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八十多岁了”。1930年出生的卢基扬诺夫曾经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个联盟以其简称苏联而为国人所熟知。这位大人物语调和缓，言谈中透露着老共产党人对于革命理念的坚定。表达立场时，他也很注意和本党立场保持一致。80岁寿辰时，他出了一本个人画册，封面上写着，我永远与我的祖国同在。画册展示了他和苏联不同时期领导人的交往，他和戈尔巴乔夫合影的那张，照片上戈尔巴乔夫双手一摊正在说着什么，他提醒我，那是正在和戈尔巴乔夫争论。此外还有不少照片展示了他和世界上不同国家领导人的交往，比如和江泽民握手的照片。在经历了俄罗斯多年政治生活后，他已经很习惯多个政党竞争的局面，会和记者分析比较这些政党和俄共的异同，同时也对流行的中产阶级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卢基扬诺夫见证了这个国家大部分的历史，并且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大学毕业后常年在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工作，先后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人共事过。“其中我和安德罗波夫、担任总理的柯西金互相了解得最多。”他告诉我。安德罗波夫被认为是提拔戈尔巴乔夫最重要的力量。
1990年3月他达到了人生的巅峰，那一年苏联实行总统制，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卢基扬诺夫接替戈尔巴乔夫出任苏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成为了国家二号人物。此后一年多的时间内，这个国家发生的急剧变化让世界瞠目，也使他成了正式担任这个职务的最后一人。
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等八人组织了委员会，宣布国家实行紧急状态，软禁了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以阻止原定于8月20日签订的新的联盟条约。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认为新的联盟条约会导致苏联分裂。卢基扬诺夫不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但是他对这个委员会给予了支持，他批评即将签署的联盟条约等于承认一些共和国的独立合法。紧急状态委员会希望最高苏维埃能赋予其合法性，在卢基扬诺夫主持下召开非常会议，时间定在8月26日。1993年在他的著作《虚构的叛乱和真正的叛乱》中，他略带遗憾的引述了另一位代表的话：“如果8月19日将人大代表集合在一起，那么他们会立即同意实行紧急状态。”形势发展得很快，8月21日，紧急状态失败，叶利钦一方胜利。叶利钦认为“卢基扬诺夫是政变中的主要思想家，我们不能信任他”。1991年8月27日，最高苏维埃以不记名方式结束了卢基扬诺夫的代表豁免权，他被逮捕，关在著名的水兵寂静监狱。几日后，最高苏维埃由最高立法机关变成了一个没有固定成员和地位的无组织的协商机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颁布命令停止俄共和苏共的一切活动。当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总统职位，苏联不复存在。
1992年12月卢基扬诺夫被保释出狱。1993年2月，一些俄共的负责人重建俄共，并在新的形势下合法活动，开始适应在新的国家中的选举生活。1994年2月23日，国家杜马宣布了对八一九事件相关人员大赦的决定。卢基扬诺夫至今遗憾苏联的解体。他曾经引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11月在美国休斯敦的演讲，“主要的手段是将其拖进军备竞赛。我们知道，苏联政府遵守苏联和其北约对手军备均等的原则。结果，苏联装备花费占去了预算的15%，而我们这些国家是5%左右。这自然就造成了苏联要紧缩在生产居民大众消费品上的投入。我们希望借此引发苏联居民大规模的不满。我们使用的方法之一就是‘泄露’我们拥有武器的数量。有意夸大，以诱使苏联加大军备投入。”“我们政策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利用苏联宪法上的漏洞。苏联宪法在形式上允许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只需凭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简单多数）只要有意即可迅速脱离苏联。当然，由于共产党和强力部门的凝聚作用，长时间里这一权利实际上很难实现。但这一宪法漏洞还是给实施我们的政策留下了未来的可能。”
当有人质疑这段讲话的时候，卢基扬诺夫认为，休斯敦的讲话很符合撒切尔夫人讲话的口吻，并称1991年5月28日他会见撒切尔夫人时，对方向他详细询问了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法律程序。
类似的讲话还挂在俄共的网站上，而卢基扬诺夫政治寄托的俄罗斯共产党则在努力适应着转型后的政治生活规则。在苏联解体后的岁月中，相比其他政党，俄共继承了以往的相对稳固的基层工作，有着比较固定的基层组织。在俄罗斯，你还可以看到国家杜马大厦上的镰刀斧头，还可以在各个城市的中心看到列宁以各种姿势向人们演讲。
在本俄共分裂，以及统俄党等打压的情况下，本世纪以来俄共势力大减，但还是保持了第二大党及最主要反对党的地位，也曾差点有机会翻盘。在1996年的选举中，久加诺夫的票把叶利钦逼入第二轮，以微弱少数落败。根据1993年宪法，俄联邦总统权力极大，如果久加诺夫当选，俄罗斯势必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现在俄共展现的现代政治活动，包括每年会有若干次的街头游行和示威，而最主要的是通过杜马进行斗争，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两次选举中成为票数第一，包括竞选国家杜马并在一些地方成为地方首脑。在策略上，也打出一些吸引人的口号，除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以外，还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同时也和东正教进行部分合作。因为这是俄罗斯最大的信仰体系。在去年杜马选举中，俄共获得了百分之十九点一六的支持率，在国家杜马中拥有九十二席位。而今年总统大选，则获得了百分之十七的票数，位居第二。
和各国共产党的联系
记者：你去过几次中国，是以什么身份去的？
卢：其中两次都是最高苏维埃的主席，一次是作为国家杜马的代表，国家杜马司法改革委员会的主席。
记者：你去过中国哪些城市？对中国有哪些看法？
