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沈逸千（1908-1944）早年曾向旅居上海的日本画师细川立三学习素描，后卒业于上海美专西画系。在校期间，开始致力于中西绘画的融合，矢志以艺术救国。“九一八”事变后，历任上海美专国难宣传团团长、上海国难宣传团团长、《大公报》写生记者、《良友》画报特派记者、中国抗战美术出国展览筹备会总干事、战地写生队队长，一生充满传奇色彩。
1932年，沈逸千刚跨出上海美专大门不久，便以画家身份参加了“陕西实业考察团”，遂揭开了20世纪中国西部题材绘画之序幕。因其自1933年单骑入蒙至1937年有作品《牧羊女》入选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以描绘草原生活的画作蜚声中外，故被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视为“艺术的新生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沈逸千不愿躲在后方坐视战事，遂出任《良友》画报特派记者，奔赴战地工作。在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途中，路遇时任山西太原西北电影公司摄影助理的徐肖冰，并接纳这位比自己年纪小的艺术青年与之结伴而行。他在平型关、雁门关、五台山和太原等地，曾与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徐向前、林彪、彭雪枫、肖克等八路军高级将领有过接触，为其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镜头。此后，徐肖冰参加了八路军，解放后担任过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厂长，一旦回忆起这段往事，便会想起这位亲如兄弟的画家。
1939年，沈逸千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为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画像，周恩来邀请他赴延安访问，1940年他到延安后，曾为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画像，均获被画人签名认可；在鲁艺举行“战地写生画展”时，华君武为之布展，艾思奇写下观感：“有真实的内容、适当的形式，就有成功的艺术作品。就中国的美术运动来说，任务就在于反映抗战中的现实斗争，创造美术上的民族形式。战地写生队诸先生的大作正表现着这样的方向。”
1942年，沈逸千在抗战时期著名的文化城桂林举办个展时，作家茅盾在观后感里称：“沈逸千先生走遍了南北各战场和西南、西北大后方，在文艺工作者之中，他是走路最多、走得最远的一个人。如果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那么，他的作品的价值也就可以知道了。”并指出：“他是用他的画笔来联系前方与后方的。”无独有偶，时隔40多年后，作为历史见证人，香港《美术家》杂志主编黄蒙田（即当年的抗日漫画宣传队队员之一黄茅）在所撰《沈逸千与战地写生》一文中则断言：“像他那样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国家民族战斗的第一线并以自己的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艺术家，几乎难以找到第二个。”沈逸千十年磨一剑，外事造化，将上海美专倡导的旅行写生做到极致，在当时就享有“写生第一”之誉。
鉴于画家沈逸千在上世纪30、40年代取得的佳绩，他不仅可谓是昔日海上画坛的后起之秀，而且成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贡献及承上启下的人物，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他既被上海美专校友朱金楼（曾任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彩墨画系主任、浙江美院教授）尊为“奠定后来新中国画基础的杰出先驱者之一”，又被老校长晚年在《海粟黄山谈艺录》里叹为“画坛怪杰”，遂被从事美术史乃至摄影史编纂的专家、学者列为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