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殷璠《丹阳集》是盛唐文学原生态的重要载体。殷氏的选诗侧重选择具有诗名的润州下层文人，且在选诗标准上追求诗歌具有清奇之风、清雅之致和清逸之气。独特的选诗取向不仅奠定了《丹阳集》在唐人选唐诗选本中的独特地位，也昭示着盛唐诗歌与地域文学之间融合互动的关系。
关键词：殷璠 《丹阳集》 选诗风格
殷璠，润州丹阳人，主要活动于盛唐时期。作为唐代最有意义的诗选家，其可考可知的诗选本有《河岳英灵集》《荆扬挺秀集》和《丹阳集》三部。其中《荆扬挺秀集》二卷早佚，保存最完整的《河岳英灵集》可为唐人选唐诗数十种中最有价值的选本，是我们研究盛唐诗歌和盛唐诗歌观念的重要渠道。《丹阳集》一卷亦早散佚，现存可见其规模的《丹阳集》是陈尚君先生依据宋人《吟窗杂录》和明人《唐诗纪》所摘引《丹阳集》诗句编撰而成，共存诗二十首，残句十二则，今收入傅璇琮先生《唐人选唐诗新编》内{1}。《河岳英灵集》整体反映了盛唐诗歌在开元天宝时期的基本状态，“止录吴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的《丹阳集》却从地域文学的角度来阐发盛唐气象的生成渠道。
据根据陈尚君等学者的考证文章，《丹阳集》成编时间在开元二十三年（735）后，天宝元年（742）前。其基本情况可以从《新唐书·艺文志》四《包融诗》下之注可知：“融与储光羲皆延陵人，曲阿有馀杭尉丁仙芝、缑氏主簿蔡隐丘、监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寂、处士张彦雄张潮、校书郎张晕、吏部常选周■、长洲尉谈■，句容有忠王府仓曹参军殷遥、硖石主簿樊光、横阳主簿沈如筠，江宁有右拾遗孙处玄、处士徐延寿（延寿之姓，陈尚君先生认为当为‘余’，应是），丹徒有江都主簿马挺、武进尉申堂构，十八人皆有诗名。殷璠汇次其诗，为《丹杨集》者。”{2}《丹阳集》收录的诗人中，除了储光羲现存诗作较多外，张彦雄仅存《丹阳集》殷璠评语所引之“云壑凝寒阴，岩泉激幽响”残句，而马挺更无一句存世。而其他十五诗人存诗，亦仅共四十九首，二十二残句。
从《丹阳集》所残存的序言和评语来看，殷璠论诗推崇诗歌之“气骨”，认为“建安末，气骨弥高”，而“元嘉觔骨仍在”。所谓“气骨”，当同于殷璠《河岳英灵集序》中所言之“风骨”，即诗歌既有坚实的事义，亦有深沉浓郁的情感。这是从刘勰《文心雕龙》到初唐四杰、陈子昂等文人一直提倡的诗歌典范。从此意义上来说，《丹阳集》也是实践了初唐以来唐代文人建设唐音而寻找诗歌风骨的复古理论。《丹阳集》不仅体现了殷璠论诗在内容层面倡导风骨的思想，同时也能看到殷璠对诗歌形式的认识。傅璇琮《唐人选唐诗·〈丹阳集〉前记》认为殷璠“此时论诗尚是以气骨为主，不甚重声律，与《河岳英灵集》稍有出入”，其观点引出的材料是殷璠对丁仙芝所评之“文多质少”。从殷璠“仙芝诗婉丽清新，迥出凡俗，恨其文多质少”的评语看，确实可以看到殷璠对其诗歌气骨略少而过于强调诗歌形式之风的遗憾，但我们看殷璠对其他诗人的评语，却也能看到殷璠对诗歌语言、声律的强调。如论张晕“巧用文字，务在规矩”。“巧用文字”正指向对于诗歌语言的精心刻画和经营，只是殷璠认为这种语言上的努力必须以“规矩”为服务对象。所谓“规矩”，《丹阳集序》中言：“建安末，气骨弥高，太康中体调尤峻，元嘉■骨仍在，永明规矩已失，梁陈周隋，厥道全丧。”从语脉来看，殷璠所说的“规矩”或许正是建安、太康、元嘉时一以贯之的“气骨”。也就是说，张晕文字的工巧正是为了追求诗歌气骨的规矩。从这一点来看，殷璠并没有贬低诗歌声律、文字等语言层面的艺术性，而只是认为一切语言形式的追求当以诗歌内容、情感为依归。这一点，与后来《河岳英灵集序》中所谈的“声律风骨始备”、“文质半取，风骚两挟”是一致的，或者，从《丹阳集》模糊的表述到《河岳英灵集》清晰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殷璠在认识盛唐诗歌的流变而成熟的过程。《丹阳集》中的润州诗人多为下层文士，甚至是布衣处士。