卢：我去过的城市有北京、西安、武汉、上海、沈阳、杭州、广州等。在广州，在我看来非常有趣，新的技术得到发展，事实上也产生了新的阶层，可以说是中间阶层，一些专家，是对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感兴趣的年轻人。我和中国的同志们有过很多次谈话，我曾经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某位领导人谈过，因为我们是兄弟国家，可以通过双方的经验互相帮助。这是非常重大的事业，要想把年轻人纳入进来，首先要争取社会公平，争取免费教育，这些也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更加复杂。 另外，我也常和来自中国的同志进行交流，他们对苏联和俄罗斯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我也了解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我有很多图书，其中有几本是专门关于中国的，诗歌等等。中国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一定程度上维持了世界的平衡。
记者：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呢？
卢：我去过七十多个国家，始终和共产党保持联系。可以说，我们和左翼势力的联系遍布世界，并会继续保持。当然我们知道，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共产党，我们和它们的关系是第一位的，民主进程发生在列宁那时候，我们知道它们活动很积极，我们经常聚在一起，我和德国共产党、希腊、保加利亚、法国的共产党都有很多联系，我们能互相理解，交换意见。我去希腊、法国等等都是去见共产党的同志，在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是和他们的总统见面。我和各处的共产党都很交好。我希望我们的政策能得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解和支持，不只是共产党，还有其他有同样想法的人。
记者：请问你是什么时候和周总理见过面的？你当时是莫斯科大学在读吗？
卢：那是很久以前了，周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大学和我们的同志见面了。我当时已经参加党内的工作了，参加了这次会面，他向我们提了一些问题。我和很多中国的同志都交谈过。我一直都收集演讲和谈话的录音，我有很多录音，包括很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的声音，毛泽东、朱德等，还有越南的胡志明。
记者：你在苏联共产党内工作经历是如何的？
卢：我的个人经历很复杂。二战开始时我还是个小男孩，后来又进大学，入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我现在是大学的教授。在党内这条线上，我一开始是在苏联的部长会议法律委员会，主要从事共产党的一些紧急事务，其中包括和中国、越南有关的一些。我的一篇论文就是关于中国和越南的，是我最早的论著。现在我有四百多篇论著，包括教科书等等。离开大学以后在法律委员会工作，之后被调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担任高级顾问，之后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从事中央委员会的一般事务，处理国际运动的事务等等。
关于现代政治
记者：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参加了3月4日俄罗斯总统大选，俄共持怎样的立场？
卢：是的，我们有明确的立场，全党通过的。最重要的是，第一，恢复国家对土地、石油、森林、水体等等的所有权。第二，是和民生紧密相关的，恢复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等一系列问题。
记者：过去的20年里，俄罗斯有什么成就和不足？
卢：我不能说有什么重大的成就，因为我们失去了很多，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水平，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年轻人不了解自己的历史，我们希望的不是停滞，而是强大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
记者：有很多选民支持普京和他当主席的统一俄罗斯？
卢：这只是这样说，如果不违背法律，右派不可能在杜马中获得大多数，实际上是不超过42%-43%。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在叶利钦时代，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杜马中久加诺夫获胜了。这是很久以前了，现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很紧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好，能够互相理解。
记者：你怎么看待其他一些总统候选人？ 比如公正党的米罗诺夫、自由民主党的日里诺夫斯基，其他还有自由主义的党派。
卢：米罗诺夫自称是社会主义民主党派，但他们是由几个党组成的，在这次的选举中，米罗诺夫留意到了民众的情绪，把重点放在免费教育等上面，还有日里诺夫斯基，想拉近党和俄罗斯民众的关系。自由主义者的党代表了富人。
记者：过去俄罗斯还有几个共产党，什么工人党之类？
卢：这些都是非常小的党，现在不存在这些，在任何场合下，在国外，代表共产党的都只有我们党。我在这里工作，我全部都经历过，能很好地领导。有社会主义团体、左翼工人党，但都是非常小的团体，不会对我们的事务有什么影响。他们没能进入国家最高层。
记者：现在社会上呼吁普京推动改革，你觉得俄罗斯需要怎样的改革？
卢：事实上我们代表了改革的一个方向，我们的立场无法获得普京所代表的人的支持，但我想说，他们这些人不能代表人民的大多数。这是一场重要的斗争，为了新一代、年轻的一代斗争，在这方面共产党将发挥最积极的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很早以前就做过演讲，纲领里一条一条很清楚，我们要推动的是什么。对于这些我都确信不疑，并将继续。
记者：自苏联解体后，很多人呼吁宪法方面的改革，你是宪法方面的专家，你对俄罗斯的宪法改革有什么看法？
卢：我认为无论如何，或早或晚都必须改革。重新研究宪法的一系列的东西，吸取苏联的经验是最积极的形式。因为苏联的宪法是建立在工人、农民，还有知识分子的政权之上的，建立在人民共同所有制的基础上的，不仅成为了生产、还有工人集体的基础，在这方面中国的同志做了很多研究。一切都是工人生产出来的。在我看来，我们宪法中很多都是来源于苏联的经验，社会的新一代应当吸取苏联的经验。
记者：你有一位女儿，她也是宪法学家，也是政治活动家，现在是俄罗斯社会院成员，对你女儿有很大影响吗？
卢：我不会向她灌输什么，这完全没有必要。她只是生活在有两个共产党员的家庭里，我的妻子也是共产党员，她是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我女儿长期生活在共产党员的圈子里，她知道我们都经历过什么。她的爷爷，我的父亲，去过前线，她的奶奶也到过前线。就是这样一个普通家庭，勤奋工作的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