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凌晨，林彪座机256号三叉戟在山海关机场载着林彪等人强行起飞时，机组9人中只有机长潘景寅与3个机械师在飞机上，机组其他5人都没有上飞机。40多年过去了，九一三事件给人们留下了种种谜团，也包括机组人员的走留问题。我作为机组副驾驶之一，亲身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多年来，人们围绕机组有走有留问题有各种议论。最普遍的说法是机组其他5人没有来得及上飞机；第二种说法是机长想让机组其他5人多休息一会儿，没有叫他们起床上飞机；第三种说法认为机长这样做是有意的，说明机长潘景寅知道叛逃内情。
九一三事件之所以让人感到扑朔迷离，其原因之一就是如此重要的专机竟然只有一个飞行员就驾驶升空了。大家都知道，除小型商务机外，中型以上的运输飞机都是由机长和副驾驶两个人驾驶的。因此，在世界航空史上，还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驾驶的，更不要说一个人驾驶国家的重要专机飞行了。
当时的基本情况是：9月12日夜，机组开完会，机长潘景寅安排好第二天的工作之后，机组其他8人都在自己的房间。机长一直待在调度室主任李海彬的房间，没有睡觉。9月13日0点5分，机长从保密电话旁接到一个电话后，就让李海彬安排给飞机加油。当李海彬通过机场内部电话要油车的时候，机长走出房间，将睡在另外同一房间的3个机械师叫起床。我和领航员老李就在机械师的隔壁，只要机长再往前迈两步敲敲门，睡在隔壁的副驾驶、通信员和我也都会一起起床，但是机长当时并没有这样做。
机械师到机场停机坪（大约百十米的距离）后，去掉机身所有的堵塞、堵盖、插销、布套，拿掉所有活动舵面上的夹板及两台发动机上的蒙布。由于飞机大，机身高，有时需要一个人手扶梯子，另一个人爬上去才能将部分夹板取下来。出差在外时这些工作多数是机组全体人员一起干的，然后给油料留样，给飞机加油。
0点22分，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匆忙登上飞机。此刻，特设师邰起良才发现机组还有一大半没有到机场，于是，就拿起放在停机坪边上的场内电话叫李海彬：“首长都到了，机组怎么还没来！”此时，李海彬才急忙跑出来敲我们的门。当我刚穿好一条裤腿的时候，就听到了飞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等我跑步能看到飞机的时候，发现随着发动机的轰鸣，飞机快速滑了出去。飞机最后的起飞时间是1971年9月13日0点32分。这个时间是机组提供的，被载入了史册。
从表面看，机组的4个男人是提着裤子奔向飞机的，还没有赶到停机坪，飞机就急忙滑向跑道。造成这种“来不及”的根本原因是机长潘景寅有意安排的。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按照林立果的授意，积极主动地导演了山海关机场这部历史的活剧。但有一点必须强调，潘景寅这样做并不能说明他是叛逃的知情者，很多细节证明，潘景寅同样是受害者。
0点5分的那个电话，很可能就是林立果从北戴河打来的。因为此前林彪女儿林立衡已经把256号三又戟飞到山海关的消息报告给了周恩来。此刻的“林立果们”意识到按原计划飞往广州另立中央已不可能，于是就破釜沉舟改为北逃。
对叶群、林立果来说，一旦决定北逃，他们最担心的就是飞机的准备情况及9个人的机组。林立果在空军多年，深知飞行员们应具备的严把空中防线的政治敏感性。平时靠近国境线飞行，宁可偏向国内方向50公里，也不能偏离国境线方向1公里。因此，256号三叉戟一旦升空，叛逃的航向就会一下子将他们的阴谋彻底暴露，到那时，面对9个人的机组，在空中他们是没有把握控制局面的。林立果经常坐飞机，曾学习驾驶直升机，同样熟悉专机组的业务分工及活动规律，所以，当他们下决心叛逃后，就会打电话告诉潘景寅：“准备起飞，机组人员越少越好”。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林彪作为写在党章上的接班人，头上的光环使虔诚的人们对他的信任达到了迷信的程度。儿子林立果作为林彪的代表，下达的指令，潘景寅不但坚决执行，而且要超水平发挥。
给飞机加油、加多少油是飞行员的职业习惯，无须别人交代。但是，如何控制飞机机组上的人员最少，对机长来说并不容易。
其一，机长利用主任打电话要油车的机会，把机械师叫起床。机长职位高，住在单独的高档房间，其他人员都是按照在单位的建制分配的。历年来，在外场执行任务都是机组一起到机场准备飞机。按照机组业务活动的规律推断，机长叫醒机械师时，会向他们交代：你们先到机场把飞机准备好、加油，我和机组其他人再研究一下航线。这样，机械师们当时就不会叫我们起床。
其二，机械师走后，机长并没有跟随一起到机场，而是继续回到调度室。他这样做一方面可以继续通过电话知道来自北戴河及北京的信息；另一方面如果机械师有情况来电话，他可以灵活处理。此外，还可以防止李海彬发现机组的反常情况，因为调度室人员同样熟悉机组外场活动的规律。
潘景寅很可能是听到林彪座车的声音后离开调度室的，也可能林立果在电话中已经告诉他出发了。北戴河林彪住地联峰山距离机场约40公里，快速行驶需20分钟。所以，机长到机场的时间基本上也是0点20分。潘景寅离开调度室到停机坪直接登上飞机，没有在飞机旁边做任何停留。到此为止，机组走留的局面已基本形成。如果邰起良上飞机前没有打那个电话，直到飞机起飞，我们5人仍然在睡梦中。
从潘景寅当晚活动的时间表可以看出，他接电话叫机械师起床到最后离开调度室到机场，至少有15分钟的时间，他完全有时间和机会把我们叫起床。但是他没有这样做，直到登上飞机之前，不叫我们起床的想法都没有动摇过。
事后，我曾仔细地问过当时在场的山海关机场地面专机保障人员，机长是在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下登上飞机的，回答是没注意或者没有印象了。说明潘景寅从接到电话到登机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内，各项活动的安排十分周密，衔接恰如其分，没有让调度室主任及机械师知道我们5个人仍在睡觉。
当了解上述基本情况之后，关于机组走留的有关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既不是让机组其他人多休息一会儿，也不是不知道什么时间起飞，更不属于机组在执行任务时正常外场活动的结果。
关于有人提出“机长带上副驾驶、领航员、通信员也比带上机械师有用”的问题，就更好解释了。因为准备飞机离不开机械师，没有机械师也不能给飞机加油，连飞机舱门上的钥匙都在机械师手里。
机组按业务有飞行驾驶、领航、服务、机械等分工，在执行专机任务中他们就是一个完整的战斗集体，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允许把机组中的任何人丢下。然而，机长潘景寅设计并导演了1971年9月13日凌晨山海关机场这一幕历史的活剧，在共和国专机活动的历史上留下了令人难忘的一页。在机组人员有走有留的一场中，他扮演了主要角色。在“林副统帅重要专机任务”光环的笼罩下，潘景寅把自己送上了绝路，成了牺牲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