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的名字或是一字名（单名），或是二字名（双名），从未见过三字名，洪天贵福可说是一个创举。“洪天贵福”就是太平天国的幼王、天王洪秀全的长子。洪秀全夺取了半个天下，在天京（今南京）登基称王之后，在其长子“天贵”的名字后添加了一个“福”字，成为洪天贵福。这个名字无疑寄托了洪秀全永保社稷、代代为王的思想。说来有趣，当今中国女排老将曹慧英的女儿也是一个三字名，叫作“殷乐笑子”。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呢？曹慧英解释说，她的女儿生下来才三四个小时就会笑，而且一直很爱笑。她希望女儿今后在音乐方面有所作为，于是与丈夫殷勤研究，给女儿取了这个别具特色的名字。“殷乐笑子”这一名字既寄托了父母的愿望，又颇能显示出体坛勇将敢于打破传统、独树一帜的气派。值得一提的是，当今年轻父母有意无意仿效外国人的名字，给小宝贝取三字名的不乏其例，如笔者收录的就有纪因斯坦、高吉太郎、沈芳娟子等。这种取名方式可行与否姑且不论，但它的出现无疑是实行开放政策带来的一个变化。由此观之，取名还与时代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存在决定意识，人的取名总要这样那样地受到时代、社会环境的深刻影响。当社会结构、社会生活发生重大变更时，作为人的称谓符号的姓名及取名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易。广义的人名除名字外，还有字、号等称谓。辛亥革命以前，称字称号的风气颇盛，尤其是在文人雅士圈子内。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新思潮顺势而起，称字称号被视作“封建”传统，人们纷纷响应“一名主义”，于是字、号骤减，只用名的风气日炽，这一现象一直延续至今。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喜，荣华富贵”等字眼的比较多。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究其原因，这类名字带有比较浓厚的小生产者“发财致富”的思想意识，而这种思想显然是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走集体化道路的时代潮流与“一大二公”的公社化、“大跃进”的主旋律相抵牾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请试看下列人名表：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0年）：郑解放、秦建国、叶南下、高正明。
抗美援朝时期（1951～1953年）：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
20世纪50年代中期（1954～1957年）：高建设、申互助、童和平、张建强。
“大跃进”年代（1958～1959年）：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
三年困难时期（1960～1962年）：任自力、林更生、沈抗洪、宋图强。
20世纪60年代中期（1963～1965年）：钱志农、董加耕、高学雷、艾学锋。
“文革”时期（1966～1976年）：董文革、张要武、郑红卫、于立新、徐卫红、陈兴无、李造反、齐忠红、何向东、陈卫东。
“文革”后：韩振兴、李跃华、朱富旺、姜文明、申学文、黄从礼、高四化。
从以上一个个富有时代特色的名字中，不正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中国社会生活变化的情况吗？
1984年11月17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姓氏、人名用字分析统计成果鉴定会，从这次统计的结果看，取名用“红”字的频度越来越高，第一时期（新中国成立前）仅占0.136%，而到第三时期（“文革”十年），则猛增至2.151%，跃居人名用字的首位。这是人名用字随时代而变化的典型例证。
通过研究不同时代人们的取名用字，还可以看出审美观念的变化差异。今天，人们一般都不希望自己的身体长肥发胖，肥胖易多病，而且体型不雅不美。为了减肥，人们还学习“减肥操”、服食“减肥茶”“减肥药”。但在古代，人们并不视肥胖为不美。要肥胖就要营养好，而这只有有权有财的人才能做到，因此人之胖瘦，乃是社会地位高低的一个标志。古人用“肥”字作名字者，屡见于史，如春秋鲁国大夫季孙肥，西汉初年的齐悼王刘肥，等等。北魏高育，曾被太武帝赐爵“肥如子”。皇帝竟用“肥”字赐爵，可见“肥”在当时之美妙动听了。今天要是有人用“肥”字取名，不叫人笑掉大牙那才怪呢！在中国人名中，有“盼子型”的发噱名字，如招弟、盼弟、跟弟、爱弟等。这类人名出现于“盲目生育”的年代，形象地反映出父母一心盼得儿子的愿望。笔者有一位姓张的远亲，生有三个女儿，三人的名字颇为有趣：大女儿叫“张丽”，说明他们夫妇当年还比较喜欢女儿；二女儿叫“张弟”，希望老二能带来一个弟弟，已流露出重男轻女的思想苗头；不料第三胎还是女孩，张氏夫妇哭笑不得，将三女取名为“张多”，明确表示他们盼子无望，再生下这个女儿完全是“多”此一举的了。这些含有“男尊女卑”偏见的名字，在提倡独生子女政策的当代，大概再也不会出现了。但后人却可以据此考证出20世纪的中国曾有过一段盲目生育、重男轻女的历史。