《唐音癸签》卷二十八提及《丹阳集》，云其中诗人：“亦多盛唐间人，吴、杨所产也。殷氏叙其履历，但一二稍显。自余布衣冗秩，旁午篇中，岂此方当时遂无贵且文者耶。”{3}其实，盛唐润州文人中亦有显达者，如马怀素，马怀素显名于中宗时期，作为中宗修文馆直学士，马怀素是中宗时期宫廷文学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其存诗十二首又一句，多是围绕宫廷君臣活动而创作，且其诗歌风格典雅，声律森然，是初唐七律定型的主要实践者。马怀素进入盛唐，亦身居高位，“开元初，为户部侍郎，加银青光禄大夫，累封常山县公，三迁秘书监，兼昭文馆学士”{4}。而殷璠之所以不收马怀素入《丹阳集》，一方面是马怀素诗歌宫廷气象和典丽风貌与殷璠《丹阳集》选诗标准的龃龉，另一方面或与殷璠《丹阳集》所选对象多为仕途平淡者有关。在殷氏所选诗人中，即使如包融、储光羲曾在京城守职，亦不过是以风流名士的身份成为盛世朝市的点缀。他们的诗歌往往是在江南文化和山水背景中写成，流露出对隐逸生活和淡泊人生的向往。
殷璠《丹阳集》选诗的诗歌标准之一是追求清奇之风。所谓“清奇”，《二十四诗品·清奇》：“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晴雪满竹，隔溪渔舟。可人如玉，步■寻幽。载瞻载止，空碧悠悠，神出古异，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气之秋。”观其所述，大凡清泠且幽僻之意境多为清奇之风。《丹阳集》中的诗歌在取象立境上亦往往有清奇之姿。申堂构之“霜添柏树冷，气拂桂林寒”，词气幽僻且有劲峭之风；孙处玄之“残花与露落，堕叶随风翻”、 沈如筠之“思酸寒雁断，淅沥秋树空”，写景细屑，且意境清寒苦僻，略有后来姚贾之风。故殷璠在论其人诗时，往往侧重对其“奇”的重视，如论包融则云“情幽语奇”，论蔡隐丘则云“体调高险，往往惊奇”，论张彦雄“云壑凝寒阴，岩泉激幽响”则云“非凡俗所能至”等。为何《丹阳集》诗人群具备此清奇之风，一方面与晋宋以来最求“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以追新”的景物刻画和语言求新有关系，另一方面则与《丹阳集》诗人群的生存状态有关，尽管这群诗人主要活动在盛唐时期，但他们在政治上并无多大的作为，大多沉沦下寮，甚至处士终身，这样一种清寒的生存状态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诗人在创作上对清奇诗风的自觉追求。 殷璠《丹阳集》选诗的第二个标准是清雅之致。如果说清奇之风更多是通过语言新奇和写景幽细的途径塑造而成的话，那么清雅之致主要是因江南文人不婴世物的生存姿态和文辞言谈的书卷风流而生成。所谓清雅，清指诗境清新宁静，雅指意趣高远、平淡中和。殷璠论谈■“精典古雅”、论殷遥“遥诗闲雅”，此是从“雅”的角度正面指出二人诗风清雅。而论丁仙芝“婉丽清新”、论蔡希寂“词句清迥”、论周■“窈窕鲜洁”则是从“清”的角度见其清雅之风。周■《潘司马别业》：“门对青山近，汀牵绿草长。寒深包晚橘，风紧落垂杨。湖畔闻渔唱，天边数雁行。萧然有高士，清思满书堂。”诗歌极其细致地描述了别业居所环境，透露出一种疏野平淡之气，而诗亦塑造出一个生性淡泊而心灵高远的高士形象，全诗味道沉缓，意蕴萧爽，词气雅厚。又谈■《清溪馆作》：“指途清■里，左右唯深林。云蔽望乡处，雨愁为客心。遇人多物役，听鸟时幽音。何必沧浪水，庶兹浣尘襟。”虽然诗人作于客愁望乡之际，然鸟鸣幽幽、清流潺潺中，自能洗去俗世之尘氛，自有一种洒脱旷达之气度。其他如殷遥之《友人山亭》，《山行》莫非清雅之作。
