了近代伦理道德革命深入发展。“新民德”和“道德革命”的口号在梁启超的德育思想中，是非常重要的部分，很难不引人注意。人的变革、伦理的变革是社会最内在最本质最深刻的变革。梁启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发起了一场“伦理道德革命”，从根本上治疗国民的奴性和略根性，推进中国社会的变革，其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另外，梁启超的伦理道德思想没有停留在对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抽象宣传上，而是力图把这些新的伦理道德原则具体化为国民的内在素质，用新的伦理道德培养一代适应近代社会变革的新型国民。这就是把近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变革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1.3 拓展了中国德育思想的理论发展。梁启超认为要实现社会现代化首先要写进行人的现代化，这是社会现代化的文化心理基础。因此要想实现社会现代化必须首先改造人，而后再进行其他各领域的改造。这种观点符合近代中国救亡孔亟、急需唤醒民众共同参与的时代特征。梁启超塑造的理想国民性被深深烙上了时代和民族的特点。他提倡自由平等、独立自尊、权利思想，首先将它们作为挽救民族危机的手段。为此，梁启超特别强调公德、义务观念、自治思想、合群思想、国家思想，强调个体的依附性和个体对国家、对社会的从属性，指出个人不可能孤立独行，个人只有在我与他人不可分割的体系中才能使自己得到实现，他还大力提倡进取冒险和勇敢尚武的精神。这就是说，梁启超对新的国民道德素质的概括，虽然主要灌注的近代西方传入的资产阶级伦理道德精神，但是，它们却是对西方近代伦理思想融合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一些优秀因素，从而使其倡导的新民确实展现了一种既不同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君子圣贤人格，又不同于西方近代社会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格的新的人格形象。这一思想的理路，彰显了当时中国人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传统文化以及如何处理两者之间关系的理论路径，它对我们今天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仍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2 局限性
时代的局限、阶级的偏见、思想的偏失在梁启超的德育思想体系中都能明显被感受出来。
2.1 时代局限。中国近代是一个急剧动荡、充满矛盾的社会变革时代，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道德人心领域的斗争异常激烈，又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时代造就充满矛盾的思想人物，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导致错综复杂的思想观点。
独立和现代化两者的矛盾体现于梁启超的新国民思想的建构过程中，并构成其内在矛盾，导致了其理论与实践的适用追求。这也便在终极意义上决定了梁启超道德革命和此后的新文化运动的悲剧命运。
国家的灾难，给理论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给理论家带来的危机感，一方面，使理论走出书斋，变得敏锐、切实；另一方面，也容易使理论流于肤浅。梁启超在理论上的浅尝辄止和急功近利，正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与此相反，西方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就幸运得多，他们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书斋里撰写启蒙文献，不会因为窗外的炮声而忧心如焚。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就深刻得多，并催生了一个大工业时代。梁启超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为此付出的真诚和血汗，都具有悲剧性和讽刺意义。他批判“洋务运动”是“牛体马用”，却没有看到，他服务于“君主立宪”主张的伦理思想，其实也是在重复这一老例。
2.2 阶级偏见。梁启超的伦理道德思想缺乏明确的阶级分析观点，这也是当时思想界存在的共同缺点。道德风尚属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它归根到底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但同时也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梁启超看到当时中国社会道德风尚的“腐败堕落”，文明程度的低下，对于社会进步的严重影响，本来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他由此推论出这种现象是“中国积弱”的根本，甚至最终的根源，就本末倒置了。
在检讨国民性时，梁启超虽然也对人民群众及统治阶级中存在着的劣根性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有所区别，并对产生这些劣根性的根源作了探讨；但仍然存在着把封建道德笼统地视为国民道德问题的根源，抹煞了封建道德的腐朽性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的界限。他更没有进一步分清哪些劣根性是人民群众作为小生产者自身所固有的，哪些劣根性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这样，他对中国民族性就不可能有一个全面正确的评价，在国民性的评价中必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例如，他在《新民说》中将怕死、懒惰、虚伪、缺乏毅力等主要存在于统治阶级身上的那些劣根性，不加分析地说成所有中国人共有的性格的时候，他就无法解释他在其他文章中称赞的普遍存在于广大劳动人民中的那些优良传统——刻苦勤劳、诚实憨厚以及不畏强暴的反抗精神。特别是他把中国“不能维新之大原”，归罪于四万万人之“愚陋怯懦”，这表明了他的观念的剥削阶级属性。 在改造国民性问题上只讲民族性不提阶级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在阶级社会尤其如此。梁启超这种以改造国民性为内容的理论，是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道德伦理思想。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否认他的思想中的那种救亡图存的爱国精神和许多相对合理的见解。
2.3 思想偏失。梁启超思想的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缺点是片面夸大精神的作用，将中国的衰败、封建专制制度的存在全然归咎于国民精神上的弱性。这种看法犯了倒果为因的错误。那个时代的现实告诉人们，落后的封建自然经济，建立与其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才是那时中国民智低下、民德式微、民力消沉的根源，也是中国衰微的根源，因此，旧中国之道是不言自明的。但是，梁却强调“人民造政府”，要求人们不要“科罪当局”，而应把矛头指向自身。梁启超主张“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片面夸大思想启蒙作用，试图沿着对人的思想的改造去实现社会的改造。这显然颠倒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
思想善变、立论矛盾，是梁启超思想的一大特点。政治思想上，追求进步的欲望和恪守保守的师教并存；学术立场上，可以求新又囿于旧说；一方面评级封建专制制度，另方面又在礼赞光绪的“德政”；在宣传民主、讴歌自由的同时，又担心“新道德”会蛊惑人心。诸如此类的。在国民道德问题的论述上，同样体现出梁启超“多变”的特点。当他论及启蒙，则每每说：“新民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兴民权必须先开民智；当他论变法，又说政治改革为当务之急，乃至批评那些以国民程度不足为由而阻扰政治改革的人们。以“流质善变”著称的梁启超，在新民与变法、优先于政治改革和优先于思想启蒙之间，乃至他本人在学术与从政之间不断徘徊。戊戌变法前夕，他曾坚持认为，民智为开不能遽兴民权，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他终于未按主观认识的逻辑，在开民智之前，参与发动了旨在实现君民共主的变法运动。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曾致力于《新民说》为代表的思想启蒙，并在与革命派的论争中断言，中国国民程度不足，因而不能实行共和立宪和君主立宪，只能实行开明专制。但随着立宪运动的兴起，他又逐渐置变法必先新民的理论于不顾，反而批评起清政府以国民程度不足阻扰开国会。辛亥革命刚胜利，梁启超又以国民程度不如北美为由，反对共和制，主张虚君共和。及至袁世凯复辟，他又批评严复等“筹安会”六君子以我国的国民性不合于共和而鼓吹君主制。在批判国民劣根性、检视旧伦理道德方面，梁启超确实称得上是思想界的陈涉；在倡导和构建新的伦理道德规范、塑造新民新人方面，他也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的急剧变迁与梁启超思维方式的变动不居，亦导致其思想的驳杂、矛盾，某些观点和主张甚为肤浅。
梁启超的德育思想，因其本人在思想上的伟大，以及他所建构的新的价值观，形成了一套在20世纪中国思想发展的许多方面都出现的价值和概念，得到当时和后来国人的赞赏与践行。但是由于其自身和时代的局限性，在其思想中不免有些不合适宜的地方，甚至是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因此，在对待他的思想的态度上，要学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从而更好的运用到我们今天的思想道德建设方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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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徐曼.梁启超伦理思想述论[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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