当代社会文化信息交流频繁，国与国之间的影响日趋密切，这在人名用字中也可反映出来。本文开头提到的大陆出现纪因斯坦、高吉太郎等名字即是一例。而在台湾，由于受崇尚东洋风气的影响，青少年中流行取日文名字的做法。据香港《快报》1986年2月报道，不少台湾学生爱取日文名字，有的甚至将姓氏也改成带有日本味道的，在同学朋友之间私下互称。这些学生女的在名字后加上“子”字，男的则加上“郎”字。20世纪中国取名用字的以上变化无疑是现代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
下面我们再谈谈当代中国人取名用字的地域特色。
笔者在重庆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某日去医院就诊，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医生问了姓名、年龄后，不禁高兴地说：“可把你找到了。”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老医生解释说，他是浙江绍兴人，已有数十年没回故乡了，计划退休后回去看一看，很想找一个同乡人了解一下去绍兴的交通情况。他见我的名字中有一个“根”字，于是断定我是绍兴人。一问果真如此，我是在绍兴市上虞县出生的。
原来，绍兴人取名用字喜欢选用“根”字，笔者的小学同学中，就有许多“根”，如龙根、寿根、苗根、志根、学根、连根等，比比皆是。鲁迅先生一岁时曾被大人领到长庆寺拜一个和尚为师，师父给他取了一个法名，就叫“长根”。鲁迅的笔名“长庚”就是由“长根”来的。绍兴人的“根”真多啊！ 绍兴人还喜欢选用“阿”字取名，如阿贵、阿兔、阿三、阿芳、阿娟、阿林。此种风习在浙东乃至上海都较流行。“阿”字在绍兴、上海话中结构能力十分强，它经常作为词的前缀出现，用途甚广。如用来表示叠字，伯伯、叔叔、哥哥、姐姐，可叫为阿伯、阿叔、阿哥、阿姐；用于子女排行，可叫为阿大、阿二、阿三、阿四……其他还有各种用途，如“我们”叫阿拉，反应迟钝叫阿木林，对小孩子昵称阿囡。“阿”字真是趣味无穷，充满着浓郁的地方色彩。
由此看来，取名用字除了受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外，还有一个地域性问题。
人们的取名用字总是这样那样地和生活环境、地域文化互相联系，因而各地方的不同风习、不同环境，往往成为影响取名用字的一个重要因素。住在海滨的人取名爱选“海”字，如方四海、俞在洋、张东海；住在山区的人，则喜欢与“山”相连，如陈乐山、范雪山、潘仁山、张越岭、姜晓岚；江南水乡的人名用字多机巧、婉丽（尤其是女性名字）；塞北大漠的人名往往旷达、豪放。
取名用字最能体现出地域性特征的是山西人的名字。山西人取名（主要是农村）有两大特点，一是爱用反义词。为人父母者，总是盼子成龙，望子长得俊俏，而山西人给孩子取名却偏偏喜欢选用丑、赖、傻、憨等贬义字，如丑丑、二丑、丑蛋、丑女。其实小孩并不丑，而是父母爱极之至，故意反说。孩子聪明伶俐、活泼可爱，取的名字却是赖小、小赖、赖狗、傻宝、傻傻、憨子。孩子瘦弱胆小，父母就给他取以凶猛强悍的动物名字，如虎娃、龙龙、虎子、黄牛等。山西人取名的第二个特点是具有强烈的祈寿意味。孩子生下来比较娇嫩，难免有小病小痛，父母就选用某类坚硬、结实的东西用作孩子的名字，希望孩子长得强壮有力，如石头、石柱、铁蛋、铁柱等。为了防止孩子夭亡，取名往往选用富于力度色彩的动词，如锁柱（住）、拉柱、扣柱、栓柱、留柱等。如果已有孩子夭亡的先例，那么就在以后出生的孩子名字中，加上“补”“还”“来”等字，如补金、补贵、还中、来宝等，有的甚至取名为还债、来狗等。
从前，广东人取名爱用“帝”字，如孙中山先生的幼名就叫“帝象”。1879年秋，他就读于檀香山英教会所设的意兰尼书院时，就是以“帝象”（Tai-Cheong）幼名注册的。当时广东男子取名惯用“帝”字，盖因当地习俗信神，凡儿童出生未久，其父母即膜拜所信奉之男女神像，称为“谊父母”，并作为孩子的名字。孙中山先生家乡有北帝庙，村民给孩子取名大多系以“帝”字，如孙中山的幼时塾师叫郑帝根，邻居有叫杨帝卓的；最初参加兴中会的檀香山粤籍华侨中有陈帝裳、许帝有等。据史料记载，孙中山少年时代还用过“孙帝朱”的名字。
广东海陆丰一带，到处都有佛祖庙、妈祖庙等，男孩子的名字使用“佛、娘、妈”的很多，大约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名叫“佛生”“娘包”“妈禄”之类。福建闽南地区，也有许多佛祖庙，信佛的人也多，加上有纪念祖宗之意，所以男孩子取名用“帝”字的不少。不过这是以前的情况，现代人名已有很大不同。
取名用字的地域性特点是由于各地区的社会历史、风俗习惯、语言生活和心理状态等各不相同所造成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曾于1984年用计算机对全国七个地区的194900个人名用字进行过分析统计，发现用字使用最多的前10个“超级常用字”按顺序排列分别是：英、华、玉、秀、明、珍、文、芳、兰、国。
取名用字的地域性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农村地区，而在城市区域，人名用字的地域性特征就趋于淡化。这一方面是由于城市居民来自各地，流动频繁，甚少“封闭性”的地域观念；另一方面，高层次文化水准决定了取名用字的高雅性、理想性倾向。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