《丹阳集》第三个选诗标准是清逸之气。如果清雅之致着重于雅，那么清逸之气着重于逸。所谓“逸”，本指马脱缰绳奔跑，如《国语》：“马逸不能止。”因此，逸是奔放之义，就如天马行空，如行云流水，舒畅奔放。皎然《诗式》：“逸，体格闲放曰逸。”蔡隐丘《石桥琪树》：“山上天将近，人间路渐遥。谁当云里见，知欲渡仙桥。”词意通晓，然尾句却能展现出超俗欲出的凌云之气，倒有一种高旷之度，又其残句“整巾千嶂耸，曳履百泉鸣”，自然之壮阔与文人之洒脱相映成趣，自成俊逸。故殷璠论其诗“虽乏绵密，殊多骨气”。又殷璠论处士张彦雄则云：“彦雄诗但责（按，陈尚君疑“责”当作“贵”）潇洒，不尚绮密。”即使是包融之诗，亦多清逸之风。如《阮公啸台》：“荒台森荆杞，蒙笼无上路。传是古人迹，阮公长啸处。至今清风来，时时动林树。逝者共已远，升攀想遗趣。静然荒榛间，久之若有悟。灵光未歇灭，千载知仰慕。”全诗一联不对，全无五言诗之均衡凝重之气，贯以清狂之才性以咏史述怀，自有一种纵横萧爽之风。其诗《酬忠公林亭》《登翅头山题俨公石壁》亦是同调之诗。即使储光羲诗歌“务在直置”，然亦有“宏瞻（按，“瞻”疑当作“赡”）纵逸”之气。
综观而言，清奇之风、清雅之致和清逸之气构成了殷璠《丹阳集》选诗的重要风格尺度，而这种独特的风格走向无疑具有江南地域文化的鲜明特点。丹纳《艺术哲学》认为艺术决定于三个因素：种族（天生、遗传倾向）、环境（自然环境、国家政策、社会情况、艺术传统）、时代（支配观念）。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亦是中国传统批评的重要关目。孔颖达疏《礼记·中庸》：“南方谓荆、扬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性宽缓和柔。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刚猛，恒好斗争。”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上：“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故其人亦明慧文巧，而患在轻浅。”而孔尚任《古铁斋诗序》直接云：“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风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凡人不为诗则已，若为之，必有一得焉。”润州地处江南，山林虽无北方山岳之雄奇，然胜在幽深隐秀，生于此处，文人性情往往清逸平和，而润州为江南水乡泽国，如果说北方的水更多以其浩瀚苍茫赋予北方文人雄健深厚的人格和端直骏爽的诗格的话，那么江南的水更多以其灵秀清雅赋予江南文人淡泊旷达之人格和俊秀疏达的诗格。润州如此温润淡雅的山水文化，最终造就润州诗人幽雅自然的地域人格，从而形成清新淡雅的灵动诗行。
总之，殷璠是从地域文化精神的角度出发，力图要呈现出江南地域文化和文学与共时性异质地域文化和文学——如关陇地域文化和文学、山东地域文化与文学——之间的差异。同时，殷璠选诗原则中既标举江南文学的独特性和独立性，又强调江南文学在与共时性异质地域文学之间交流互动的关系，从而确立气骨与声律并举的文学史观念，展现出殷璠对盛唐诗歌的成熟状态的理论构架。
{1} 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77—98页。
{2}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09—1610页。
{3} （明）胡震亨：《唐音癸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94页。
{4} （后晋）刘■：《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164页。
基金项目：本文为江苏省社科研究文化精品重点课题“地域文化视域下的初盛唐江南文人与诗歌研究”（项目号12SWA—012）阶段性成果
作 者：周衡，文学硕士，江苏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编 辑：杜碧媛 E？鄄mail：dubiyuan@163.com
