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有的犯政治错误，有的犯组织错误，有的犯经济错误，有的犯生活作风错误。在这些错误中，最严重的是政治错误，最容易犯的是经济错误，最难改的是生活作风错误。领导干部最怕犯组织错误，因为许多组织错误都被定性为政治错误，继而又可能牵出经济错误、生活作风错误。换言之，本来是“一般”错误，却被替换成“二般”的严重错误，这叫做“错误的错位”。
在政治运动中，犯了组织错误而被戴上政治错误的大帽子，被迫害致死的冤魂数不胜数，《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就是代表之一。
对于组织错误的严重性，邓拓心知肚明。他曾说过：“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只要是根椐领导指示办的，哪怕是犯了政治错误也算轻的；自作主张一旦得咎，那就可能被扣上反党帽子。”这一点邓拓看得很准，说得很好，可惜没有做到。他卷进了中央领导阶层的内部分歧，被推到历史的悬崖边，进退两难。“文革”以他和吴晗作为突破口“祭旗”。邓拓选择玉碎，为他的矛盾和痛苦画上句号，也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拉开序幕。
1956年6月，刘少奇要中宣部起草《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一文，要求《人民日报》发社论。邓拓收到稿件后略作修改排出清样送给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他们都作了亲笔修改和打磨，最后清样送给毛泽东审定。毛批示“我不看了”，表示了对社论的不满。邓拓看到批语左右为难，最后谨慎地作出选择：发排文章，使用五号字，不用社论惯例使用的四号字。
从此，邓拓失去了最高领袖的信任。1957年反右风暴来临，《文汇报》、《光明日报》发表大量大鸣大放文章，而《人民日报》不瘟不火，毛泽东的不满全面爆发。他在卧室里召见了《人民日报》6位编委。邓拓汇报工作，一开口就被打断。毛说：“过去我说你是书生办报，不对，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并批评在场几个副总编辑“不敢革邓拓的命”，鼓励他们和邓拓“拍桌子”。两个月后，毛派秘书吴冷西到《人民日报》任总编辑，分管新闻，看大样，定夺版面。邓拓任社长，明升暗降，事实上被架空。
1966年5月16日，“文革”纲领《五一六通知》通过，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突然遭劫难。也是在这一天，全国各报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的文章，文中大批邓拓：“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邓拓家里的警卫员换成了“监视员”，夫妻二人不敢大声说话，哭都不敢出声。5月17日深夜，邓拓给北京市委写了6千字的报告，表示自己的忠诚，18日凌晨喝安眠药自杀（摘自人民日报社《文史参考》，2012年第3期）。
邓拓是一介书生，但不乏书生骨气，不唯上，只唯实。他认为应当“反对急躁情绪”，就冒着风险发了社论；他认为“反右”太多太滥，就采取了“不瘟不火”的态度，这就是他的组织错误。可事实是，他没有反对组织，只不过坚持了自己的看法；他没有政治问题，却犯了政治错误。
政治错误一般指在国家性质，与中央不保持一致，与国家的信念价值观不一致等方面的错误，如反对党的领导、参加非法组织、叛变投敌等。组织错误指违反组织纪律，“不按领导人指示办事”的行为，也就是“跟人”的错误。
从理论上看，政治错误大于组织错误。可实际情况是，政治是虚的，组织是实的，政治错误小于组织错误。犯了政治错误的人只要不得罪“组织”，就有改正的机会；而犯了组织错误的人，往往“被上升”为政治错误，一砖头拍死。
组织错误的可怕在于，个人等于组织，你不与个人保持一致就是不与组织保持一致，就是反党，就是“叛徒”，就是罪大恶极、罪该万死。
“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是官场潜规则，也是许多官员的座右铭。哪怕代表组织的领导是错的，你也要唯命是从，否则就是抗上，没有好下场。这是抗上者的悲剧，更是“组织”的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